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15周年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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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15周年：变与不变
北京的港式茶餐厅越来越多了，不是模仿港式的那种，而是香港人自己来开的。在这些餐厅里面，周围总是会响起粤语；很多时候，都可以听到香港顾客在那里谈论内地人现在是多么的有钱。
这些地道的茶餐厅通常都不大，老板们通常会亲自坐镇打理。我想起上海那家茶餐厅的老板，那应该是两年前，坐在他那家装修的非常六十年代的餐厅里面，他告诉我：在香港，像他这样的餐厅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租金太贵。尤其是大地产商名下的商场，（当然，没有商场不是大地产商的），他们会连接租户的电脑，根据租户的营业状况，来决定加租金的幅度，以及是否要把不赚钱或者赚钱不多的租户赶走。
这样的后果就是，几乎所有的商场，被连锁店占领，占领的结果是垄断，拿超市来说，虽然多了一些品牌，但是这些品牌只不过是同一集团下面的加强版，卖更贵的东西而已。而让市民更无奈的是，这些加强版的超市，迅速地成为唯一的选择。
几年前，新界的一些居民，在facebook上面发起过一个活动，抗议地产商把一家平价的百货公司赶走，取而代之的是专门售卖比较昂贵货品的百货公司。这家新的百货公司，虽然有着一个日本名字，但其实就是这家地产商名下的产业。地产商除了要大小通吃，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为了分流自由行的内地游客，因为在地铁火车沿线的商场，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了，于是地产商甚至开始了这样的服务：在广州深圳等地提供直通巴士，把这些内地购物客带到远离火车沿线的商场。
对于内地购物客来说，到香港购物，不仅仅是名牌，更多是日用品，婴儿食品，柴米油盐，甚至水果蔬菜。我不知道这种改变是从哪年开始的。之前，是香港人北上采购日用品，特别是食品。但是现在，一来内地物价飞涨，很多用品算下来，香港更加便宜；二来也实在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不能放心。至少，香港有严格的产品安全检测，即便是内地供港食品，也需要特供。
几个月前去中环剪头发，已经帮衬那家店快十年了。坐在落地窗前，习惯性的望向窗外，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师傅感觉到我的疑惑，提醒我：“你没有发现，那家健身中心不见了吗？”我恍然大悟，窗外那些乘着午饭时间来健身的中环男女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银行的服务中心。不过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银行的铺面，应该是在主街上，怎么沦落到了这里？师傅告诉我，现在，主街完全被金铺占据了，于是，银行搬到了这里。而这里的小店，只能搬到更小的街道，或者变成楼上铺，或者就干脆结业。租金也因此而涨了很多。他都不知道，自己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店，还能够坚持多久。
这样的改变，都是因为自由行。时代广场的电影院被LV取代了——对于自由行来说，多了一个方便购物的地方，但对于香港本地民众来说，则少了一个休闲的去处。
最近一次回香港，邻居告诉我，我们那里的房价上涨了很多，因为一个旅游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住的地方本是香港郊区一个安静的乡村。但现在正在建或许是香港最高的观音像，还会有人造沙滩。从我家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对着观音像的正面。也许对有的人来说，这是值钱的景观，但是对于我来说，无法明白，为何要用人工的痕迹，来破坏原本自然的环境？我甚至可以想象，未来，一车车的大巴士会如何打破这里的宁静，狭窄的两车道，势必会变得拥挤不堪。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这是我们所要的生活吗？我的邻居是环保专业人士，他更加担心，人造沙滩会污染现在清澈的海水。只是，环保团体的声音，能够和地产商抗衡吗？
回归十五年，对于要建设一个怎样的香港，每年特首的施政报告里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描述，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太记得了；提过中药港，好像没有太多的下文；至于数码港，变成了又一个房地产项目而已。倒是特首曾荫权提出要建设向伦敦纽约看齐的国际大都会让我记忆深刻。当时只有一个感想：是不是特首北京去得太多，看到那样快速的发展，于是沾染了同样的毛病？
CNN有一个报道，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越了新加坡以及英国：最贫困的百分之十的人，每个月只有二百多美元的收入；而最富有的百分之十，月收入超过一万七千美元。虽然在香港，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网，但是就连新当选的特首梁振英都公开承认，目前贫困人士的日常生活正在遭遇非常严重的问题。
