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列举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美术的新发展?

Answer 1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
李松
中国春秋、战国工艺美术创作的时代特征，自春秋中期以后开始形成,到战国时期达于成熟。其审美表现是推崇精巧富丽的繁饰之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思想的空前活跃、人的价值的提高，工艺美术突破礼制的局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泼、自由的创作倾向,各种工艺美术都出现一些杰出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成就表现在青铜、漆器、玉石、琉璃、陶瓷、金银、丝织刺绣等方面。春秋中叶以后手工业制造的中心由周王室转入各诸侯国家，有官府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种。礼器、兵器等重要器物的生产控制于官府工业之手。春秋晚期出现总结百工技艺的专著《考工记》，内容包括论述百工的社会地位与分工、工艺思想、城市、宫殿、器物制度、技艺经验等诸多方面。其所记述的当时主要手工业部门分工共有攻木、攻、攻皮、设色、刮摩、博埴 6部分30个工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工艺美术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特色。各地区之间又相互交流，彼此影响，形成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具有独立的地域性特色的文化区域主要有：以周和三晋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区，以燕、赵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区,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文化区,以吴、越为代表的东南文化区,以徐楚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区,以秦为代表的关中文化区，以及西南方的巴、蜀、滇文化区。战国以后，楚文化和秦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青铜工艺　春秋早期，青铜工艺沿袭西周风格，春秋中期到战国中，出现重要变化，成为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 2个高峰时期。青铜器类和组合关系都发生新的变化,主要器类有①容器:炊食器有鼎、鬲、□、□、□、
豆、敦等。鼎依然是最尊贵的青铜礼器，与□配套使用，依使用者的不同社会地位而在数量上有所区别。鼎用单数，依9、7、5、3为次。□按复数相应配置。最高统治者用9鼎8□。但□越现象不时发生。酒器主要为壶、□、□、舟、鸟兽尊等,以往盛行于商、西周时期的爵、□、觚、觯、卣、尊、方□等均被新器类所取代。水器有鉴、盘、□、盆等。②乐器：主要有编钟、 编□、□于等。成组的编钟数量最多，保存完好的是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有钮钟19枚,甬钟45枚,合共64枚。另有□1枚。依其大小和音高为序编为8组，悬挂于曲尺形的3层铜木结构的钟架之上。在钟架中下层终端与转角处，立有6个钟虚铜人。③兵器:主要有戈、矛、殳、戟、剑和弩机、镞等。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兵器种类、数量很多，一些贵族使用的兵器嵌金错银、装饰精美的纹饰和图案化的文字,或髹漆绘彩,本身也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著名的吴王光剑、越王勾践剑，剑身有经过特殊处理而产生的光焰状或菱形花纹，异常精工。④生活用具：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为铜镜与带钩。铜镜初发现于齐国文化遗址。战国晚期，铜镜制造大为兴盛，以楚国铜镜为数最多。铜镜的工艺美术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系列不同于一般青铜器纹饰的独特纹饰，并在适合纹样的设计中表现出杰出的创造才能。河南洛阳金村所出的狩猎纹镜背面有错金银的骑马勇士挥剑与虎格斗和异兽图形。还有嵌玉、嵌琉璃的铜镜，均为战国铜镜的精品。带钩是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南方的服饰用具，战国中期以后在贵族生活中普遍流行。有的铸为兽形，有的鎏金镶玉，非常精巧。此外还有车马器、工具等。
