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抒情母爱散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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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另外冰心的《纸船—寄母亲》,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另外冰心的《纸船—寄母亲》,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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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小巷深处——林莉
很早就知道,我是在村那头的坡顶上捡来的。据说,那个季节,天还不太冷,依稀有几片早落的黄叶,在风中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低低地打着旋。
当时的我被一件破蓝布袄草草地包裹着。有很多人围在那个坡顶上,却好像没有谁打算把我抱回去。有个好心人跑到巷口时对瞎眼的英姨说:“天赐给你的呢!总比不知冷热的竹棒强。”又有人附和:“收下吧,老来也有靠。”于是,英姨麻利地收了小摊,颇有节奏地用竹棒叩击青石板铺成的路面来到我身边,随即央求热心人把幼小的我放进了她瘦瘪却温暖的怀里。
第二天,巷里的人都看到她拆掉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小木棚,搬进了小巷最深处门口有两个滑溜溜石凳的小房子。为此,她从一双破棉鞋里拿出了她所有的积蓄——150元。于是,我在降临到人世间一个月后,真正拥有了一个家,我从此也就成了“巷口卖冰棍的瞎眼姨娘的女儿”。
据说,我那盲母亲当初是极泼辣的,并以厉害出名。在我被捡回后,她抱我处处炫耀:“我丫头多可爱,多漂亮,肉滚滚,嫩生生。”有明眼人曾很不服气地反驳:“我说大姨呀,你捡她的那天我就想说了,收养姑娘嘛,也该挑个漂亮一些的,这丫头,黑不溜秋,眉不是眉,眼不是眼,您眼睛看不见,才吃了这个亏!”我母亲听便翻了脸,呆在那人家足足骂了半天。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别人对我说的。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未这样泼过。有人说:“为了这个丫头,英姨改好了!”
自我有记忆开始,家的概念就是一张笨重的积满油腻的木桌,一碗拌焦黄猪油渣的酱油饭,一杯用折价过期的奶粉冲调成的牛奶和一只好大好长的棒冰箱。让很多人费解的是,在这四壁空空的家里,我居然也能顺顺利利地长大,顺顺利利地代替了母亲常年用的那根光润的竹棒。小巷里的人们不再听见那日日重复的青石板上有节奏的叩击声了,人们常见到的就是我——一个丑女孩,每天搀着一个盲姨娘从小巷深处缓缓地走到巷口。
巷口摆的小摊就是维持我们这个贫穷家庭的唯一希望。夏天,母亲总会如尊凝固的雕像般执地守候在一个大大的冰棍箱旁,毒辣的阳光把母亲原已黝黑的皮肤晒得黑里透红,日复一日,竟成古铜似的颜色;因盲眼而被忽略了的手,总是留黑而长的指甲;身上的衣服早已辨不出色彩来。但令人不解的是,我一直觉得她的生意总比别人的好,有时一天下来,竟收入十多块。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让人满意的数目。我曾问她做生意的秘诀,她总微笑说:“坐在太阳最毒的地方守卖,是绝对不会错的。”那刻,我才知道,这比别人多赚的每一分钱都凝聚母亲加倍的血汗啊!到了冬天──冰棍无处可卖的季节,母亲就会操起针线缝制出20多条棉被,租给赶集的或帮工的乡民,每晚租金四毛到六毛不等。于是,整整一个冬天,母亲又忙于拆拆洗洗缝缝补补。
由于她的辛勤劳作及苦心经营,我们这个家居然也过得有声有色—— 饭桌上经常能上荤菜,而我衣服上的补丁也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直至没有。有很多次,看母亲太劳累,我极想帮帮她,可她总是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好生读你的书去。”所以,在这个家里,虽然苦点,我却被调养得像个千金小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祇知道读一些母亲不懂的书。
