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的神韵是指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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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指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其美学特征是自然传神,韵味深远,天生化成而无人工造作的痕迹,体现出清空淡远的意境.通俗地说,神韵也可以说,就是传神或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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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浅认识:表现书者心情,作品内容的意境。用连带,浓淡、疏密等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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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神,是境界.
强调“以形传神”、“形神兼备”
有形无神,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
只能谓之技术,不能称为艺术。
书法作品的神,来自书家书写时的情绪和
不经意的自由走笔.,
笔是随兴致而走,
书乃自心境而出,
书作整体章法中的疏密、虚实的变化,
以及贯通的气势和韵律。
强调“以形传神”、“形神兼备”
有形无神,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
只能谓之技术,不能称为艺术。
书法作品的神,来自书家书写时的情绪和
不经意的自由走笔.,
笔是随兴致而走,
书乃自心境而出,
书作整体章法中的疏密、虚实的变化,
以及贯通的气势和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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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韵出乎随意中
作为民族传统艺术的书法,是以毛笔书写汉字表现的,无疑必须先掌握运笔法则,字的形体结构具有相当的书写功力。若论临摹碑帖练就的书写功力,必须承认,这位朋友算不上深厚,不能与那些苦练数十年“写尽三缸水”的专攻书法者相比。然则功力深厚的毛笔字并不等于书法艺术。我国传统艺论的主要精神是“形神”说,强调“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有形无神,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只能谓之技术,不能称为艺术。书法作品的神,来自书家书写时特有的情绪冲动和不经意的自由走笔。苏轼诗论书法云:“天真烂漫是吾师。”董其昌也在《论用笔》中说:“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书法“都无刻意做作为佳。”王羲之四世族孙、南齐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通,神采为上。”又说:“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乎达情。”从那位朋友的新作中可以看出,他书写时情绪很激动,精神很放松,不背“要写好”的思想包袱,走笔十分随意。其书作可以说是“信笔涂鸦”的产物,笔是随兴致而走,书乃自心境而出,无为中自然地产生了落笔的轻重、运笔的曲直徐疾,自然地产生了笔锋中与侧的转换以及转、折、出、藏的变化,自然地产生了笔迹的粗细、干湿、张驰,于是自然地构成了书作整体章法中的疏密、虚实的变化,以及贯通的气势和韵律。它明显而又真实地再现了书家的意气。
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评说明代大画家徐渭的画作,运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精神观照,说“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洒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就很不够了……”余秋雨先生认为,这与欧洲美术史上的巨人拉斐尔、梵高以线条、色彩表现生命本体相似。我也不妨将那位朋友的书法新作类比,我当然不是说他的书作可与徐渭相提并论,而是想说明,书法艺术的神韵产生的规律与其有相同的一面,书写的一笔一画,都是记录书家心态情绪流动的符号。毛笔书写汉字,用笔固然有定法,熟练掌握了定法之后,还需化定法为无定法,即兴书写时,定法已不再存在于有意识,而只存在于潜意识中,存在于无为之中,这是一次飞跃,一次超越,一次升华,是进入一种境界。
二、气度来自书写外
书作如出乎书家情致的随意流露,仍有品位高下之分,仍可分出许多等级。书论说有“六段三品”之说。书艺品位高下,决定于书家的个性脾气、阅历视野、学识积累、美学眼光、人格修练、气魄胸怀,决定于由这些要素构成的总体气质。书家的气质、修养会自然地反映在书写中,形成书写的个性特点:风格。书法艺术本萌生于普遍使用毛笔书写传递信息的社会土壤,可以说是源于文人在实用书写中追求阅读感觉良好而生发的审美意识,是书写技能与学问才情结合的副产品,是文人圈里玩赏的艺术。历代书法大家,无论是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黄庭坚、董其昌、米芾、苏轼、郑板桥,还是鲁迅、郭沫若、毛泽东,无一不是大学问家,大都还是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固然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大书家,但大书家必定要具有深厚的学问功底。常说某书作有书卷气,书卷气就是学问才情在书写中透现的气息。那位朋友的书法新作就有一定的书卷气。这与他受过高等中文教育又读书较多知识面较宽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有着密切关系。
