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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呜乎!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胆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厉害,仅如毛发,比反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这段话是作者盛赞了刘宗元的德操品行之后的感叹之词。学过了时隔一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经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对这段话当有更深的体验。
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四害”横行之时,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仕途不达,可谓“穷”矣,但正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不屈不媚、不依不附,表现了“士”的气节。酒席筵上,走马营中,丹陛台下,奢谈一个“节”字非常容易,君不见有多少牛皮吹破,“真若可信”的人,到头来自践誓言,毁信背约,背叛了朋友。亚圣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士”们保节的座右铭。韩愈称道的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因为诤谏招祸,数次遭贬,到柳州之后,听说刘禹锡被贬到条件更为艰苦的播州,而刘禹锡的家境困穷,又有老母亲要奉养,于是上表朝廷,情愿以柳易播,也就是自己去播州,而把条件相对较好的柳州让给刘禹锡。同为“天涯沦落人”,同在逆境之中,仍能忠肝义胆,伸手救援,不能不让人感叹,这才是真朋友。
韩愈又列举了这样一种人:他们平常处于里巷相互敬慕喜欢,饮酒游戏时相互追随,欢歌笑语之时握手间便披露肝胆,指天画地痛哭流涕地发誓,生与死都不相背负,样子真的像是可信。但是一遇到牵扯到自己的小小厉害,哪怕仅仅如同毛发,马上反目像是不相识似的。朋友落在陷阱之中,不但不伸出手去拉一把,反而朝井下推他,而且还朝井里扔石头。韩愈痛斥的这种人现在不也比比皆是吗?远的不说,这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见得还少吗?“墙倒众人推”,这句中国的俗谚,在这许多年中竟得到了广泛的应验。什么亲朋故友,什么生死之交,什么同事战友,到头来被“反戈一击有功”政策一感召,便急急“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不但能提供正面调查千百次也得不到的东西,甚至搜肠刮肚,无中生有地编造,这不正是韩愈所斥责的连“禽兽夷狄所不忍为”的那种人吗!这也的确是一着“好棋”,不但择清了自己,而且还能踩着昔日同知同志的身躯朝上怕,踩得越多,爬得便越高。难得的是,这些人“自视以为得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名节”、“骨气”对于他们,早去了爪哇国了。
柳宗元是一千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官僚知识分子,依时下的意识形态主流,是难以同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我不否认封建文人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但是无论什么阶级,气节也是不可少的,也应当是永恒的。歌颂真善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或穷或达,始终保持一种崇高的气节,无论他什么时间,超越多少年,也是值得称颂的。现在人们论今古,总认为昔不如今,持厚今薄古的态度,殊不知今人的一些丑恶行径,连封建士大夫也不耻。其实“厚古薄今”不对,“厚今薄古”亦有差,倒是老杜的观点值得借用:“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这样的世界观,才是值得称道的。
韩愈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写下的这段话,也写在了中国文学史里。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玩弄权术的政客存在一天,这段话就有它存在的意义。
“呜乎!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胆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厉害,仅如毛发,比反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这段话是作者盛赞了刘宗元的德操品行之后的感叹之词。学过了时隔一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经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对这段话当有更深的体验。
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四害”横行之时,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仕途不达,可谓“穷”矣,但正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不屈不媚、不依不附,表现了“士”的气节。酒席筵上,走马营中,丹陛台下,奢谈一个“节”字非常容易,君不见有多少牛皮吹破,“真若可信”的人,到头来自践誓言,毁信背约,背叛了朋友。亚圣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士”们保节的座右铭。韩愈称道的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因为诤谏招祸,数次遭贬,到柳州之后,听说刘禹锡被贬到条件更为艰苦的播州,而刘禹锡的家境困穷,又有老母亲要奉养,于是上表朝廷,情愿以柳易播,也就是自己去播州,而把条件相对较好的柳州让给刘禹锡。同为“天涯沦落人”,同在逆境之中,仍能忠肝义胆,伸手救援,不能不让人感叹,这才是真朋友。
韩愈又列举了这样一种人:他们平常处于里巷相互敬慕喜欢,饮酒游戏时相互追随,欢歌笑语之时握手间便披露肝胆,指天画地痛哭流涕地发誓,生与死都不相背负,样子真的像是可信。但是一遇到牵扯到自己的小小厉害,哪怕仅仅如同毛发,马上反目像是不相识似的。朋友落在陷阱之中,不但不伸出手去拉一把,反而朝井下推他,而且还朝井里扔石头。韩愈痛斥的这种人现在不也比比皆是吗?远的不说,这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见得还少吗?“墙倒众人推”,这句中国的俗谚,在这许多年中竟得到了广泛的应验。什么亲朋故友,什么生死之交,什么同事战友,到头来被“反戈一击有功”政策一感召,便急急“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不但能提供正面调查千百次也得不到的东西,甚至搜肠刮肚,无中生有地编造,这不正是韩愈所斥责的连“禽兽夷狄所不忍为”的那种人吗!这也的确是一着“好棋”,不但择清了自己,而且还能踩着昔日同知同志的身躯朝上怕,踩得越多,爬得便越高。难得的是,这些人“自视以为得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名节”、“骨气”对于他们,早去了爪哇国了。
柳宗元是一千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官僚知识分子,依时下的意识形态主流,是难以同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我不否认封建文人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但是无论什么阶级,气节也是不可少的,也应当是永恒的。歌颂真善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或穷或达,始终保持一种崇高的气节,无论他什么时间,超越多少年,也是值得称颂的。现在人们论今古,总认为昔不如今,持厚今薄古的态度,殊不知今人的一些丑恶行径,连封建士大夫也不耻。其实“厚古薄今”不对,“厚今薄古”亦有差,倒是老杜的观点值得借用:“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这样的世界观,才是值得称道的。
韩愈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写下的这段话,也写在了中国文学史里。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玩弄权术的政客存在一天,这段话就有它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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