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什么朝代综合实力是世界第一 包括经济 民生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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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实力看，汉当然是最强的！
[转贴]：一个时代的剪影-----汉 （作者:金立扬）
一、开国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三国演义篇终诗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朝开国。
登基六年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纵酒狂欢。酒酣，高祖一边击筑，一边唱起自己即兴创作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如后人评价的：“高祖《大风》这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这里有胜利者的豪迈，有开国君主的踌躇满志。在志得意满之余，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当他环视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他的眼神一定是忧虑的。
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战国数百年的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秦朝残暴的统治，随后又是秦末的大规模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当时的政治也极不稳定，危机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陈豨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叛乱波及华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卢绾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
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同样如此。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秦呢？《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来路同样不凡。
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二、武功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 塞下曲
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百年战争胜利的号角，宣告了法兰西民族的兴起，此后几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蒙古金帐汗国和瑞典王国之后，俄罗斯民族开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西班牙无敌舰队折戢沉沙，英国人成为海洋上新的霸主，打开了日不落帝国之门。北美英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从此屹立于世。而汉民族，则是在与匈奴民族长达四百年的残酷战争中，最终确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作战，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题。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可以抵御之，甚至战胜之，却难以彻底征服之。游牧民族居住于广漠的塞北苦寒之地，高纬度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暴风雪、饥饿、疾病、蚊叮虫咬、极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征战，无情地淘汰着弱者。游牧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不需要训练即可作战，“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而且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中就点出了这种困境：“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单于为全国最高首领，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部众皆以十进制分为24个万骑，万骑之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但是汉军居然把这不可能的事给做成了。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拖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
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发起漠南之战。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长途奔袭五百里，把匈奴右贤王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骑兵部队初试锋芒。此战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向大漠深处进攻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又发起河西战役。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洮），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两千余里，杀虏三万余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靠千里流沙为屏障，惟求自保。
但是汉武帝决不善罢甘休。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步兵三十万殿后。卫青出定襄一千余里，与伊稚斜单于的匈奴主力军团展开决战。汉军在漫天风沙中队形不乱，纪律严明，匈奴骑兵大败，伊稚斜单于只带少数人向北突围逃走。霍去病则率领“敢力战深入之士”出代郡，长驱两千余里，杀虏七万余人，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乃封狼居胥山，登临翰海，祭告天地，庆祝胜利。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到东汉初年，匈奴已经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降中国，北匈奴则依然为患。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朔方，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南匈奴单于出满夷谷，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深入瀚海沙漠三千余里，到稽落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崩溃，北匈奴单于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随军出征的班固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封燕然山铭》：“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两年后（91年），汉军再接再厉，企图一举消灭已经极度衰弱的北匈奴汗国。征西将军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带领精骑穷追五千余里，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大破匈奴军，俘获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尽获其珍宝财畜。单于仓皇逃走，不知去向。北疆和西域的北匈奴势力被彻底拔除。
汉朝对匈奴的全胜，有其国大民富、兵器尖利的因素。其实，这些优势，历代中原王朝无不拥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就是一例，但宋却先败于辽，再败于金，最后亡于蒙古，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宋所缺少的，是一种强悍的精神力量。