　　　　　　　　春秋蔡侯爵铜鼎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贵族竞尚奢侈，青铜器数量大增，大型器物很多，异形器种类繁多。在制作目的上，实用功能已居于主要地位，制造技艺上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分体铸造，焊接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春
秋中晚期开始应用失蜡法熔模铸造技术，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偏早的楚墓中所出的铜禁、铜盏等，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盘，都是应用失蜡法铸造的。铜禁以表层纹饰与内部的多层铜梗组成细密的透空云纹，曾侯尊颈部附有兽形饰,腹、足部分各有4龙攀附,曾侯盘口沿上有4个抠手状方耳,下有4龙形蹄足。两器上的龙形附饰，周身由众多弯曲的小螭交相连接而成，螭尾向外伸展，使器物外形产生浮动、迷幻的感觉，尊的口沿与盘的抠手由
透空的多层细小蟠虺构成立体纹饰，互不接续，靠两层铜梗支承。
　　流行于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纹饰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为由两条或数条螭龙纠结而成的纹饰。此外还有羽状（波浪纹）、□纹、贝纹、垂叶纹等。铭文字体有时也被图案化而成为纹饰的组成部分。以前流行的饕
餮纹依然被保留，但狞厉色彩已经消褪而更富于装饰趣味。装饰手法的创新和新纹饰的产生与铸造技艺的发展同步。例如精细的蟠虺纹、羽纹的广泛应用就与印模法的推广有直接关系，在制范时，以此类纹饰的单元纹样
上下左右相联，打印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构成异常精细繁密的大面积装饰花纹。再如，错金银和嵌异色金属技艺的流行，不仅造成多色彩的装饰效果，而且促成狩猎纹等新纹饰的产生。自春秋晚期始，出现了与
以往完全不同的倾向于写实的人和动物纹饰。初期主要是狩猎纹，以后发展到表现贵族生活的宴乐、习射、采桑、弋射，以至水陆攻战等内容，并有简单的环境描写。主要有3种形式:一类是用锋利的刃器在槌制的薄壁铜器上刻画出的线刻图像；一类是嵌红铜或其他异色金属的类似剪影式的图像，在画面上，人物活动作平面的多层配置；还有一类是减底平刻的图像。
　　战国中期以后，素面铜器逐渐流行，突出了质材和造型设计之美。有的素面铜器表面鎏金或施加彩绘。
　　春秋战国青铜器中具有突出艺术价值的代表作品有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中期的立鹤方壶（见彩图立鹤方壶
春秋)河南新郑出土），河南辉县出土的春秋晚期吴王夫差鉴，山西浑源李峪出土的战国早期牺尊、鸟兽龙纹壶,故宫博物院藏战国龟鱼蟠螭纹方盘、螭梁□,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出土的龙凤方案、虎噬鹿器座，安徽寿
县所出战国中晚期错银卧牛，江苏涟水所出战国中晚期嵌绿松石卧鹿，陕西兴平所出战国中晚期错金银云纹犀尊等。具有雕塑意义的青铜人像主要有器物座和人形灯两类。其代表性作品有曾侯乙墓的钟□铜人，河南三门
峡所出战国中晚期漆绘人形灯，以及湖北包山大冢出土的铜灯等。
　　漆器工艺　商代中期已达到较高水平。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原髹于木盒、盘等器物上的残漆片多以薄板为胎,涂朱髹漆后,再绘朱红纹饰。有的在木胎上雕出饕餮纹等纹饰,再涂朱髹漆,纹饰的眼部镶嵌绿松
石，还有的贴錾花金箔。纹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圆点、焦叶纹、人字纹等，漆面乌亮，表明当时在晒漆、兑色、髹漆等方面已掌握了较熟练的技艺。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原为豆、□等容器上的残漆片也有与青铜器相类的纹饰。在湖北蕲春毛家咀发现的西周早期彩色残漆杯，也是薄板胎。在黑、棕地色上绘以朱彩的云雷纹、目纹、圆涡纹。
　　　　　　　　　　战国铜灯
