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地位与皇帝没太大区别，为什么还要冒险称帝？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以拥护共和为名，利用革命力量逼迫清帝退位，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继而成为正式大总统。但不久之后，他背叛共和，复辟帝制。袁世凯称帝，不只是一场政治阴谋，而是由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导致的。
01 政治原因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南北双方便开始议和，以袁世凯如推翻清王朝便推举他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作为谈判协定，达成承诺。但是在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南方革命党人便匆匆制定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约法中，它按三权分立的原则建构国家机关。
在行政权的运作上，《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并“得发布命令”，“得任命文武职员”，包括总理和各部总长在内的“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俨然仿效美国，实行总统制。但是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又使总理和各部总长对总统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有否决权。
据此，当时包括宋教仁在内的不少人把它理解为内阁制。同时也出现了总统免除总理职务要总理副署的怪事；也产生了如被免职的总理不副署，该命令是否有效的争议。在当时产生的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而且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的初衷是想约束袁世凯，把民主共和制度稳定下来，而袁世凯则认为这是当时的政治家们正处心积虑地减弱他的行政权力。
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第一年里，日子确实不太好过。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负责内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因此他不甘心受责任内阁制和《临时约法》的约束，极力挣脱此中“牢笼”，制度的阙失和传统使然，这成了触发和加深矛盾的契机。
中国承数千年专制习惯，一般心理上之感想，视总统之于国务员，亦犹前清之皇上与军机大臣，且以雄才大略之总统，又岂能受法律上之束缚，而自甘无为？于是，国务院与总统府之间的权限问题，当同盟会中心内阁初成后，已无法解决。未几，拒绝副署之事果然出现，终以不顾副署，而总统之命令仍未有效。比如，委任王芝祥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事宜，就是此例。此例一开，内阁制度根本上已失所凭依，国务员将永无意识之负责任，最终唐绍仪去职。同盟会中心内阁垮台后，从此将责任内阁直接变成袁世凯建立集权体制过程中的一个工具。袁世凯任命陆徵祥为内阁总理，不久又改任赵秉钧为内阁总理，赵秉钧事事唯袁是从。自此内阁制是空有虚名。
袁世凯加强集权统治的一个大障碍就是国会和《临时约法》。袁世凯在想方设法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便依据《临时约法》指责国会，这并非是他尊重约法，而是一箭双雕。一方面，他把公布宪法和法令的权利从国会抢到手中，另一方面，他又达到了进一步诋毁《临时约法》的目的。他说：
“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问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选举为正式大总统后，他又让国会起草、通过并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除限制他集权的《临时约法》，将总统职权扩大到几乎包揽各项政务于一身的程度。同时袁世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1914年1月10日解散国会，2月3日又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28日命令解散各省议会，把地方一切权力都交给中央。5月1日在他的幕后操纵下，迎合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正式公布。
在《中华民国约法》的条款中隐含着大总统可以否定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权。不仅如此，还规定大总统有权“解散立法院”。如此一来，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了他手中任意玩弄的工具。袁世凯所谓的总统制实质上不是完善共和制度，而是践踏共和制度。新约法的产生为袁世凯进一步扩张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当天，国务院被撤销，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下设左右两丞。他设置政事堂和“国务卿”，政事堂不对议会负责，它只对总统负责，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有职无权，只是总统府的一个秘书处。这是他将权力集于一身，急速向帝制迈进的一大步骤。
此后，袁世凯很快进行官制改革，恢复前清官制，有国务卿、左右丞、肃政史、平政院及少监、丞、郎等名目，官阶又分为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九等。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观察使改称道尹等。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民国以来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争论，集一切权力于大总统以一身。至此，袁世凯已集中全部权力，扫除了政治障碍，为帝制复辟开辟了道路。
02 经济原因
