宋代四大草书写手,苏黄米蔡中的蔡为何人?他的名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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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黄米蔡”之“蔡”是谁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日,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日,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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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的书法,是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列在一起的“四大家”之一。元朝人王芒《跋蔡襄氵兆河石砚铭》,比较四家之长,对蔡襄书法评价颇高。“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越浑灏流传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笔佳。
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以,而以视之家,则中正不倚矣”。
� 蔡襄(1012——1007),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人,曾为西京留守推官。累官知谏院、直史馆、兼修起居住,曾和端明殿学士移守杭州。
� 在宋四大家中,蔡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因而深受同时代人赞誉和尊重。《宋史·蔡襄传》说:“襄工於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四大家中的苏轼,认为“蔡君谟为近世第一”,“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乎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廾九。)黄庭坚也认为“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也”。
�蔡襄真、行、草、隶皆能入妙品。但诸种书体中其水平还是有层次的,后人评价他的书法“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云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东坡题坡》卷四。)他的书法,谨守晋唐法度,有古意,讲功力,宋微宗说他“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衍行》。)元人虞庥更认为他是宋代能守古法的最后一人:“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道园集古录》。)
� 蔡襄的行书变化多端,他的行书作品《自书诗》十一首。字体径寸,姿态翩翮。始则行中带楷,继则变为行草,最后挥洒自如,成了小草,整卷虽有变化,但风格却是浑然天成,潇洒俊美,风神妍媚,颇具《兰亭》之风。
� 蔡襄的草书受唐朝虞世南影响很深,结体清劲秀长。作品《入春帖》,用笔抑扬顿挫,流畅圆转,有翔龙舞凤之势。
� 楷书方面,蔡襄大、中、小楷皆备。他的大楷受颜真卿柳公权等影响较深,字体端庄遒劲,宏壮雄伟。《昼锦堂记》是由欧阳修撰文,蔡襄书的楷书碑刻,此碑字体方整古雅,用笔遒劲,其法出入于颜、柳之间。宋人董说“蔡君谟妙得古人书法,其书《昼锦堂记》,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成碑型,时谓‘百衲碑本,故宜胜人也”。宋代书法家一般不长于大楷碑板,而蔡襄却独擅于此,故难能可贵,《昼锦堂记》也成为宋碑之翘楚。另一作品《万安桥记》也是大字碑刻,每字径五寸,字体恢宏壮阔,气势磅礴开宕。蔡襄的中楷作品《谢赐御书诗》,法度严密,不激不厉,神采端严,其用笔稳健凝重,确有晋唐遗韵。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评价说:“蔡君谟此诗学韩昌黎《石鼓歌》,书学欧阳率更《化度寺碑》及徐季海《三藏
和尚碑》,古人书法无一笔无来处,不独君谟也”。小楷是蔡襄用力最深,也最为得意的书体,其代表作《茶录》为平生最为得意之书作。据《甫田集·龙茶录考》说,其文始作于皇之年,治平元年定正重书,因此在明时传有数本。欧阳修评说此书:“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君谟小字新出而传者二,《集古录目序》横逸飘发,而《茶录》劲实端严 ,为体虽殊,而各极其妙,盖学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后人对这件作品也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很有晋唐人风规:意境类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虞世南《破邪论》,结体似颜真卿,可与小字《麻姑山仙坛记》并传千古。
� 由此可知,蔡襄书法谨守晋唐法度,古风独存,卓为大家。但不足之处也较明显,这就是太过拘于成法,很少创新,缺乏个性。在宋四大家中,尽管资历最老,也很受苏、黄、米诸家推崇,但总体上缺少是其他三家端庄、雅致清新和具有独创性的艺术魅力。不过,蔡襄作为宋代前期的书法家代表,远承晋风,近接唐绪,振宋初书法衰颓之风,启两宋书法豪迈清峻之潮,其在宋代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以,而以视之家,则中正不倚矣”。
� 蔡襄(1012——1007),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人,曾为西京留守推官。累官知谏院、直史馆、兼修起居住,曾和端明殿学士移守杭州。