而母亲却总以我为骄傲。小学二年级那会儿,老师布置了篇作文,大概我写得比较通顺,而且用拼音代替了不会写的生字,老师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了一些诸如“小小年纪,大有作为”之类的话。回去,我便把作文交给看不见的母亲,还得意地向她转述了老师的话。母亲竟高兴得落了泪。她一直把那篇作文珍藏,逢人便拿出来给人看,说:“我家莉儿可了不得,老师赞她有出息。”开始讲的时候,那些识字的也还有模有样地翻几下作文本,应和几句。后来说得多了,有人揶揄她:“可不是,都说阿莉是你的冰棍调养出来的呢!”母亲是看不见人家表情的,听了这话便高兴起来,甚至卖冰棍时,我都成了她的广告宣传:“吃我的棒冰吧,吃了就是聪明,跟我阿莉一样。”弄得我很难堪。从此,即使得了表扬,我也不敢说给母亲听了。
开始的时候,我很满足于自己那由肮脏的板壁、熏黑的炭炉、简单的饭菜构成的生活,我总是自豪地倚在极为疼爱我的母亲身边,总是极自由地吃那令小朋友眼馋的永远吃不完的冰棍……。小巷深处,经常有我们一老一少蹒跚的身影。间或有人说:“一直听不到您竹棒点地的声音,倒还怪想的。”母亲这时便会骄傲起来,扬起头,握紧我的手,而我也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大功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感到了自己的不同一般。同学异样的目光,老师分外的关切,时刻提醒我:我,是一个瞎子捡来的女儿;我,拥有的是一个特别贫穷的家。
我开始沉默,开始回避所有的同学,甚至开始厌恶我的家。我不再与母亲相伴而走,也不再从母亲卖冰棍的那条路经过。那段时间,除了几顿饭之外,我几乎整天泡在教室里,祇是为了在那个卑微的家里少呆几分钟。有人向她问起我,她依旧满面春风:“莉学习忙呢!老师赞她有出息呢!哪会在家耗时间!”除了我,谁也不可能看出她眼中深深的落寞。
时间飞逝,终于在中考过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了县城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自己家庭的阴影,住进那隔了一座又一座大山的县城一中了。
临行前,我穿上了母亲用从微薄的生活费中硬扣下的钱购置的连衣裙。当我看见穿衣镜中颇具城市少女风采的“我”时,我终于下了决心,转向母亲,吞吞吐吐却又异常清晰地说:“妈……您……以后别……如果没急事的话……不用去找我……”“为甚么?”母亲眼光黯淡了。好长好长时间的沉默,终于,她点了点头,顺手取过她那根不知啥时已从角落里拿出来并已磨得又光又亮的竹棒,叩击地面向厨房走去。“您……”我上前扶住她,可她轻轻推开我:“我去帮你弄点好吃的,食堂少油。”我有些哽咽,但我甚么也没有说。
住读生活很快让我忘掉了以往的自己,忘掉了烈日、冰棍、瞎眼母亲带来的烦恼与卑微,也忘掉了临行前的那一点点不安。谁都不知道我是谁,谁都以为我也同她们一样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一段时间中,母亲果然遵守诺言。每月由一位早年已住进城里却经常回乡的老婆婆帮我捎来一些营养品及生活费。坐落在小巷深处的那个家似乎与我完全隔绝了。我开始淡忘了家门前圆润光洁的石,那门上斑斑驳驳的门锁,甚至淡忘了黄昏后母亲倚在门旁殷殷的招呼声。这样的日子平和而又迅速地溜过去,一直到我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
那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
当老婆婆将一包鸡蛋和50元钱塞给我时,我床对面的一位室友发话了:“莉,你妈对你多好,毕业聚会把她请来,你的优秀成绩定会让她感到光彩!”
“哦……这?”我迟疑了瞬间,“我妈太忙了,她……抽不出空,你瞧,连带东西都一直请别人帮忙,哪有时间呢?”那刻,我惊异于自己说假话如同说真话一样。
送老婆婆出门时,我感激地对她说:“您这三年来为我操了心,让您受累了。”
“你……”她看来有些激动,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考得真的很好?”