袁世凯在1912年3月10日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商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窃不禁怦然有动于中，为之喜极”；另一方面又对袁世凯能否坚持承诺保护商民的利益表现出疑虑。袁世凯莅任之初，上海总商会曾发过一封祝贺电报，电文表示：
“民国艰虞，百废待举，大总统正式礼成，斡旋机运，担任艰巨，虎尾春冰，朽索驭马，商人欢跃之余，诵不忘规”。
这半是期望、半是规劝的电文，反映了上海总商会的复杂心情。袁本人曾多次表示：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宜尊重。”
为了发展经济，他还屡屡通令各省：
“切实振兴，以裕国计……一切商办公司，其现办者必须加意保护，即已停办及有应办而未办者，亦应设法维持，善为倡导。”
此外，袁世凯邀请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分别担任农林、工商、财政、交通总长等经济要职，力图通过他们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在经济方面已有的成果，制定出一些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袁世凯政府鼓励设立公司，奖励和扶持幼小工商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则》、《公司条例细则》、《商人通则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为商人办企业大开方便之门。
针对发展事业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袁世凯政府主张利用外资，同时积极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并予以保护和奖励。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保护华侨条例》，保护和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这有力地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事业的积极性。
另外，清末币制混乱，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货币仍沿袭了清末旧制，紊乱的货币流通影响贸易交往和市场稳定。袁世凯政府把整理币制作为头等大事。1914年2月7日颁布《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实行币制改革，采用银本位制。《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还规定，凡公款出入、完粮纳税一律用银元。从1914年起铸造一元主币，1916年起开铸各种辅币。以20万元为限，统归中、交两行发行，分期分区向全国发行。民国初年的币制改革，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近代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下已经经历了不少挫折与困难。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让他们看到摆脱专制、发展实业的一派美好前景。因此追求和平安定的社会成了他们的心声。中国广大民族资产阶级醉心于1913年以后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丰厚利润之中，他们轻信袁世凯“保护民商”、“振兴实业”的上台承诺，厌倦和害怕新的社会动荡和无休止的战乱，不再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武装斗争。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宝座之后，商人们发表通电表示如果因为频繁更换总统而带来社会混乱，不如让他担任总统以换取社会的安定。注重近利而不计长远，害怕动乱而追求安宁，在商人看来，只要社会安定就可以。这些便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稳定的阶级和经济基础。
03 军事原因
袁世凯在清末时在小站编练新军，后建成北洋新军，凭借此力量，他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集团。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资本，使自己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角色。为了集权，袁世凯打起了“统一”的旗号，高喊“统一军令”等口号。所谓的“统一军令”，就是集中军权，以便收缴裁减革命派手中的军队。为此，他一上台就要求革命派把军权交出来，既不准在军队里发展革命党，更不能干预他的专制独裁。袁世凯袭北洋军队实力，攫取临时大总统，任用多是本系之人。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但不幸的是，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武力讨袁”，进行第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由此爆发，袁世凯由于准备充分，不到两个月便镇压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表面上是中央同地方的武力争斗，而实质是共和势力与专制实力在军事上的一次较量。结果是，袁世凯既消灭国民党在各省之武力，以冯国璋驻南京，段祺瑞驻湖北，龙济光驻广东，监视各省；长江流域诸省，也划归到北洋势力之下。这样，袁世凯表面上“统一”了南北。
1914年5月8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而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由陆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和特派高级军官总务厅长组成，由袁世凯自己兼任首脑。一切军事要政，都由袁世凯裁决。同时令其子袁克定编练“模范团”。为了从精神上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于1914年11月11日以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命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军事上的集权使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有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
04 思想文化原因