汉匈战争中汉军发起的所有关键性战役，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大规模的骑兵兵团为核心，劳师远征，长途奔袭，直捣龙庭，除恶务尽。两千年前的北方大漠，没有道路，没有地图，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沿线补给，有的只是饥渴、严寒和漫天的黄沙。“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在严酷的自然和嗜血的强敌面前，汉军格斗而死的，疾病而死的，饥寒而死的，数以万计。但是汉军依然义无反顾，一次又一次出塞千里，一扫胡尘，所依托者，是全民族的尚武风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战国时代的总体战遗风犹存，兵民不分，有事则人尽可兵，事毕则兵尽还民。《汉仪注》中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战阵。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贵族子弟或者家世清白的子弟（良家子）则可以加入期门羽林，担任皇室警卫。上至封君列侯，均有从军义务，即使是丞相之子也在戍边之调。当时，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全国。伏波将军马援有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穷困潦倒的贫民依然拥有一把利剑，“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平民拥有兵器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洒削”（磨剑、修剑削）也能成巨富，司马迁曾为之慨叹：“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今天属于温柔之乡的江南一带，当时的民风却比北中国还要强悍，“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儒者，一样习武知兵。景帝时期的经学名家辕固得罪了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被扔进了野猪圈，辕固手持利刃，“下圈刺豕，正中其心。”司马相如自幼练习击剑，东方朔则以剑术自负。皇室贵胄也决没有生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文弱，狩猎、比武甚至搏兽是他们共同的喜好。以搏兽而论，汉武帝“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昌邑王刘贺登基后，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广陵王刘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斗野熊，能空手搏之，熊“莫不绝脰”。
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段话对比了魏晋人与秦汉人精神气质的巨大差异：“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面对未知的、广阔的、无限的世界，面对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人生，后世的中国人或远观，或麻木，或逃避，或沉溺于奢靡之中。汉人则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如蒯通所言：“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听说海上有仙人，他们的船队就拔锚起航，连皇帝也数次三番地泛舟于万顷波涛之上。听说遥远的西边有宝马，有财富，有其他的文明，汉朝的使节、军队和商人就源源不断地奔赴无边无际的沙漠和群山。
于是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张骞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在既无经验，又无补给，强敌拦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测的大漠挺进。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娶了匈奴妻子，但是一旦逃出，还是继续向西，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国。在汉代，象张骞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张骞出塞百余人，惟二人得还，可谓九死一生，但是史书记载：“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那个时候，汉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听说从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今印度）和西域，汉人就翻越崇山峻岭，冒着热带瘴气节节挺进，灭且兰，降滇国，定七郡，拓地千里。听说西边有个强国叫大秦，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湾，而汉朝的海船则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
于是有了冠军侯霍去病的“有气敢往”。公元前 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带兵出征，即“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捕虏两千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祖父，生擒单于叔父，出奇制胜，勇冠全军。后来，匈奴浑邪王谋降汉，霍去病前往迎接，浑邪王部将看到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许多人不想投降了，纷纷逃遁。霍去病再次显出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的剽悍勇猛，当机立断，一马当先，驰入匈奴军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浑邪王遂降。霍去病一生中的许多战斗，都是不带辎重，在敌人深远的后方寻找、追击、毁灭，这是农耕民族的游牧军队，是冷兵器时代的闪电战。李白称颂道：“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长驱直入，摧枯拉朽，是之谓也。
于是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两征大宛。听说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有汉血宝马，汉武帝派人以重金求之。大宛欺汉朝遥远，不但不给宝马，反而诛杀汉使。太初元年（公元前103年），大将李广利率汉军出征讨伐。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远的远征，据《剑桥中国秦汉史》测算，目的地距离长安在5000公里以上。远征军开始出师不利，溃退回玉门关。汉武帝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第二年，经过增援的汉军再次咬牙越过茫茫大漠，沿途屠轮台，灭郁成，大宛杀王献马出降。这次胜利，武帝顿全国之力，“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换来几千匹宝马。汉帝国从此声威大震，西域诸国望风披靡。
于是有了史不绝书的汉使立功绝域的故事。孤悬万里之外，身处敌国之中，汉朝的使节依然能够以单车轻骑，斩名王，定属国，布国威于四方。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率吏士40人智斩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国。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出使西域，听说莎车国发生政变，汉使被杀，当机立断，不待奏闻朝廷即调集各国兵马，一举攻克莎车都城，重立莎车王。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兴师，越过葱岭，诛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元延二年（前11年），段会宗以轻兵深入乌孙，诛乌孙太子蕃丘。至于定远侯班超，在投笔从戎以后，率三十六人号令诸国，横行西域三十一年，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其人其功，更是震古烁今。
[转贴]：一个时代的剪影-----汉 （作者:金立扬）
一、开国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三国演义篇终诗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朝开国。
登基六年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纵酒狂欢。酒酣，高祖一边击筑，一边唱起自己即兴创作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如后人评价的：“高祖《大风》这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这里有胜利者的豪迈，有开国君主的踌躇满志。在志得意满之余，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当他环视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他的眼神一定是忧虑的。
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战国数百年的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秦朝残暴的统治，随后又是秦末的大规模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当时的政治也极不稳定，危机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陈豨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叛乱波及华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卢绾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
