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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1917年十月革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
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
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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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 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
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李大钊同志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的现状，他不得不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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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 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陈独秀出城，两人在京津路上商议建党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
1919年6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上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者研究，决定送他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翌年1月，他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领，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了带篷马车。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他们经交谈，就建立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为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同年5月1日，李大钊率北大师生、工友五百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在会上慷慨讲演。会后又用两辆汽车插上红旗，到市内散发传单，党的革命旗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李大钊奔走活动，常被暗探跟踪，却总是轻蔑地斥之为“狗”，毫无畏惧。他在北大月薪高达250块大洋，除维持简单家用外，都用于党的经费或在身边扶贫。遇难时家无余财，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济。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长留人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从生到死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 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陈独秀出城，两人在京津路上商议建党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
1919年6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上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者研究，决定送他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翌年1月，他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领，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了带篷马车。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他们经交谈，就建立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为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同年5月1日，李大钊率北大师生、工友五百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在会上慷慨讲演。会后又用两辆汽车插上红旗，到市内散发传单，党的革命旗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李大钊奔走活动，常被暗探跟踪，却总是轻蔑地斥之为“狗”，毫无畏惧。他在北大月薪高达250块大洋，除维持简单家用外，都用于党的经费或在身边扶贫。遇难时家无余财，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济。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长留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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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杀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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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资料。
李大钊
（1889～1927）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1913年留学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6年回国，任《晨钟报》主编。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1919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论文，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
1919年8月写《再论问题和主义》，批判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春，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同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1926年，积极参加和领导了“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遂于1926年3月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慷慨就义。主要著作收入《李大钊文集》等。
李大钊与孙中山-中国民族主义革命
65年前，李大钊曾“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将孙中山与列宁的思想、精神与品格“比较的看”，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期望国共两党人士精诚合作、致力于国民革命。今天我们也因中山先生而想到李大钊，拟将他们二人联系起来看。希望以他们彼此关系的角度引发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这两位革命家及其有关历史内容的认识。
一 孙李交谊与国共合作
孙中山和李大钊，分别是与国共合作最有关系的两党领袖，对他们二人彼此的交往和友谊进行考察，于我们认识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初期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最早交往发生在1919年。她说：“早在1919年，他(指孙中山——引者)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①可惜她没有对此提供具体的证据。从孙中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来看，他和李大钊在1919年有过接触是存在可能的。经过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尤其是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都不足靠，从而陷入到深深的失望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启发和希望。从1918年开始，他就与苏俄有了表示合作愿望的书信来往。而他个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兴趣，则是早已有之。五四前后，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朱执信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列宁，善意地介绍苏俄，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人们研究马克思、列宁感到高兴之事确属不误。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爱看《每周评论》，且有营救陈独秀和胡适的举措。②之后又派戴季陶、沈玄庐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以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而戴、沈等人皆与李大钊相熟识。上述这一切都说明在1919年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子、热情介绍苏俄、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不会感到陌生，且有可能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即使有过，恐怕也不会多，更不会很正式。直到1922年8月以前，李大钊在文章中似乎都未曾提到孙中山的名字。1921年夏，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希望见到孙中山与其商谈合作事宜时，李大钊不是直接给孙中山写介绍信，而是请求蔡元培帮忙予以介绍。③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孙李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交往。
