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李大钊被捕后的资料

李大钊被捕以后的情况是怎样了，人们有何反应？急~~~

Answer 1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李 大 钊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 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 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 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 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 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 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 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 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 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同年11月发表《国情》，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先声。1915年2月，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宣传活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传诵一时。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国后，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等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Answer 2

十六年前的回忆
李星华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是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Answer 3

大钊同志铮铮铁骨，一片丹心，在狱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敌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折磨大钊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大钊同志坚贞不屈，没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没说一句有损于革命的话。他在狱中写的《自述》，反映了他的坚定的革命原则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字里行间洋溢着他献身于革命，谋求民族解放的志向。通篇《自述》是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的，根本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在《自述》中还巧妙地、不失原则地回答了敌人提出的关于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等有关问题。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青年，以保存革命力量，大钊同志在《自述》中还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舍己救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高贵品质。

大钊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方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运动是在他亲自关心和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他被捕后，北方铁路工人曾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劫狱营救大钊同志。这个计划通过党组织传到狱中后，大钊同志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护，但他看出当时完全没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他不愿工人同志做无益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再遭受损失，因此不同意这个行动。党组织接受了大钊同志的意见，取消了劫狱的计划。（见《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28日）

在教育界，广大学生、教师和学者也纷纷起来营救大钊同志。四月九日，北京九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十日，推选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校长为代表走访张学良，由张的秘书代见。两位校长提出五点意见，其中谈到“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月十二日，北京二十五个大学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系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1927年4月13日北京《晨报》第六版）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界的营救，统治阶级对迫害大钊同志等革命者有所顾忌，内部产生了分歧。北洋政府曾派梁士诒、杨度、罗文干等三人面见张作霖，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奉系军阀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认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有的则认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虽属颠覆国体行为，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提并论，……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1927年4月14日北京《晨报》第三版）

面对这种形势，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同志也曾一度动摇迟疑。可是，南北的新旧军阀及其帮凶们勾结在一起，竭力谋害大钊同志。参与这一阴谋活动的，有竭力反苏反共、充当封建军阀鹰犬的中国青年党。“民十六年夏李大钊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以后，北平各报纸都以特字号登载李大钊乃是学者，大学教授，政治犯，不可伤害。而青年党这时，陈启天率领党徒多人捣毁北平晨报馆，曾琦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惟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同时青年党又假借北平民众团体名义，张贴标语，什么‘杀一李大钊抵杀千万个共产党’，什么‘杀以止杀’”。（陈永年：《青年党外传》，载《文萃》第45期，1946年8月29日版第第18页）奉系军阀的一个重要头目张宗昌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8月初版，74页）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这时已公开叛变，在南方疯狂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反动势力的怂恿，特别是蒋介石的公开叛变，促使张作霖下决心杀害李大钊同志。

�张作霖害怕大钊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害怕人民的力量，不敢举行公开审判，而偷偷摸摸地导演了一出“军法会审”的凶残丑剧。“会审”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大客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七十分钟，仓促宣布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紧接着，就极端秘密地将李大钊同志等用六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道路“两旁均有宪兵警戒”。（1927年4月29日北京《晨报》第二版）敌人用极其野蛮的绞刑杀害了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革命者。首登绞刑架者，为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神色不变，从容就义。（1927年4月29日北京《晨报》第二版）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李大钊同志英勇战斗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大钊同志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陈毅同志曾赋诗纪念：“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这是对大钊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Answer 4

十六年前的回忆
李星华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是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Answer 5

李大钊
（1889～1927）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1913年留学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6年回国，任《晨钟报》主编。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1919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论文，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

1919年8月写《再论问题和主义》，批判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春，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同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1926年，积极参加和领导了“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遂于1926年3月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慷慨就义。主要著作收入《李大钊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