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同样如此。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秦呢？《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来路同样不凡。
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二、武功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 塞下曲
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百年战争胜利的号角，宣告了法兰西民族的兴起，此后几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蒙古金帐汗国和瑞典王国之后，俄罗斯民族开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西班牙无敌舰队折戢沉沙，英国人成为海洋上新的霸主，打开了日不落帝国之门。北美英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从此屹立于世。而汉民族，则是在与匈奴民族长达四百年的残酷战争中，最终确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作战，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题。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可以抵御之，甚至战胜之，却难以彻底征服之。游牧民族居住于广漠的塞北苦寒之地，高纬度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暴风雪、饥饿、疾病、蚊叮虫咬、极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征战，无情地淘汰着弱者。游牧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不需要训练即可作战，“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而且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中就点出了这种困境：“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单于为全国最高首领，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部众皆以十进制分为24个万骑，万骑之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但是汉军居然把这不可能的事给做成了。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拖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
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发起漠南之战。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长途奔袭五百里，把匈奴右贤王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骑兵部队初试锋芒。此战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向大漠深处进攻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又发起河西战役。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洮），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两千余里，杀虏三万余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靠千里流沙为屏障，惟求自保。
但是汉武帝决不善罢甘休。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步兵三十万殿后。卫青出定襄一千余里，与伊稚斜单于的匈奴主力军团展开决战。汉军在漫天风沙中队形不乱，纪律严明，匈奴骑兵大败，伊稚斜单于只带少数人向北突围逃走。霍去病则率领“敢力战深入之士”出代郡，长驱两千余里，杀虏七万余人，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乃封狼居胥山，登临翰海，祭告天地，庆祝胜利。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到东汉初年，匈奴已经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降中国，北匈奴则依然为患。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朔方，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南匈奴单于出满夷谷，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深入瀚海沙漠三千余里，到稽落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崩溃，北匈奴单于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随军出征的班固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封燕然山铭》：“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两年后（91年），汉军再接再厉，企图一举消灭已经极度衰弱的北匈奴汗国。征西将军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带领精骑穷追五千余里，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大破匈奴军，俘获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尽获其珍宝财畜。单于仓皇逃走，不知去向。北疆和西域的北匈奴势力被彻底拔除。
汉朝对匈奴的全胜，有其国大民富、兵器尖利的因素。其实，这些优势，历代中原王朝无不拥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就是一例，但宋却先败于辽，再败于金，最后亡于蒙古，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宋所缺少的，是一种强悍的精神力量。
汉匈战争中汉军发起的所有关键性战役，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大规模的骑兵兵团为核心，劳师远征，长途奔袭，直捣龙庭，除恶务尽。两千年前的北方大漠，没有道路，没有地图，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沿线补给，有的只是饥渴、严寒和漫天的黄沙。“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在严酷的自然和嗜血的强敌面前，汉军格斗而死的，疾病而死的，饥寒而死的，数以万计。但是汉军依然义无反顾，一次又一次出塞千里，一扫胡尘，所依托者，是全民族的尚武风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战国时代的总体战遗风犹存，兵民不分，有事则人尽可兵，事毕则兵尽还民。《汉仪注》中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战阵。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贵族子弟或者家世清白的子弟（良家子）则可以加入期门羽林，担任皇室警卫。上至封君列侯，均有从军义务，即使是丞相之子也在戍边之调。当时，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全国。伏波将军马援有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穷困潦倒的贫民依然拥有一把利剑，“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平民拥有兵器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洒削”（磨剑、修剑削）也能成巨富，司马迁曾为之慨叹：“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今天属于温柔之乡的江南一带，当时的民风却比北中国还要强悍，“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儒者，一样习武知兵。景帝时期的经学名家辕固得罪了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被扔进了野猪圈，辕固手持利刃，“下圈刺豕，正中其心。”司马相如自幼练习击剑，东方朔则以剑术自负。皇室贵胄也决没有生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文弱，狩猎、比武甚至搏兽是他们共同的喜好。以搏兽而论，汉武帝“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昌邑王刘贺登基后，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广陵王刘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斗野熊，能空手搏之，熊“莫不绝脰”。