我点了点头。
“造孽!……”她竟长叹一口气,“你……你妈怎么那么死心眼!”
“怎么回事?”我突然有点紧张。
她不再说话,拉起我的手直冲出校门,然后?到一个偏僻的巷子里。
老远,我便看见了,看见了她——我的母亲。在风中,她无助地倚在墙边,凌乱而花白的头发在苍老的脸颊旁飘扬。我看到了她深凹的眼,布满青筋和黑斑如枯竹似的手,还有那根又光又亮的竹棒。
“莉呀,你有出息啦,可不能没良心啊。这三年,我哪这么空个个月回乡?都是她央人把自己送上汽车,下车后又摸到我住的地方,把东西交给我,让我带给你,然后又孤零零地摸上汽车……”
我的视线顷刻间模糊了。朦胧的泪眼中,我依稀看到了村旁那长长的路,路旁那长长的小巷,巷里那根长长的竹棒,竹棒后蹒跚一个长长的、长长的人影。
“妈妈!”我奔过去,为自己的虚荣,为自己的无知,流泪。在风中,她的脸是那么黝黑,她的手是那么粗糙,她的眼睛是那么黯淡,然而她立在那儿却是那么挺拔,那么坚定,彷佛在憧憬,又彷佛在等候。
妈妈,我回来了,我已经回来了,我其实还记得,还记得来时泥泞的山路,还记得赤足跑过石板的清凉,还记得家里厚重的木门栓,还有,还有我们曾共同相偎走过的那条小巷,那条深深的小巷。
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小巷深处——林莉
很早就知道,我是在村那头的坡顶上捡来的。据说,那个季节,天还不太冷,依稀有几片早落的黄叶,在风中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低低地打着旋。
当时的我被一件破蓝布袄草草地包裹着。有很多人围在那个坡顶上,却好像没有谁打算把我抱回去。有个好心人跑到巷口时对瞎眼的英姨说:“天赐给你的呢!总比不知冷热的竹棒强。”又有人附和:“收下吧,老来也有靠。”于是,英姨麻利地收了小摊,颇有节奏地用竹棒叩击青石板铺成的路面来到我身边,随即央求热心人把幼小的我放进了她瘦瘪却温暖的怀里。
第二天,巷里的人都看到她拆掉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小木棚,搬进了小巷最深处门口有两个滑溜溜石凳的小房子。为此,她从一双破棉鞋里拿出了她所有的积蓄——150元。于是,我在降临到人世间一个月后,真正拥有了一个家,我从此也就成了“巷口卖冰棍的瞎眼姨娘的女儿”。
据说,我那盲母亲当初是极泼辣的,并以厉害出名。在我被捡回后,她抱我处处炫耀:“我丫头多可爱,多漂亮,肉滚滚,嫩生生。”有明眼人曾很不服气地反驳:“我说大姨呀,你捡她的那天我就想说了,收养姑娘嘛,也该挑个漂亮一些的,这丫头,黑不溜秋,眉不是眉,眼不是眼,您眼睛看不见,才吃了这个亏!”我母亲听便翻了脸,呆在那人家足足骂了半天。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别人对我说的。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未这样泼过。有人说:“为了这个丫头,英姨改好了!”