　　春秋战国以后，漆器工艺日益繁荣。春秋时期的漆器开始使用金属附件，并有镶嵌金贝和压花金箔的作品。战国时期,数量大增,发现地域广泛，最多的是河南、湖南、湖北地区的楚国漆器和四川青川等地战国晚期的秦国漆器,北方漆器遗存较少,但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战国时期漆器应用范围极广,包括日常饮食,生活用具的耳杯、盘、盂、俎、案、箱、奁等，乐器的鼓、瑟、编钟架等，以及兵器、车马器等。明器中的俑和楚墓特有的镶有鹿角的镇墓兽、虎座凤鸟悬鼓、虎座飞鸟、透雕小座屏等，也是反映现实生活或富有神奇、幻想色彩的雕塑作品。器表多髹黑漆,作为底色,上面用漆或油彩绘出金、黄、红、赭、绿、白等色图案，常见的为各式云纹、几何纹、钩连纹、动植物纹，以及表现狩猎、舞乐、出行等活动的图像,色彩绚丽,纹饰生动。也有些漆器的纹饰为针刻,线条劲利流畅,表现出很高的绘画水平。漆器胎骨以木胎居多,也有夹□胎和竹篾胎。此外,髹漆、彩绘还有施加于铜、陶等物品的，漆器镶嵌也有很大发展。战国中晚期还出现了□器。
　　　　　　　　战国彩绘漆奁
　　大型漆绘的代表性作品为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棺，外棺以10根铜立柱嵌柱10块同大的木板构成,长3.2米，棺外以黑漆为底，用朱色和金黄色绘出旋涡纹、变异之纹、□纹。内壁髹朱漆。内棺长2.49米,内外壁均髹朱漆,外以金黄和黑色在棺档、侧面画窗格，两旁绘手持长兵器的有角及羽翼的守卫神人，其余部分则绘满纠结缠绕着的神怪、龙、凤、蛇等无数怪异形象。战国晚期的湖北纪南城包山大冢所出彩绘漆棺 5面绘有生动的18组龙凤纹，以黑、红、黄为主色，辅以绛、褐、灰、白等色和大量金粉,造成金碧辉煌的效果，整个画幅面积达4平方米以上。河南信阳长台关 1号墓所出彩绘锦瑟上的射猎、燕乐等图像，湖北包山大冢漆奁上的《出迎仪仗图》等，都是战国时期漆绘艺术的精品。
　　　　　　　　战国漆木盖豆
　　玉石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普遍运用，改革了砣具等琢玉工具，使玉器的雕琢技艺空前提高。贵族男女盛行佩玉习俗，将玉的材质之美与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以不同造型的礼玉作为区分贵族等级身份的标
志之物，贵重玉器被广泛用于社会交际场合、礼仪活动和国际交往，珍贵玉器价值连城。春秋战国玉石雕刻艺术追求繁缛、精巧的雕琢，大量应用镂空的技艺，琢为阴阳双关的纹饰，玲珑剔透。流行的纹饰主要有蟠螭纹、龙凤纹、 蒲纹、 谷纹、乳钉纹和各种变形的云雷纹等。玉石雕刻还常与金银细工结合,制成立体雕刻、容器、带钩等物，以不同质材、色泽构成豪华、富丽的审美效果。制玉工匠属于百工之中的刮摩之工。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雕刻的代表性作品有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的金链舞女玉佩饰，河南光山春秋早期黄君孟墓出土的玉人头饰、人首蛇身饰等，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1号楚墓所出玉兽牌饰、虎形璜等,曾侯乙墓所
出多节玉佩、玉四节佩等，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王墓所出大玉璜等，河北平山县战国中期中山国墓葬所出三龙蟠环透雕玉佩、小玉人、各种浮雕、透雕的饰板等，安徽长丰杨公乡战国晚期墓所出镂空龙凤纹玉佩等。其中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链舞女玉佩以玉舞女、冲牙、双璜、玉管等组合成一组玉佩饰,两舞女左右成对,长袖盛,衣纹稠叠流畅,造型优美。淅川楚墓所出玉兽面牌饰长7.1厘米，宽7.5厘米，通体雕刻隐起的兽面纹与云纹、龙的趾爪穿插而成的浮雕图案,结构严谨活泼,表现出的新颖设计构思能力和制作技艺，代表了玉器雕刻艺术到春秋中期以后新的发展趋向。曾侯乙墓所出的多节玉佩，全长48.5厘米，最宽8.5厘米。以5块玉料琢为有活环套接的16节玉片,有璧、环和方、长方、精圆等形式,其中有的两件同形成组。玉片上各有浅浮雕、镂空的龙(蛇)鸟等纹饰,各节之间的套环除8个是由玉材整体上琢成的之外,还有4个活环的金属榫插接而成，可以拆开、分解为5组。其制作之精工,为同时代玉器中所仅见。辉县固围村所出大玉璜长20.2厘米,以7块玉料和两个鎏金铜兽头构成,呈弧形,主体部分以5块玉材组成双首龙形,身上有隐起的云纹，正中上侧雕一小卧兽，也是大型礼玉中的精品。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中出现了很多造型异常生动活泼的龙、凤等形象，代表性作品为洛阳金村所出的雕龙谷纹玉璧、龙纹玉佩，长丰杨公乡墓所出的镂空龙凤纹玉佩等，或通体琢为龙、凤形，或以龙、凤等形象为器身上的附加装饰，形象活泼矫健，轮廓线流畅而富于曲折变化。肖形的圆雕一般也属于小型的饰玉，光山县黄君孟墓出土的玉人头饰、洛阳小屯村战国大墓所出两件裸体小儿骑兽玉佩、平山中山国墓所出玉人均高 3厘米左右，有穿，可佩系，形象处理倾向于写实。山东曲阜鲁故城所出青玉鸟，高5.6厘米，长4.8厘米，曾侯乙墓所出的牛、羊、猪、犬、鸭等微型玉雕，有的小如稻粒，各有真实、生动之致。
　　　　　　　　战国蟠螭纹石板雕