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段话对比了魏晋人与秦汉人精神气质的巨大差异：“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面对未知的、广阔的、无限的世界，面对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人生，后世的中国人或远观，或麻木，或逃避，或沉溺于奢靡之中。汉人则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如蒯通所言：“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听说海上有仙人，他们的船队就拔锚起航，连皇帝也数次三番地泛舟于万顷波涛之上。听说遥远的西边有宝马，有财富，有其他的文明，汉朝的使节、军队和商人就源源不断地奔赴无边无际的沙漠和群山。
于是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张骞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在既无经验，又无补给，强敌拦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测的大漠挺进。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娶了匈奴妻子，但是一旦逃出，还是继续向西，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国。在汉代，象张骞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张骞出塞百余人，惟二人得还，可谓九死一生，但是史书记载：“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那个时候，汉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听说从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今印度）和西域，汉人就翻越崇山峻岭，冒着热带瘴气节节挺进，灭且兰，降滇国，定七郡，拓地千里。听说西边有个强国叫大秦，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湾，而汉朝的海船则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
于是有了冠军侯霍去病的“有气敢往”。公元前 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带兵出征，即“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捕虏两千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祖父，生擒单于叔父，出奇制胜，勇冠全军。后来，匈奴浑邪王谋降汉，霍去病前往迎接，浑邪王部将看到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许多人不想投降了，纷纷逃遁。霍去病再次显出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的剽悍勇猛，当机立断，一马当先，驰入匈奴军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浑邪王遂降。霍去病一生中的许多战斗，都是不带辎重，在敌人深远的后方寻找、追击、毁灭，这是农耕民族的游牧军队，是冷兵器时代的闪电战。李白称颂道：“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长驱直入，摧枯拉朽，是之谓也。
于是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两征大宛。听说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有汉血宝马，汉武帝派人以重金求之。大宛欺汉朝遥远，不但不给宝马，反而诛杀汉使。太初元年（公元前103年），大将李广利率汉军出征讨伐。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远的远征，据《剑桥中国秦汉史》测算，目的地距离长安在5000公里以上。远征军开始出师不利，溃退回玉门关。汉武帝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第二年，经过增援的汉军再次咬牙越过茫茫大漠，沿途屠轮台，灭郁成，大宛杀王献马出降。这次胜利，武帝顿全国之力，“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换来几千匹宝马。汉帝国从此声威大震，西域诸国望风披靡。
于是有了史不绝书的汉使立功绝域的故事。孤悬万里之外，身处敌国之中，汉朝的使节依然能够以单车轻骑，斩名王，定属国，布国威于四方。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率吏士40人智斩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国。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出使西域，听说莎车国发生政变，汉使被杀，当机立断，不待奏闻朝廷即调集各国兵马，一举攻克莎车都城，重立莎车王。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兴师，越过葱岭，诛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元延二年（前11年），段会宗以轻兵深入乌孙，诛乌孙太子蕃丘。至于定远侯班超，在投笔从戎以后，率三十六人号令诸国，横行西域三十一年，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其人其功，更是震古烁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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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明朝，因为那个时候郑和开通了海运，天下大一统，没看见韩剧经常说大明王朝怎样怎样么，军事上臣服了周边小国，前期真是强，经济更不用说了，海上丝绸之路都有，火器火铳什么的从外国进过来。
科技相对发达,在火器和航海领域位列当时世界第一,相对于后来的满清,明朝相对更加开放。
辽东铁骑，永乐大典，七下西洋你想想吧，前期军事谁敢惹。生产力更不用说了，元代后面是明朝，自从黄道婆老奶奶到明朝，纺织业已经很牛了。明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时代。银票被广泛使用，那就是支票啊，现在只用支票的多么，你懂得。
科技相对发达,在火器和航海领域位列当时世界第一,相对于后来的满清,明朝相对更加开放。
辽东铁骑，永乐大典，七下西洋你想想吧，前期军事谁敢惹。生产力更不用说了，元代后面是明朝，自从黄道婆老奶奶到明朝，纺织业已经很牛了。明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时代。银票被广泛使用，那就是支票啊，现在只用支票的多么，你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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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麻烦你啊帮我简单的说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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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了，呵呵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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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力最强的是汉朝，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都是世界最强的，其军力相当于整个世界的一半，
经济实力最强的是唐朝，占世界GDP总和的58%，文化影响是历史上最大，唐朝的出口占是全世界总和的73%，其中丝绸、陶瓷占国内出口额的83%，
国土面积最大的是元朝，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经济实力最强的是唐朝，占世界GDP总和的58%，文化影响是历史上最大，唐朝的出口占是全世界总和的73%，其中丝绸、陶瓷占国内出口额的83%，
国土面积最大的是元朝，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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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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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麻烦你帮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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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汉唐盛世，汉唐极大的扩展了疆域，而只有一个强大的朝代才有能力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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