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正式接触，是1922年8月在上海的那几次著名会谈。这些会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已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后，李大钊奉组织的委派而行的。在此之前，李大钊对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议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底，马林同孙中山商谈了扩大国民党和建军等问题之后，在回国之前，曾与李大钊等中央同志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关于联合帮助国民党的问题，并取得了李大钊等同志的大体同意。1922年5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又召开了“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这两个文件里，中共赞扬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真诚地批评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性，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等全国革新党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8月，马林重来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特别召开了杭州会议，对此进行议决。据陈独秀回忆说，当时他和李大钊、张国焘等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④。但张国焘的回忆则与此不同，他说当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李大钊最为赞同，经他向其他人进行“疏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决议。⑤从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活动来看，张国焘的回忆似更真实。1922年前后，李大钊正热心于搞民主联合战线工作，他认为在坚持共产党彻底革命的纲领的同时，也不妨在改造中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上谋求“调和”的统一行动。1922年8月，李大钊从上海到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前，曾给胡适写过一信，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 (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⑥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参加西湖会议前即持联合孙中山的态度。
西湖会议后即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受中央委托，专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和同去者。此时避居上海的孙中山，经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不仅与苏俄和中共合作的愿望加强，而且同时也有着与北方军阀妥协的念头。因此，他对于李大钊这样一个既有学识又有广泛政治接触的人表示欢迎，是毫不足怪的。但李大钊与孙中山商谈的主题则仍是国共合作。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第三稿中回忆这段事情时写道：“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在《自述》的初稿中，“亘数时间”一句之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⑦之语。由此可见，孙中山与李大钊二人谈话投机、情志相契的程度。
经过这些会谈，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尤其是孙中山，他认识到像李大钊这样襟怀坦白，立志改造中国的共产党人要求共同合作、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也从李大钊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需要注入共产党这样的新血液。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还是个学识渊博、有勇有谋、思想明晰、朝气蓬勃而又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值得钦敬的革命同志。因此，当他还在与李大钊会谈期间，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李大钊马上加入国民党，好立即帮助他进行改组工作。在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时，他又当即答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⑧这样，李大钊就作为共产党员最早地加入了国民党。
在此之后，孙中山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加快了联俄联共的步伐，而李大钊则进一步成为其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信赖。1923年初，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参加了为时6天的孙文越飞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过从甚密，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自党内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维护和推动这一宝贵的开始。
1923年初，李大钊针对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表示悲观的情形时指出，尽管国民党现在很腐朽，但是“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⑨。1923年四五月，他又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两文，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在前文中他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在后一文中，他认为社会改造必有一个中心，国民党现在的实力还很不足，但是“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如果我们对之进行适当的改良，它还是可以担负改造中国中心的使命的。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既说服了党内同志，又鼓励了孙中山及国民党改组派。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也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在说服不听的情况下，他则对一些顽固坚持反对立场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打击或将其调离党务岗位或听任其辞职，直至不惜将其开除出党。从而表明了他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
1923年夏，孙中山特地邀请李大钊赴广东，共商广东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年底，又同他一起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事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前，孙中山亲自指派李大钊作为北京地区特别代表出席。会议期间，他又以主席身分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李大钊还担任了其他三种审查委员，并专门作了一个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驳斥了“国内有党”、“跨党”等右派谬论，明确说明了共产党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和意义。他的报告，受到了孙中山及其左派的支持，使得右派分子的阴谋流于破产。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还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最终确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后补中央执行委员。自此，孙中山与李大钊一起磋商、筹划，广大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回到北方开展工作，不久就成为北方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在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李大钊还被任命为九个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国民党右派为此大为不满，叫嚣什么“以共产巨子式之李大钊等为委员……实深诧异”⑩。殊不知这正是孙中山的英明决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临终前，他留下了三份遗嘱，其党务遗嘱写道：“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基本精神。李大钊参与了这项遗嘱的草定工作。
从1922年8月至孙中山逝世，孙、李之间始终互相敬重，精诚相交，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对李大钊的情谊时曾真实地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11。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敬重和亲情，则更有过之。他在1924年所写的《人种问题》一文中，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又尊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老祖”，并动情地介绍了苏俄人民对孙中山流露出来的“诚敬的钦感”。1924年6月，当李大钊得知路透社恶意制造孙中山逝世的谣言时，他怒不可遏，坚决主张“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12。至于孙中山逝世后，他对孙中山的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则更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二 一个共同涉及的问题：
所谓“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和李大钊都是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革命家，在我们所从事的民族革命中，曾先后都涉及到一个与日本最有关系的问题，即所谓“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叫“大亚细亚主义”。一般认为最早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其早期，主要是日本国权主义团体玄洋社社员的一种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以日本为盟主组成日、中、朝三国“亚洲大同盟”，在日本的指导下。共同驱逐欧美列强的势力出亚洲。这种主张的提出，是经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表现，是对欧美民族感到自卑，对亚洲各落后民族又复觉自大的民族变态心理的综合反映。就其主流而言，它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对亚洲各民族的歧视性。其出笼不久，又被“黑龙会”、“浪人会”等组织予以利用和改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的理论依据和主义的基本特点。30年代出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便是这种“大亚洲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