　　石雕数量较少。平山中山国 3号墓所出两件大型石板,长45厘米,宽40.2厘米，由许多小石板拼连而成。四周以涡纹为饰,内雕虎、兽面、蟠虺等纹饰,穿插变化巧妙，制作精美。圆雕作品有安徽寿县朱家集所出石卧牛，造型虽简略，而整体感较强。
　　丝织工艺　中国丝织工艺开始出现于原始社会晚期的良渚文化。商、西周时期已达到较高水平。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所出商代丝织物印痕中可见，已有平纹的纨、平纹绉丝的□、绞纱类的纱罗等。还发现有比较精细的麻布。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现有西周中期的提花菱纹绮和朱红、石黄两色辫子股绣针法的刺绣印痕。
　　战国时期丝织品和刺绣达到很高成就，发现于南方楚国地区的实物遗存最多。其中一次重要的发现，是在湖北江陵一座战国中晚期小型墓葬中发现的保存尚较完好的35件衣物，墓主人为中年女子。出土的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包括绢、绨、 纱、罗、绮、锦、绦、组8类,以绢和锦类数量居多。锦有二色、三色两类。为追求色彩和图案的丰富变化，二色锦采用了分区配色和阶梯连续的手法。锦的纹样有塔形纹、凤鸟凫几何纹、各种菱形纹、条纹等。三色锦结构紧密,纹样构图大,其中舞人动物纹锦，以143个提花综织造,说明当时已有先进的提花机，并掌握了熟练的织造技艺。绦有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两类。纬线起花绦有田猎纹、龙凤纹、六边形条纹。针织绦带结构复杂,并应用了提花技术,有动物纹、十字纹和星点纹。同墓所出还有刺绣作品21件，以绢或罗为地，花纹主题为龙、凤，有的间以花卉。图案变化极为丰富、生动,或作龙凤相蟠,或作舞凤逐龙，或作龙、凤、虎相搏斗，反映出当时的工匠对处理图案构成已有成熟的经验。绣线用色有棕、红棕、深红、朱红、桔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钴蓝等，都是先以淡墨或朱色描绘出图稿而后绣制的。
　　　　　　战国绢地龙凤纹九彩绣衾
　　其他工艺　金银器、陶瓷、琉璃等工艺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新的发。金器在商代已有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1号祭祀坑发现有以纯金皮包卷而成、长142厘米的金杖，以金皮模压而成的面罩和以金箔模压成的虎形饰，
都具有巴蜀文化的特色。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葬盛行以金银器随葬，如曾侯乙墓所出的 5件金器中的金碗，高10.7厘米，重2150克，为已知同时期最大、最重的金器。洛阳金村周墓、平山中山国墓也出土很多金银器，金村所出银俑、嵌玉金带钩都具有代表性。同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盛行使用金银器，如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匈奴族古墓所出虎牛纹金冠饰、
鹰形金冠顶饰、四虎食牛纹金牌,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所出金牌饰，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匈奴墓所出金、银虎和金鹿形怪兽及银鹿等，其设计、制作均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
　　此外，包金青铜器和以金、银镶错的技艺也十分兴
盛，并有很多杰出的创造。
　　陶瓷工艺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南方古越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发，灰陶仿青铜器、漆器的倾向和陶礼器的盛行，磨光、暗花、朱绘、线刻等装饰手法的应用和器物造型装饰意匠的加强，建筑用陶的发展。铺地的
砖模压有各种几何形、鸟兽形纹饰。壁面砖装饰和作栏杆用的栏板砖也于战国时期出现了。各国的瓦当纹饰各具地方风格特色，成功的创造了多种适合纹样。燕下都的兽形排水管头是装饰与实用功能结合得很好的范例。
　　琉璃制品初见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常见的珠、管之外,还有璧、环、璜等仿玉器作品,以及琉璃杯、剑饰、印章等。战国琉璃器有多种透明或不透明的色泽。琉璃珠上常有以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成的鱼目纹或多
彩套色俗称“蜻蜓眼”的美丽花纹。其材料为铅钡玻璃质，与古代埃及、罗马的钠钙玻璃不同。
　　参考书目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