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安第斯空难的事件经过
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天渐渐亮了，意识也随着血液慢慢流回我的大脑，我听见周围有人声。 眼前的影子渐渐化成一个人的脸，我看到一对深褐色眼睛上面的一蓬乱发。我慢慢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头，发现头发被干了的血块粘在了一起。周围的人在轻轻地耳语着，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掉进了大山里。机上45人活下来的只有28人，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和与我同行的母亲都死了，19岁的妹妹苏西奄奄一息。 到了第8天下午，我用手臂揽着苏西，突然感觉到了她的变化，她脸上的忧愁渐渐淡去，然后停止了呼吸。 我从没有过这么强烈的孤独感，我才只有22岁，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我们中的多数都只是些从18岁到22岁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然而我们却被抛弃在这荒山野岭中，饥饿、伤痛，还有寒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机上的副驾驶员在生命垂危之际曾喃喃道：“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库里科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面100英里的一个小城市。照此推断，只要越过西面最高的这座山峰，向西就是智利。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但是，首先要想办法活下去。进入冬季的安第斯山，决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寒冷折磨着我们，高山空气稀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高山的阳光充满了强烈的紫外线，嘴唇和皮肤都起了泡，厚厚的积雪让我们举步维艰，稍一走动，雪就没到臀部。坠机后，队长马塞洛召集未受伤的人组成搜救小队，将几十个被困在机身里的乘客解救出来。两个学过医的队员罗伯特和古斯塔沃帮着照顾伤员。有的人伤得很重，一个名叫恩里克的球员被一根6英寸的钢管刺穿腹部，古斯塔沃替他将钢管从身体里猛拉出来时，连带着拉出了几英寸长的肠子!但性格坚韧的恩里克不顾自己的伤痛，马上又去帮助其他人。
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峰，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第一夜，5个重伤的幸存者在严寒中死去。空难幸存者爱德华·斯特劳克回忆起第一夜的经历时说：“我们把所有尸体从机舱拖到外面，这样我们在机舱里就有更多的空间。”这些幸存者用摔坏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飞机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把飞机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来缝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晚上所有人挤在一起，脸对着脸睡觉，这样呼出来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面人的脸上。我们都带有打火机，可以轻易地生起火来，但身边却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我们甚至烧掉了我们所有的纸币———大约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来取暖。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挡不断有人死去。在夜晚，飞机残骸外面的温度低至零下30℃，飞机里面的温度也只有零下25℃。帕拉多说：“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然而，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苏茜还是在空难发生两天后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然而，在他们获救后，有关他们获救的手段引发了剧烈的争议。当时有报纸在一篇名为《靠同类相食生存？》的文章中说：“16名幸存者是靠吃朋友的尸体活下来的。”1974年，《活着：安第斯空难幸存者的故事》一书问世，书中讲述幸存者在安第斯山72天的生存经历。幸存者卡内萨在书中说：“靠吃人肉活下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我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答案是值得。这样做是为了活着的人继续生存，如果当时地上是我的尸体，我也希望你做同样的事情。”成功脱脸后，
帕拉多没有接受任何心理咨询，也没有做过任何噩梦。如今，他和结婚27年的妻子维罗尼克育有两名十几岁的女儿。劫后生还的帕拉多后来一共11次重回安第斯山脉上的飞机坠毁地点，向母亲、妹妹和朋友的坟墓献上鲜花。每年12月22日，空难生还者们都要聚会一次。
帕拉多说，是他88岁的父亲促使他写下了《安第斯山脉上的奇迹》一书。帕拉多说：“我之所以怀着强烈的愿望走出山，是因为我想再一次看到我父亲塞勒，我的父亲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死了，我没有女朋友，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去看到我父亲，让他拥抱我。人们问我为何要等33年才将我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想为自己的父亲写点东西。当我父亲读了我的书后，对我说‘谢谢你’，然后他就拥抱了我，那正是我想要的。”在安第斯山脉绝境中，能够再次被父亲拥抱，曾经是他所有的梦想。 该空难在2012年被导演弗兰克·马歇尔拍成电影（空难惊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