曾经在铜锣湾街头看过这样一个展览，看看低收入人士和家庭他们的居住环境以及一日三餐可以吃点什麽。对于生活富足的人来说，你可能无法想象，一家三口居住在只有两平方米、被间隔出来的房间里面；你也难以想象，有的人，一日三餐，就是依靠慈善组织的一顿饭，或者是好心的邻居，挂在门口的一袋面包店卖剩的面包。
解决这样的状况，从来都是政府的责任。自由行带来的表面经济繁荣，最终受惠的依然是大财团。虽然也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对于大部分香港民众来说，承受的却是这种繁荣带来的物价上升、楼价上升、生活成本的上升，而收入的增幅，远远跟不上通胀。
因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也就可以理解社会上的不满和怨气，即便是“蝗虫论”，在这样的声音后面，依然还是对于政府不作为的不满。
一些内地民众批评香港，总是会用这样的理由：英国人统治的时候，你们没有民主，现在为何叫得那样大声？其实，这些人从来都没有了解过香港。香港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一个殖民地的标签，却看不到在殖民地的标签下面，香港如何走到今天。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香港人的民主意识，香港对于法制和自由的坚守，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回溯到以前。他们也不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政府的要求，对于自己的权利，对于自己的义务，是如何一点点的认识，一点点的提高，一点点的要求。
其实这些批评者只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就会理解，每个人都有要求更好的权利，一个社会才会向前，而不是停滞甚至倒退。
十五年前和十五年后的香港，城市的外表变化，当然比不上北京、上海，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些地方。这也许让一些执政者感到遗憾，但对我来说，香港的变化已经够多了：新的政府总部，新的立法会，新的地标；天星码头没有了，喜帖街没有了，越来越多富有人情味的小店铺，小街区没有了；讲普通话的人多了，会讲普通话的人也多了。香港变得没有以前干净了，香港人的服务，也没有以前专业了，香港和内地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了。对我来说，只剩下司法，还支撑着这个地方。
北京的港式茶餐厅越来越多了，不是模仿港式的那种，而是香港人自己来开的。在这些餐厅里面，周围总是会响起粤语；很多时候，都可以听到香港顾客在那里谈论内地人现在是多么的有钱。
这些地道的茶餐厅通常都不大，老板们通常会亲自坐镇打理。我想起上海那家茶餐厅的老板，那应该是两年前，坐在他那家装修的非常六十年代的餐厅里面，他告诉我：在香港，像他这样的餐厅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租金太贵。尤其是大地产商名下的商场，（当然，没有商场不是大地产商的），他们会连接租户的电脑，根据租户的营业状况，来决定加租金的幅度，以及是否要把不赚钱或者赚钱不多的租户赶走。
这样的后果就是，几乎所有的商场，被连锁店占领，占领的结果是垄断，拿超市来说，虽然多了一些品牌，但是这些品牌只不过是同一集团下面的加强版，卖更贵的东西而已。而让市民更无奈的是，这些加强版的超市，迅速地成为唯一的选择。
几年前，新界的一些居民，在facebook上面发起过一个活动，抗议地产商把一家平价的百货公司赶走，取而代之的是专门售卖比较昂贵货品的百货公司。这家新的百货公司，虽然有着一个日本名字，但其实就是这家地产商名下的产业。地产商除了要大小通吃，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为了分流自由行的内地游客，因为在地铁火车沿线的商场，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了，于是地产商甚至开始了这样的服务：在广州深圳等地提供直通巴士，把这些内地购物客带到远离火车沿线的商场。
对于内地购物客来说，到香港购物，不仅仅是名牌，更多是日用品，婴儿食品，柴米油盐，甚至水果蔬菜。我不知道这种改变是从哪年开始的。之前，是香港人北上采购日用品，特别是食品。但是现在，一来内地物价飞涨，很多用品算下来，香港更加便宜；二来也实在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不能放心。至少，香港有严格的产品安全检测，即便是内地供港食品，也需要特供。
几个月前去中环剪头发，已经帮衬那家店快十年了。坐在落地窗前，习惯性的望向窗外，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师傅感觉到我的疑惑，提醒我：“你没有发现，那家健身中心不见了吗？”我恍然大悟，窗外那些乘着午饭时间来健身的中环男女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银行的服务中心。不过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银行的铺面，应该是在主街上，怎么沦落到了这里？师傅告诉我，现在，主街完全被金铺占据了，于是，银行搬到了这里。而这里的小店，只能搬到更小的街道，或者变成楼上铺，或者就干脆结业。租金也因此而涨了很多。他都不知道，自己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店，还能够坚持多久。