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它一直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经济影响下所产生的贵义、贱利、克己、尚俭、守成、循旧，不仅是士大夫阶层的人生信条，而且扩展为全民族的文化心理。植根于农业文明土壤之上的民族性格，十分鲜明地凸显为重农习尚与务实品格，恒久意识与中庸之道。
尽管人们在认识水平上，在思想上痛恨专制体制，向往共和体制，但是两千多年来形成的惯性，仍在继续发挥影响，在习惯上，在办事的程序上，却仍然不能适应共和政治体制(更不要说民主了)，反倒适应个人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全国的臣民都属于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乎成为不可置疑的观念。所有的人，只要一生下来就是君主的子民。臣属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事实上的占有与支配更为可怕，因为无独立意识会导致自觉丧失独立的人格。人身的臣仆化如果说是外加的一种事实，那么精神观念的臣仆化则是自我精神的沦丧，以至于不让当臣仆，反而感到无以自容。观念上的占有与支配是统治者长期灌输教化的结果，并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对这种观念很少有人提出疑问，这是很可悲的。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久惯于封建君主专制下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共和”、“民主”、议会、总统之类的东西，还很陌生。当时他们并非处于对“民主”、“共和”的自觉而热情拥护革命，在民国与国民之间还存在着客观的距离，即未产生同构效应。
在民初占全国人口的80％的农民是个沉默的多数。民众渴望过上和平宁静、衣食无忧的生活，如果适得其反，群众就会露宿街头，饿殍载道，民众就会怨天尤人了。这样他们便会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强有力集权统治来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也就无足为怪了。
对于民众来说，经济上的利益始终占居主导地位，一个连吃饭都不能解决的人，是不会有多余心思去关心国家大事的，他们所盼望的就是自己的温饱问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般人民对国家一切事务都漠不关心，他们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国家事务只有“劳心者”、“肉食者”才能谋之，于自己毫无关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文化人或政治人只限于少数士阶层。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人不仅将国家的命运和事务寄托在别人身上，而且将自己的发展或前途也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多数人对政治只有“输出取向”，而无“投人取向”。
正是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民众的思想还是深受封建专制集权的影响，这也就为袁世凯的复辟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基地。对于专制集权，人们更容易接受，而对于共和，人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慢慢认识的过程的。同时，从民初的教育情况看，虽说有了新式学堂，可是由于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中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未发生很大的变化。更何况，即以读书识字的最低教育目标而言，在四亿多人口的中国，仅有二三百万青少年得到新式学堂的教育。
因此，从国人的认知水平和程度来说，尽管已经建立共和制度，但对于专制独裁仍是习惯性的接受的，而且由于长期的历史熏陶，还是具有极大的承受力，即使那些对共和、民主观念熟烂于胸的先进的国人们，也并不例外，他们对共和制度的坚持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便为袁世凯复辟提供了良好的温床。正是有了以上的一些基础和实力，袁世凯便在1915年底毅然宣布称帝，定年号“洪宪”。
但袁世凯称帝局面一出现，便遭到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反对。袁世凯仅仅当了83天的皇帝就下台了，并且很快忧愤而死。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地位与皇帝没太大区别，还要冒险称帝的原因：因为袁世凯的意识或是老旧的，野心也是挺大的，皇帝这一高于一切的位置可以考虑他的野心；二是袁世凯觉得变成了皇帝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力，可以更好的管理方法国家。袁世凯本就生在清朝末年阶段，遭受了封建王朝的危害，心里或是对皇帝这一位置充斥着憧憬的，而袁世凯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当然是想要权力越重越好。袁世凯自身有即位这一念头还不够，得必须有些人适用他，而给了袁世凯感觉自个是可以即位的想象的是这些君主立宪人员和袁世凯那一个想要变成皇太子的孩子，袁世凯也在这种吹捧和适用中迷路了自身。
袁世凯应对这样的形势，当然也是想更改的，因此他认为创建了君主立宪，他就能将权力集中化在中间，可以更好的管理方法国家，这时的袁世凯想要的自然并不是封建社会的君主立宪，他想要的大约是类似日本的君主立宪。在袁世凯的心里，他还有一个君主立宪的梦，而他想要自身的梦成确实话，当然就需要做皇帝了，终究皇帝的权力才算是最高的，可以把握他人的存亡。
并且按照当初的情形来说得话，民国时期正处在内外交困，而当初的民国时期或是年久的法纪，并没有多大的转变。群众的观念都还没彻底开化，很多破旧的观念仍然危害着老百姓，袁世凯想要达到自身野心得话，就需要推行一个新的规章制度，而这一规章制度又不可以夺走他的权力，因此在野心巨大的袁世凯来看，君主立宪对他而言是较好的。
那时候的袁世凯尽管变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间距清代摧毁的时间段并没有多长时间，此刻的群众观念或是老旧的。而此刻的袁世凯很有可能感觉此刻修复封建王朝是较好的最佳时机了，而他一直都是有一个皇帝梦，想要做一个清代之后的汉族人皇帝，但是当初的民国时期却为他进行了一个错觉，不上一年的时长，袁世凯的皇帝梦就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