� 在宋四大家中,蔡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因而深受同时代人赞誉和尊重。《宋史·蔡襄传》说:“襄工於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四大家中的苏轼,认为“蔡君谟为近世第一”,“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乎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廾九。)黄庭坚也认为“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也”。
�蔡襄真、行、草、隶皆能入妙品。但诸种书体中其水平还是有层次的,后人评价他的书法“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云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东坡题坡》卷四。)他的书法,谨守晋唐法度,有古意,讲功力,宋微宗说他“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衍行》。)元人虞庥更认为他是宋代能守古法的最后一人:“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道园集古录》。)
� 蔡襄的行书变化多端,他的行书作品《自书诗》十一首。字体径寸,姿态翩翮。始则行中带楷,继则变为行草,最后挥洒自如,成了小草,整卷虽有变化,但风格却是浑然天成,潇洒俊美,风神妍媚,颇具《兰亭》之风。
� 蔡襄的草书受唐朝虞世南影响很深,结体清劲秀长。作品《入春帖》,用笔抑扬顿挫,流畅圆转,有翔龙舞凤之势。
� 楷书方面,蔡襄大、中、小楷皆备。他的大楷受颜真卿柳公权等影响较深,字体端庄遒劲,宏壮雄伟。《昼锦堂记》是由欧阳修撰文,蔡襄书的楷书碑刻,此碑字体方整古雅,用笔遒劲,其法出入于颜、柳之间。宋人董说“蔡君谟妙得古人书法,其书《昼锦堂记》,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成碑型,时谓‘百衲碑本,故宜胜人也”。宋代书法家一般不长于大楷碑板,而蔡襄却独擅于此,故难能可贵,《昼锦堂记》也成为宋碑之翘楚。另一作品《万安桥记》也是大字碑刻,每字径五寸,字体恢宏壮阔,气势磅礴开宕。蔡襄的中楷作品《谢赐御书诗》,法度严密,不激不厉,神采端严,其用笔稳健凝重,确有晋唐遗韵。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评价说:“蔡君谟此诗学韩昌黎《石鼓歌》,书学欧阳率更《化度寺碑》及徐季海《三藏
和尚碑》,古人书法无一笔无来处,不独君谟也”。小楷是蔡襄用力最深,也最为得意的书体,其代表作《茶录》为平生最为得意之书作。据《甫田集·龙茶录考》说,其文始作于皇之年,治平元年定正重书,因此在明时传有数本。欧阳修评说此书:“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君谟小字新出而传者二,《集古录目序》横逸飘发,而《茶录》劲实端严 ,为体虽殊,而各极其妙,盖学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后人对这件作品也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很有晋唐人风规:意境类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虞世南《破邪论》,结体似颜真卿,可与小字《麻姑山仙坛记》并传千古。
� 由此可知,蔡襄书法谨守晋唐法度,古风独存,卓为大家。但不足之处也较明显,这就是太过拘于成法,很少创新,缺乏个性。在宋四大家中,尽管资历最老,也很受苏、黄、米诸家推崇,但总体上缺少是其他三家端庄、雅致清新和具有独创性的艺术魅力。不过,蔡襄作为宋代前期的书法家代表,远承晋风,近接唐绪,振宋初书法衰颓之风,启两宋书法豪迈清峻之潮,其在宋代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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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1012年生,1067年逝世,北宋书法家。字君谟,其祖先本光州人,后居兴化仙游(今属福建),迁莆田。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谥忠惠。善书,工正、行、草书,也善章草。书学虞世南、颜真卿,并取法晋人。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东坡题跋》称“‘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米芾《海岳名言》评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传世墨迹有《谢赐御书诗》和书札、诗稿等。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著有《茶录》、《荔枝谱》,及后人所辑《蔡忠惠公集》等。《谢赐御书诗》,亦称《自书谢表并诗》、《进诗帖》,是蔡襄所书的楷书墨迹。帖内所记的内容大致是皇上钦赐蔡襄“君谟”二字,蔡襄感激万分,作诗以进献皇帝表示谢恩。纸本,楷书,一轴表文,并书古诗一首。凡38行,每行字数不一,共320字。纵24.8厘米,横107.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式古堂书画汇考》、《墨缘汇观》著录。此帖的楷书是蔡襄的精心之作。由于他天资极高,博学精鉴,为人正直,一丝不苟,因此楷法正谨,笔笔精心,处处精丽,力追平和蕴藉的风格。明顾复《平生壮观》:“白纸正书,无板实之恨,容夷婉畅。此公第一楷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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