这样的改变，都是因为自由行。时代广场的电影院被LV取代了——对于自由行来说，多了一个方便购物的地方，但对于香港本地民众来说，则少了一个休闲的去处。
最近一次回香港，邻居告诉我，我们那里的房价上涨了很多，因为一个旅游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住的地方本是香港郊区一个安静的乡村。但现在正在建或许是香港最高的观音像，还会有人造沙滩。从我家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对着观音像的正面。也许对有的人来说，这是值钱的景观，但是对于我来说，无法明白，为何要用人工的痕迹，来破坏原本自然的环境？我甚至可以想象，未来，一车车的大巴士会如何打破这里的宁静，狭窄的两车道，势必会变得拥挤不堪。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这是我们所要的生活吗？我的邻居是环保专业人士，他更加担心，人造沙滩会污染现在清澈的海水。只是，环保团体的声音，能够和地产商抗衡吗？
回归十五年，对于要建设一个怎样的香港，每年特首的施政报告里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描述，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太记得了；提过中药港，好像没有太多的下文；至于数码港，变成了又一个房地产项目而已。倒是特首曾荫权提出要建设向伦敦纽约看齐的国际大都会让我记忆深刻。当时只有一个感想：是不是特首北京去得太多，看到那样快速的发展，于是沾染了同样的毛病？
CNN有一个报道，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越了新加坡以及英国：最贫困的百分之十的人，每个月只有二百多美元的收入；而最富有的百分之十，月收入超过一万七千美元。虽然在香港，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网，但是就连新当选的特首梁振英都公开承认，目前贫困人士的日常生活正在遭遇非常严重的问题。
曾经在铜锣湾街头看过这样一个展览，看看低收入人士和家庭他们的居住环境以及一日三餐可以吃点什麽。对于生活富足的人来说，你可能无法想象，一家三口居住在只有两平方米、被间隔出来的房间里面；你也难以想象，有的人，一日三餐，就是依靠慈善组织的一顿饭，或者是好心的邻居，挂在门口的一袋面包店卖剩的面包。
解决这样的状况，从来都是政府的责任。自由行带来的表面经济繁荣，最终受惠的依然是大财团。虽然也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对于大部分香港民众来说，承受的却是这种繁荣带来的物价上升、楼价上升、生活成本的上升，而收入的增幅，远远跟不上通胀。
因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也就可以理解社会上的不满和怨气，即便是“蝗虫论”，在这样的声音后面，依然还是对于政府不作为的不满。
一些内地民众批评香港，总是会用这样的理由：英国人统治的时候，你们没有民主，现在为何叫得那样大声？其实，这些人从来都没有了解过香港。香港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一个殖民地的标签，却看不到在殖民地的标签下面，香港如何走到今天。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香港人的民主意识，香港对于法制和自由的坚守，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回溯到以前。他们也不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政府的要求，对于自己的权利，对于自己的义务，是如何一点点的认识，一点点的提高，一点点的要求。
其实这些批评者只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就会理解，每个人都有要求更好的权利，一个社会才会向前，而不是停滞甚至倒退。
十五年前和十五年后的香港，城市的外表变化，当然比不上北京、上海，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些地方。这也许让一些执政者感到遗憾，但对我来说，香港的变化已经够多了：新的政府总部，新的立法会，新的地标；天星码头没有了，喜帖街没有了，越来越多富有人情味的小店铺，小街区没有了；讲普通话的人多了，会讲普通话的人也多了。香港变得没有以前干净了，香港人的服务，也没有以前专业了，香港和内地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了。对我来说，只剩下司法，还支撑着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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