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如何看待义与利的
孟子对义与利的看法如下：
孟子的义利观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义利观，是一种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普世价值。
在悠久浩瀚的中国传统思想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到汉代董仲舒，宋代朱熹、明清时期的王阳明、顾亭林等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从未间断过对“义利观”的智慧阐释。
孔子曾在《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提出了“义利”的社会属性，为儒家的利义思想观念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在后世不断发扬光大。
孟子崇尚的“义”，提出舍生取义的取舍之道，强调“义”是一种人应追求的目标。《孟子·告子上》中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诉了我们在“生”与“义”、“利”与“义”的抉择中，我们应该舍“生”取“义”。
他的“仁义”思想中，“仁”虽承接孔子，“义”却具有思想延展性和独到性。孟子人性论中提到的“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说明“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此外，孟子将“仁”和“义”联系起来，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也就是讲“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体现在人之心，即人先天的资质上；而“义”体现在人之为，即人后天的行动上。
因此他主张“居仁由义”，认为只有后天讲究了义的人，才可以在先天的基础上真正成为一个仁人。他把“义”比喻为“人路”，看成是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中应追求的根本目标。
然后，孟子又希望将“义”发展为一种理想人格，并用“义”来评判人们对“利”的贪求。在孟子的理想社会中，“义”应该主导人们的价值观，见利要思义，不义则不为。正如《孟子·尽心上》中讲“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取得本不应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义的行为。
此处所取的，可以是个人私利、小集团利益，甚至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利益，如同《孟子·尽心下》中所言“春秋无义战”那样，春秋时国家间的纷争，在孟子看来皆是各国对各自利益的追逐，都是不义的。
这与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相比，又从个人之义的“点”，上升到了国家大义的“面”的新高度。因此，孟子追求的“义”，是在生命与道德，利益与道德彼此发生冲突时，应坚守的一种准则，一种“道义优先于利”的价值观。
孟子的义利观中还阐明“义”也是一种约束。遵守“义”，人们就能合乎礼义地面对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谦的境地。
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中，这条天下之大道就是一条大义之道。
且在孟子看来，此类大义之人的言行必然是符合道义的，这可以在《孟子·离娄下》中“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句看出，大人就是惟义所在的尚义之人，他们用“义”来约束自我的行为，真正做到了行大义之道，唯义是从。
如果将这些与《中庸》里“义者，宜也”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义”着实是一种准则，这个准则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行为得当。由上述可见，孟子的“义”不仅是一种待人接物时约束我们的准则，更是一种道义优先的价值观，是一种理想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