自我有记忆开始,家的概念就是一张笨重的积满油腻的木桌,一碗拌焦黄猪油渣的酱油饭,一杯用折价过期的奶粉冲调成的牛奶和一只好大好长的棒冰箱。让很多人费解的是,在这四壁空空的家里,我居然也能顺顺利利地长大,顺顺利利地代替了母亲常年用的那根光润的竹棒。小巷里的人们不再听见那日日重复的青石板上有节奏的叩击声了,人们常见到的就是我——一个丑女孩,每天搀着一个盲姨娘从小巷深处缓缓地走到巷口。
巷口摆的小摊就是维持我们这个贫穷家庭的唯一希望。夏天,母亲总会如尊凝固的雕像般执地守候在一个大大的冰棍箱旁,毒辣的阳光把母亲原已黝黑的皮肤晒得黑里透红,日复一日,竟成古铜似的颜色;因盲眼而被忽略了的手,总是留黑而长的指甲;身上的衣服早已辨不出色彩来。但令人不解的是,我一直觉得她的生意总比别人的好,有时一天下来,竟收入十多块。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让人满意的数目。我曾问她做生意的秘诀,她总微笑说:“坐在太阳最毒的地方守卖,是绝对不会错的。”那刻,我才知道,这比别人多赚的每一分钱都凝聚母亲加倍的血汗啊!到了冬天──冰棍无处可卖的季节,母亲就会操起针线缝制出20多条棉被,租给赶集的或帮工的乡民,每晚租金四毛到六毛不等。于是,整整一个冬天,母亲又忙于拆拆洗洗缝缝补补。
由于她的辛勤劳作及苦心经营,我们这个家居然也过得有声有色—— 饭桌上经常能上荤菜,而我衣服上的补丁也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直至没有。有很多次,看母亲太劳累,我极想帮帮她,可她总是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好生读你的书去。”所以,在这个家里,虽然苦点,我却被调养得像个千金小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祇知道读一些母亲不懂的书。
而母亲却总以我为骄傲。小学二年级那会儿,老师布置了篇作文,大概我写得比较通顺,而且用拼音代替了不会写的生字,老师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了一些诸如“小小年纪,大有作为”之类的话。回去,我便把作文交给看不见的母亲,还得意地向她转述了老师的话。母亲竟高兴得落了泪。她一直把那篇作文珍藏,逢人便拿出来给人看,说:“我家莉儿可了不得,老师赞她有出息。”开始讲的时候,那些识字的也还有模有样地翻几下作文本,应和几句。后来说得多了,有人揶揄她:“可不是,都说阿莉是你的冰棍调养出来的呢!”母亲是看不见人家表情的,听了这话便高兴起来,甚至卖冰棍时,我都成了她的广告宣传:“吃我的棒冰吧,吃了就是聪明,跟我阿莉一样。”弄得我很难堪。从此,即使得了表扬,我也不敢说给母亲听了。
开始的时候,我很满足于自己那由肮脏的板壁、熏黑的炭炉、简单的饭菜构成的生活,我总是自豪地倚在极为疼爱我的母亲身边,总是极自由地吃那令小朋友眼馋的永远吃不完的冰棍……。小巷深处,经常有我们一老一少蹒跚的身影。间或有人说:“一直听不到您竹棒点地的声音,倒还怪想的。”母亲这时便会骄傲起来,扬起头,握紧我的手,而我也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大功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感到了自己的不同一般。同学异样的目光,老师分外的关切,时刻提醒我:我,是一个瞎子捡来的女儿;我,拥有的是一个特别贫穷的家。
我开始沉默,开始回避所有的同学,甚至开始厌恶我的家。我不再与母亲相伴而走,也不再从母亲卖冰棍的那条路经过。那段时间,除了几顿饭之外,我几乎整天泡在教室里,祇是为了在那个卑微的家里少呆几分钟。有人向她问起我,她依旧满面春风:“莉学习忙呢!老师赞她有出息呢!哪会在家耗时间!”除了我,谁也不可能看出她眼中深深的落寞。
时间飞逝,终于在中考过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了县城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自己家庭的阴影,住进那隔了一座又一座大山的县城一中了。
临行前,我穿上了母亲用从微薄的生活费中硬扣下的钱购置的连衣裙。当我看见穿衣镜中颇具城市少女风采的“我”时,我终于下了决心,转向母亲,吞吞吐吐却又异常清晰地说:“妈……您……以后别……如果没急事的话……不用去找我……”“为甚么?”母亲眼光黯淡了。好长好长时间的沉默,终于,她点了点头,顺手取过她那根不知啥时已从角落里拿出来并已磨得又光又亮的竹棒,叩击地面向厨房走去。“您……”我上前扶住她,可她轻轻推开我:“我去帮你弄点好吃的,食堂少油。”我有些哽咽,但我甚么也没有说。