这里所说的学问,不等于熟记一些古诗词散文历史典故名言警句,更不等于孔乙己能说出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式的知识;而是运用书本知识解释和指导社会实践的水平与能力,是经过自己思考产生的见解和指导社会实践的水平与能力,是经过自己思考产生的见解、发现与再创造的才能,是体现知识转化成的睿智和才情。那种学究式的死啃滥纳的现成知识,只会使人变迂腐,只会有害于书法艺术。
王羲之在《书论》中说:“夫书者,玄妙之使也。若非通人志士(即志士仁人),学无及之。”苏轼在《跋秦少游书》中说:“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闲使,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两位大书家都说明了书写之外要博学要有学识修养及人品修炼的道理。学识修养便是书家的气度。可以说,气度是书法艺术的根本造诣。与所有艺术类一样,书法艺术的造诣。与所有艺术门类一样,书法艺术的造诣在书写之外。
以上两点体悟,其实也不过是书法艺术的常识。但由此还可引出一些要研究的层次,譬如说,书家的书写冲动与气度及书写内容三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毫无疑问,即使书家有很高深的学问和美学修养,要出佳作,还必须产生特定的书写冲动需有前因触发,并与所书写的内容相呼应或相吻合。书写的内容,大都又要借助于文学。触发书写冲动的前因,一般来自生活中的事件或矛盾。书家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心灵受到撞击,或对社会对现实人生产生思索和感慨,或因自己个人命运生喜怒哀乐,于是选择书写内容挥毫抒怀。书写内容与书家情绪的结合,大体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书家心灵已受到外因冲击,直接产生了激扬的情绪和书写的冲动,然后选择与自己感受、感慨、思索结论相吻合的名言、警句、诗词书写,一吐胸中意气、情怀。有些书家书“慎思”、“宠辱不惊”、“安贫乐道”、“以苦作舟”等句悬壁自警自勉,大都发自内心的震荡;还有的有感但不选现成诗词名句,而自行吟诗炼句书写,如曾国藩书“慎独”,岳飞书“还我河山”和《满江红》词,林则徐书“制怒”等。书家写书信,大都比刻意书写的气韵要生动自然、洒脱得多,是因写书信时神思专注于胸中要倾诉的思想感情,书写在下意识状态,笔是纯随情绪奔走。譬如王羲之书兰亭序帖,为书中神品,就是在随意中书写出来的,其时意在抒情。这不妨称之为“顺向结合”。另一种,则是书家胸中原本积压着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未有触发情绪冲动的契机,偶尔读到某诗文某名言警句,产生共鸣,或产生某种审美感悟,心灵受到呼唤,于是激情骤扬,挥毫走笔。这也不妨谓之“逆向结合”。
我曾读过一位论家所撰《论书法与文学的亲缘关系》一文。该文引用了历代大书家所书文学佳作而成为艺术品的大量例子为证,说明了书法与文学确有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拓开了书法艺术研究的思路。然则似乎还只触及外象,有待深入探究其内在联系的规律。因为即使艺术造诣很深的书家,也并非书写任何文学佳作都能成为书艺上品的,思想感情要与书写内容产生共鸣产生书写的冲动,书写文学作品必须作出选择。随便拈句摘章落笔,或者受人指定内容书写,多属抄录,不能算上真正的书艺作品,因为只是“拉郎配”,不是“情投意合的联姻”。
因为各书家有不同成份的文化修养和个性,书写的文字会产生不同特点的风貌、气息;又因各书家生活感受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书作会有不同的神采;即使同一书家,对生活的感悟也不是只限一点,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冲动和书写内容,也必产生不同审美内涵的书作。因而我总觉得,余秋雨先生评说徐渭画作仅及笔墨,仅用“躁动”、“不驯”、“无奈”等说法论析,只论及共性,太抽象,没有深入研究生活在中国明代的徐渭精神深处特有的思想文化结构,没有研究线条的“躁动”与画作表现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孕育的拉斐尔、梵高作类比,还是有些简单化。徐渭的生命意识包含的成份,与拉斐尔、梵高无疑在本质上有极大差异。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生搬硬套评论甚至指导我国文学艺术创作,正是我国前几年文学艺术界的一种流行病。
就书家情绪与书写内容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可再举那位朋友的书法新作作具体分析。我以为,那位朋友书写时的情绪,就与书写的内容“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意境相投合。中国画创作素用以物以景寓情寓意寓理的手法,八大由人画作就是个典型。那位朋友的书法新作就是借用了诗句的意境隐喻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他年未满五十,人生经历和知识积累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既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印记,又有选择地接受了一些现代观念;既有一定的文人教养有自制能力,又有求个性解放强化自我的人格意识,他出生于外来这个中等城市落脚逢生的平民家庭,因而还带有小市民的谨慎、警惕、狡黠,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他的人生追求,向往大于行——本质区别于传统的怀才不遇。近几年又接触佛学,受到佛家思想影响。前句“江流天地外”可能寄托他理性向往的自由狂放,后句“山色有晚中”可能是他正好借喻受佛家思想影响而对人生的觉悟或总结。书写时用笔多飞白和干擦,显得奔放飘逸。然而表面恣意纵横的笔划间忽隐忽现着潜在的节制和谨慎。
