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由张学良间接下令，蒋介石默认。
1931年11月以后，日本拒绝按国联要求退回事变前原地，并意欲夺取扼守入关通道的战略要地锦州。在锦州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反复磋商逾月，蒋介石表示“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
张学良也表示“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并前后三次致电南京请示战和决策及寻求援助，但始终不见援助，奉命守备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更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而张学良深知日本侵略野心欲壑难填，认为若无全国发动抗战，仅东北军孤军作战必然失败，最终不抵抗而撤入关内。
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为一己之私尔虞我诈难以同心抗敌，终令东北三省轻易落入日寇手中，亦使日寇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其后果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难以推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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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1931年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
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
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
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
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不抵抗政策
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不抵抗。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意图独霸，削弱其他军人兵力，因此，于1930年5月，爆发了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联军，合取蒋介石。联、蒋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死伤惨重，蒋军战势危机，被联军包围，蒋介石面临生命危险，向张学良求救。
9月18日，张学良宣布反对内战，支持蒋介石，希望各方立刻停战。张学良的建议被联军拒绝后，张学良于两日后率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蒋张合力，联军溃败。
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学良收编接管西北军，并入主燕京，进军华北，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从此后对中国的影响力，对各地军阀的控制能力大增。
中原大战和万宝山事件发生以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的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东北的统一的中国国家主权和日本的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的可能性升高。
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占领了东三省全境。
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况且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的主力刚刚结束了中原大战，停留在关内，后来又有部队调入关内去剿灭石友三叛变，关外处于军事空虚状态。东北军内部也有很强大的降日派，在抗日的问题上会选择倒戈。
另外，中国方面也不可能支援东北抗战，故此，东北军抵抗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东北必丢无疑。
东北军不抵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不愿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九一八事发当时，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上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的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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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中国分离主义愈加猖獗，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介石为了削弱张学良的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
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到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了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最终得和平解决，而国民政府提前终止对共产分离主义的剿灭战，建立了中国抗日形式上的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是蒋介石（一说张学良）下的命令（这是有争议的）。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驻守东北的东北军接受蒋介石（一说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军由于经过了中原大战以及原先家底比较厚实，人员比较多，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扎20万人，再加上29军，总兵力在40万人左右。
关东军的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前也就是一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大队，总共是1.04万人，其他可以动员的军事力量，包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一万人，警察三千人，加起来总共三四万人左右，绝对不超过五万人。
也就是说，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毫无疑问，东北军是占有着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的。
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
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或宣布“独立”，或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大部分地区。虽有一部分东北军加入了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但东北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运动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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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 “9•18事变”中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包括它的陆军什么资料，都显示说中国国家四分五裂，国民党腐败，军队没有军纪等等，这是最终使它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敢于不断地在中国扩张侵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点，它确实也是为日本的二战期间的疯狂打下了伏笔和坚实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接的起因也和“9•18事变”密切相关。因为在1941年9月26号，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提出了赫尔备忘录，等于是最后通牒，提出四项要求，都是和“9•18事变”直接相关的，或者和中国直接相关的。
第一个就是退出所有的中国领土，第二个，只承认国民政府政权，不承认汪伪政权，第三个，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第四，不缔结将影响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的三国同盟条约。
参考资料：
张学良。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
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历史：张学良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曰本广播协会1990年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曰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曰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