住读生活很快让我忘掉了以往的自己,忘掉了烈日、冰棍、瞎眼母亲带来的烦恼与卑微,也忘掉了临行前的那一点点不安。谁都不知道我是谁,谁都以为我也同她们一样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一段时间中,母亲果然遵守诺言。每月由一位早年已住进城里却经常回乡的老婆婆帮我捎来一些营养品及生活费。坐落在小巷深处的那个家似乎与我完全隔绝了。我开始淡忘了家门前圆润光洁的石,那门上斑斑驳驳的门锁,甚至淡忘了黄昏后母亲倚在门旁殷殷的招呼声。这样的日子平和而又迅速地溜过去,一直到我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
那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
当老婆婆将一包鸡蛋和50元钱塞给我时,我床对面的一位室友发话了:“莉,你妈对你多好,毕业聚会把她请来,你的优秀成绩定会让她感到光彩!”
“哦……这?”我迟疑了瞬间,“我妈太忙了,她……抽不出空,你瞧,连带东西都一直请别人帮忙,哪有时间呢?”那刻,我惊异于自己说假话如同说真话一样。
送老婆婆出门时,我感激地对她说:“您这三年来为我操了心,让您受累了。”
“你……”她看来有些激动,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考得真的很好?”
我点了点头。
“造孽!……”她竟长叹一口气,“你……你妈怎么那么死心眼!”
“怎么回事?”我突然有点紧张。
她不再说话,拉起我的手直冲出校门,然后?到一个偏僻的巷子里。
老远,我便看见了,看见了她——我的母亲。在风中,她无助地倚在墙边,凌乱而花白的头发在苍老的脸颊旁飘扬。我看到了她深凹的眼,布满青筋和黑斑如枯竹似的手,还有那根又光又亮的竹棒。
“莉呀,你有出息啦,可不能没良心啊。这三年,我哪这么空个个月回乡?都是她央人把自己送上汽车,下车后又摸到我住的地方,把东西交给我,让我带给你,然后又孤零零地摸上汽车……”
我的视线顷刻间模糊了。朦胧的泪眼中,我依稀看到了村旁那长长的路,路旁那长长的小巷,巷里那根长长的竹棒,竹棒后蹒跚一个长长的、长长的人影。
“妈妈!”我奔过去,为自己的虚荣,为自己的无知,流泪。在风中,她的脸是那么黝黑,她的手是那么粗糙,她的眼睛是那么黯淡,然而她立在那儿却是那么挺拔,那么坚定,彷佛在憧憬,又彷佛在等候。
妈妈,我回来了,我已经回来了,我其实还记得,还记得来时泥泞的山路,还记得赤足跑过石板的清凉,还记得家里厚重的木门栓,还有,还有我们曾共同相偎走过的那条小巷,那条深深的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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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
泰戈尔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是在游戏之间
有时仿佛有一段歌调在我玩具上回旋,
是她在晃动我的摇篮时所哼的那些歌调。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但是在初秋的早晨
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
庙殿里晨祷的馨香仿佛向我吹来母亲的气息。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是当我从卧室的窗里外望悠远的蓝天,
我仿佛觉得母亲凝住我脸上的眼光
布满了整个天空。
泰戈尔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是在游戏之间
有时仿佛有一段歌调在我玩具上回旋,
是她在晃动我的摇篮时所哼的那些歌调。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但是在初秋的早晨
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
庙殿里晨祷的馨香仿佛向我吹来母亲的气息。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是当我从卧室的窗里外望悠远的蓝天,
我仿佛觉得母亲凝住我脸上的眼光
布满了整个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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