必须承认,书法艺术是东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其特殊在于:属视艺术,但又不直接描写、刻划艺术形象,不能直接反映生活,本身不具有思想内容,没有自己明确的艺术语言,要具有审美内涵就必须依赖文学。因此,即使作为观赏者或评论者,如没有高深的思想文化修养,没有毛笔书写的直接体验,不能对书家人生经历、思想修养、文化素质、性格脾气有透彻了解,一般观赏者就难以真正认识书作的审美价值,评论者也难以作出中肯、深入的评析。这也许就是书法艺术难以成为大众艺术的关键所在了。
这是陆涛声的文章,读了感觉不错,给我启发了,所以推荐给你,希望能给你帮助。
作为民族传统艺术的书法,是以毛笔书写汉字表现的,无疑必须先掌握运笔法则,字的形体结构具有相当的书写功力。若论临摹碑帖练就的书写功力,必须承认,这位朋友算不上深厚,不能与那些苦练数十年“写尽三缸水”的专攻书法者相比。然则功力深厚的毛笔字并不等于书法艺术。我国传统艺论的主要精神是“形神”说,强调“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有形无神,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只能谓之技术,不能称为艺术。书法作品的神,来自书家书写时特有的情绪冲动和不经意的自由走笔。苏轼诗论书法云:“天真烂漫是吾师。”董其昌也在《论用笔》中说:“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书法“都无刻意做作为佳。”王羲之四世族孙、南齐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通,神采为上。”又说:“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乎达情。”从那位朋友的新作中可以看出,他书写时情绪很激动,精神很放松,不背“要写好”的思想包袱,走笔十分随意。其书作可以说是“信笔涂鸦”的产物,笔是随兴致而走,书乃自心境而出,无为中自然地产生了落笔的轻重、运笔的曲直徐疾,自然地产生了笔锋中与侧的转换以及转、折、出、藏的变化,自然地产生了笔迹的粗细、干湿、张驰,于是自然地构成了书作整体章法中的疏密、虚实的变化,以及贯通的气势和韵律。它明显而又真实地再现了书家的意气。
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评说明代大画家徐渭的画作,运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精神观照,说“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洒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就很不够了……”余秋雨先生认为,这与欧洲美术史上的巨人拉斐尔、梵高以线条、色彩表现生命本体相似。我也不妨将那位朋友的书法新作类比,我当然不是说他的书作可与徐渭相提并论,而是想说明,书法艺术的神韵产生的规律与其有相同的一面,书写的一笔一画,都是记录书家心态情绪流动的符号。毛笔书写汉字,用笔固然有定法,熟练掌握了定法之后,还需化定法为无定法,即兴书写时,定法已不再存在于有意识,而只存在于潜意识中,存在于无为之中,这是一次飞跃,一次超越,一次升华,是进入一种境界。
二、气度来自书写外
书作如出乎书家情致的随意流露,仍有品位高下之分,仍可分出许多等级。书论说有“六段三品”之说。书艺品位高下,决定于书家的个性脾气、阅历视野、学识积累、美学眼光、人格修练、气魄胸怀,决定于由这些要素构成的总体气质。书家的气质、修养会自然地反映在书写中,形成书写的个性特点:风格。书法艺术本萌生于普遍使用毛笔书写传递信息的社会土壤,可以说是源于文人在实用书写中追求阅读感觉良好而生发的审美意识,是书写技能与学问才情结合的副产品,是文人圈里玩赏的艺术。历代书法大家,无论是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黄庭坚、董其昌、米芾、苏轼、郑板桥,还是鲁迅、郭沫若、毛泽东,无一不是大学问家,大都还是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固然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大书家,但大书家必定要具有深厚的学问功底。常说某书作有书卷气,书卷气就是学问才情在书写中透现的气息。那位朋友的书法新作就有一定的书卷气。这与他受过高等中文教育又读书较多知识面较宽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有着密切关系。
这里所说的学问,不等于熟记一些古诗词散文历史典故名言警句,更不等于孔乙己能说出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式的知识;而是运用书本知识解释和指导社会实践的水平与能力,是经过自己思考产生的见解和指导社会实践的水平与能力,是经过自己思考产生的见解、发现与再创造的才能,是体现知识转化成的睿智和才情。那种学究式的死啃滥纳的现成知识,只会使人变迂腐,只会有害于书法艺术。
王羲之在《书论》中说:“夫书者,玄妙之使也。若非通人志士(即志士仁人),学无及之。”苏轼在《跋秦少游书》中说:“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闲使,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两位大书家都说明了书写之外要博学要有学识修养及人品修炼的道理。学识修养便是书家的气度。可以说,气度是书法艺术的根本造诣。与所有艺术类一样,书法艺术的造诣。与所有艺术门类一样,书法艺术的造诣在书写之外。