就上述这种主流意义而言，应当说，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一生都不曾有过“大亚洲主义”。但是，孙中山和李大钊二人却都使用过“大亚洲主义”的概念，或以其为题作演讲，或以其为题做文章，并形成过各自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李大钊
（1889～1927）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1913年留学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6年回国，任《晨钟报》主编。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1919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论文，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
1919年8月写《再论问题和主义》，批判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春，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同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1926年，积极参加和领导了“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遂于1926年3月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慷慨就义。主要著作收入《李大钊文集》等。
李大钊与孙中山-中国民族主义革命
65年前，李大钊曾“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将孙中山与列宁的思想、精神与品格“比较的看”，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期望国共两党人士精诚合作、致力于国民革命。今天我们也因中山先生而想到李大钊，拟将他们二人联系起来看。希望以他们彼此关系的角度引发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这两位革命家及其有关历史内容的认识。
一 孙李交谊与国共合作
孙中山和李大钊，分别是与国共合作最有关系的两党领袖，对他们二人彼此的交往和友谊进行考察，于我们认识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初期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最早交往发生在1919年。她说：“早在1919年，他(指孙中山——引者)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①可惜她没有对此提供具体的证据。从孙中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来看，他和李大钊在1919年有过接触是存在可能的。经过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尤其是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都不足靠，从而陷入到深深的失望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启发和希望。从1918年开始，他就与苏俄有了表示合作愿望的书信来往。而他个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兴趣，则是早已有之。五四前后，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朱执信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列宁，善意地介绍苏俄，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人们研究马克思、列宁感到高兴之事确属不误。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爱看《每周评论》，且有营救陈独秀和胡适的举措。②之后又派戴季陶、沈玄庐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以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而戴、沈等人皆与李大钊相熟识。上述这一切都说明在1919年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子、热情介绍苏俄、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不会感到陌生，且有可能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即使有过，恐怕也不会多，更不会很正式。直到1922年8月以前，李大钊在文章中似乎都未曾提到孙中山的名字。1921年夏，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希望见到孙中山与其商谈合作事宜时，李大钊不是直接给孙中山写介绍信，而是请求蔡元培帮忙予以介绍。③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孙李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交往。
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正式接触，是1922年8月在上海的那几次著名会谈。这些会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已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后，李大钊奉组织的委派而行的。在此之前，李大钊对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议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底，马林同孙中山商谈了扩大国民党和建军等问题之后，在回国之前，曾与李大钊等中央同志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关于联合帮助国民党的问题，并取得了李大钊等同志的大体同意。1922年5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又召开了“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这两个文件里，中共赞扬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真诚地批评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性，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等全国革新党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8月，马林重来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特别召开了杭州会议，对此进行议决。据陈独秀回忆说，当时他和李大钊、张国焘等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④。但张国焘的回忆则与此不同，他说当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李大钊最为赞同，经他向其他人进行“疏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决议。⑤从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活动来看，张国焘的回忆似更真实。1922年前后，李大钊正热心于搞民主联合战线工作，他认为在坚持共产党彻底革命的纲领的同时，也不妨在改造中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上谋求“调和”的统一行动。1922年8月，李大钊从上海到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前，曾给胡适写过一信，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 (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⑥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参加西湖会议前即持联合孙中山的态度。
西湖会议后即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受中央委托，专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和同去者。此时避居上海的孙中山，经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不仅与苏俄和中共合作的愿望加强，而且同时也有着与北方军阀妥协的念头。因此，他对于李大钊这样一个既有学识又有广泛政治接触的人表示欢迎，是毫不足怪的。但李大钊与孙中山商谈的主题则仍是国共合作。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第三稿中回忆这段事情时写道：“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在《自述》的初稿中，“亘数时间”一句之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⑦之语。由此可见，孙中山与李大钊二人谈话投机、情志相契的程度。
经过这些会谈，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尤其是孙中山，他认识到像李大钊这样襟怀坦白，立志改造中国的共产党人要求共同合作、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也从李大钊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需要注入共产党这样的新血液。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还是个学识渊博、有勇有谋、思想明晰、朝气蓬勃而又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值得钦敬的革命同志。因此，当他还在与李大钊会谈期间，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李大钊马上加入国民党，好立即帮助他进行改组工作。在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时，他又当即答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⑧这样，李大钊就作为共产党员最早地加入了国民党。
在此之后，孙中山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加快了联俄联共的步伐，而李大钊则进一步成为其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信赖。1923年初，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参加了为时6天的孙文越飞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过从甚密，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自党内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维护和推动这一宝贵的开始。
1923年初，李大钊针对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表示悲观的情形时指出，尽管国民党现在很腐朽，但是“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⑨。1923年四五月，他又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两文，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在前文中他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在后一文中，他认为社会改造必有一个中心，国民党现在的实力还很不足，但是“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如果我们对之进行适当的改良，它还是可以担负改造中国中心的使命的。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既说服了党内同志，又鼓励了孙中山及国民党改组派。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也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在说服不听的情况下，他则对一些顽固坚持反对立场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打击或将其调离党务岗位或听任其辞职，直至不惜将其开除出党。从而表明了他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
1923年夏，孙中山特地邀请李大钊赴广东，共商广东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年底，又同他一起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事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前，孙中山亲自指派李大钊作为北京地区特别代表出席。会议期间，他又以主席身分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李大钊还担任了其他三种审查委员，并专门作了一个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驳斥了“国内有党”、“跨党”等右派谬论，明确说明了共产党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和意义。他的报告，受到了孙中山及其左派的支持，使得右派分子的阴谋流于破产。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还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最终确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后补中央执行委员。自此，孙中山与李大钊一起磋商、筹划，广大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回到北方开展工作，不久就成为北方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在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李大钊还被任命为九个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国民党右派为此大为不满，叫嚣什么“以共产巨子式之李大钊等为委员……实深诧异”⑩。殊不知这正是孙中山的英明决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临终前，他留下了三份遗嘱，其党务遗嘱写道：“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基本精神。李大钊参与了这项遗嘱的草定工作。
从1922年8月至孙中山逝世，孙、李之间始终互相敬重，精诚相交，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对李大钊的情谊时曾真实地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11。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敬重和亲情，则更有过之。他在1924年所写的《人种问题》一文中，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又尊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老祖”，并动情地介绍了苏俄人民对孙中山流露出来的“诚敬的钦感”。1924年6月，当李大钊得知路透社恶意制造孙中山逝世的谣言时，他怒不可遏，坚决主张“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12。至于孙中山逝世后，他对孙中山的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则更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二 一个共同涉及的问题：
所谓“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和李大钊都是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革命家，在我们所从事的民族革命中，曾先后都涉及到一个与日本最有关系的问题，即所谓“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叫“大亚细亚主义”。一般认为最早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其早期，主要是日本国权主义团体玄洋社社员的一种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以日本为盟主组成日、中、朝三国“亚洲大同盟”，在日本的指导下。共同驱逐欧美列强的势力出亚洲。这种主张的提出，是经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表现，是对欧美民族感到自卑，对亚洲各落后民族又复觉自大的民族变态心理的综合反映。就其主流而言，它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对亚洲各民族的歧视性。其出笼不久，又被“黑龙会”、“浪人会”等组织予以利用和改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的理论依据和主义的基本特点。30年代出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便是这种“大亚洲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
就上述这种主流意义而言，应当说，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一生都不曾有过“大亚洲主义”。但是，孙中山和李大钊二人却都使用过“大亚洲主义”的概念，或以其为题作演讲，或以其为题做文章，并形成过各自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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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为中国引来天火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 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 对李大钊"三绞处决"， 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
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 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陈独秀出城，两人在京津路上商议建党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1919年6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上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者研究，决定送他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翌年1月，他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领，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了带篷马车。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他们经交谈，就建立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为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同年5月1日，李大钊率北大师生、工友五百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在会上慷慨讲演。会后又用两辆汽车插上红旗，到市内散发传单，党的革命旗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李大钊奔走活动，常被暗探跟踪，却总是轻蔑地斥之为"狗"，毫无畏惧。他在北大月薪高达250块大洋，除维持简单家用外，都用于党的经费或在身边扶贫。遇难时家无余财，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济。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长留人心！ (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 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 对李大钊"三绞处决"， 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
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 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陈独秀出城，两人在京津路上商议建党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1919年6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上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者研究，决定送他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翌年1月，他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领，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了带篷马车。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他们经交谈，就建立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为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同年5月1日，李大钊率北大师生、工友五百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在会上慷慨讲演。会后又用两辆汽车插上红旗，到市内散发传单，党的革命旗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李大钊奔走活动，常被暗探跟踪，却总是轻蔑地斥之为"狗"，毫无畏惧。他在北大月薪高达250块大洋，除维持简单家用外，都用于党的经费或在身边扶贫。遇难时家无余财，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济。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长留人心！ (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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