以上两点体悟,其实也不过是书法艺术的常识。但由此还可引出一些要研究的层次,譬如说,书家的书写冲动与气度及书写内容三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毫无疑问,即使书家有很高深的学问和美学修养,要出佳作,还必须产生特定的书写冲动需有前因触发,并与所书写的内容相呼应或相吻合。书写的内容,大都又要借助于文学。触发书写冲动的前因,一般来自生活中的事件或矛盾。书家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心灵受到撞击,或对社会对现实人生产生思索和感慨,或因自己个人命运生喜怒哀乐,于是选择书写内容挥毫抒怀。书写内容与书家情绪的结合,大体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书家心灵已受到外因冲击,直接产生了激扬的情绪和书写的冲动,然后选择与自己感受、感慨、思索结论相吻合的名言、警句、诗词书写,一吐胸中意气、情怀。有些书家书“慎思”、“宠辱不惊”、“安贫乐道”、“以苦作舟”等句悬壁自警自勉,大都发自内心的震荡;还有的有感但不选现成诗词名句,而自行吟诗炼句书写,如曾国藩书“慎独”,岳飞书“还我河山”和《满江红》词,林则徐书“制怒”等。书家写书信,大都比刻意书写的气韵要生动自然、洒脱得多,是因写书信时神思专注于胸中要倾诉的思想感情,书写在下意识状态,笔是纯随情绪奔走。譬如王羲之书兰亭序帖,为书中神品,就是在随意中书写出来的,其时意在抒情。这不妨称之为“顺向结合”。另一种,则是书家胸中原本积压着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未有触发情绪冲动的契机,偶尔读到某诗文某名言警句,产生共鸣,或产生某种审美感悟,心灵受到呼唤,于是激情骤扬,挥毫走笔。这也不妨谓之“逆向结合”。
我曾读过一位论家所撰《论书法与文学的亲缘关系》一文。该文引用了历代大书家所书文学佳作而成为艺术品的大量例子为证,说明了书法与文学确有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拓开了书法艺术研究的思路。然则似乎还只触及外象,有待深入探究其内在联系的规律。因为即使艺术造诣很深的书家,也并非书写任何文学佳作都能成为书艺上品的,思想感情要与书写内容产生共鸣产生书写的冲动,书写文学作品必须作出选择。随便拈句摘章落笔,或者受人指定内容书写,多属抄录,不能算上真正的书艺作品,因为只是“拉郎配”,不是“情投意合的联姻”。
因为各书家有不同成份的文化修养和个性,书写的文字会产生不同特点的风貌、气息;又因各书家生活感受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书作会有不同的神采;即使同一书家,对生活的感悟也不是只限一点,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冲动和书写内容,也必产生不同审美内涵的书作。因而我总觉得,余秋雨先生评说徐渭画作仅及笔墨,仅用“躁动”、“不驯”、“无奈”等说法论析,只论及共性,太抽象,没有深入研究生活在中国明代的徐渭精神深处特有的思想文化结构,没有研究线条的“躁动”与画作表现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孕育的拉斐尔、梵高作类比,还是有些简单化。徐渭的生命意识包含的成份,与拉斐尔、梵高无疑在本质上有极大差异。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生搬硬套评论甚至指导我国文学艺术创作,正是我国前几年文学艺术界的一种流行病。
就书家情绪与书写内容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可再举那位朋友的书法新作作具体分析。我以为,那位朋友书写时的情绪,就与书写的内容“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意境相投合。中国画创作素用以物以景寓情寓意寓理的手法,八大由人画作就是个典型。那位朋友的书法新作就是借用了诗句的意境隐喻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他年未满五十,人生经历和知识积累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既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印记,又有选择地接受了一些现代观念;既有一定的文人教养有自制能力,又有求个性解放强化自我的人格意识,他出生于外来这个中等城市落脚逢生的平民家庭,因而还带有小市民的谨慎、警惕、狡黠,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他的人生追求,向往大于行——本质区别于传统的怀才不遇。近几年又接触佛学,受到佛家思想影响。前句“江流天地外”可能寄托他理性向往的自由狂放,后句“山色有晚中”可能是他正好借喻受佛家思想影响而对人生的觉悟或总结。书写时用笔多飞白和干擦,显得奔放飘逸。然而表面恣意纵横的笔划间忽隐忽现着潜在的节制和谨慎。
必须承认,书法艺术是东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其特殊在于:属视艺术,但又不直接描写、刻划艺术形象,不能直接反映生活,本身不具有思想内容,没有自己明确的艺术语言,要具有审美内涵就必须依赖文学。因此,即使作为观赏者或评论者,如没有高深的思想文化修养,没有毛笔书写的直接体验,不能对书家人生经历、思想修养、文化素质、性格脾气有透彻了解,一般观赏者就难以真正认识书作的审美价值,评论者也难以作出中肯、深入的评析。这也许就是书法艺术难以成为大众艺术的关键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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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90bdf010005m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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