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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1918年3月18日-2001年12月1日）， 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台湾作家。 生于日本大阪，原籍台湾苗栗县头份镇。
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在台湾仍以办报，办刊，写作，出版为主，联络了大批在台湾的文化界人士提携了大量台湾文学青年出版了众多文学名作。被称为“台湾文学的祖母级人物”，1998年荣获“终身成就奖”。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富的。她已出版了18本书。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以其7岁到13岁的生活为背景创作的。在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期间，林海音一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作者心头。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一去不还。作者因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时的那些景色和人物，于是把它们写了下来，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这是林海音写这本小说的初衷。
作品赏析
《城南旧事》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小姑娘英子童稚的眼睛，来看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文章中的人物最后都离小英子而去，表达了告别童年的悲伤和怀念的情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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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二
林海音从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满乡恋、哲理、亲情，浸润着人们的心。那北京风貌、台湾民情、异国景物，以及天伦之乐、同乡之亲、师生之谊，读书心得，偶闻杂感，都令人兴起缕缕情思。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大多文字都流露出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怀念。“我漫写北平，是为了我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陈谷子·烂芝麻》）她把满腔思恋，倾诉于对昔日亲朋好友的怀念中，表现在北京特有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市场变化的描绘上。至于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者笔下，展现的是一幅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明媚的春，欢乐的夏，红叶满山的秋，鹅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去，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季节啊！”“然而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恋北平！”（《苦念北平》）。作者的绵绵情思，真是“诉不尽，理还乱”！此外对天安门、故宫、景山公园、文津街、虎坊桥、天桥、地坛等地的深情描绘，都洒下了作者相思的泪。因为“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根一样。”人同树，没有根是无法生存的。这也是她虽然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有浓厚的北平味儿，”“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爱她的故乡台湾。那里到处可见的相思树、香花，台北的温泉，狮子山的美景，妈祖生日的热烈气氛，高山族少女的恋爱生活……都再现在她的篇章中，倾注着她的温情。而对故乡的英雄，则更是无限崇敬，如《雾社英魂祭》，洋洋数千言，从雾社山民的祖先写到今日雾社的庄严美丽，从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写到日寇入侵后的悲惨命运，又从山民的奋起反抗写到殖民地者的残酷镇压，更从英雄的顽强战斗写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描写了那样壮阔的画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题深刻，笔势纵横而线索明晰，处处围绕着烈士精神与山河同在这个凝聚点取材，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从而使这篇祭文成为一首缅怀英烈的颂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则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有情的”（《窗》），而“门”则是“无情的东西”（《门》）；作者通过对“门”的有关成语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得别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势的可憎（《狗》），至于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因为它买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钱》）。只有春，才是充满希望的，“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春》）。这些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对人生深入观察的结晶。
林海音叙写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之类的散文，充满一种真挚。亲切的情趣美。如妻子为尽妇责，好心地把丈夫书桌上乱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气，妻子据理力争，丈夫只好认输：“算你赢，还不行吗？”结尾多么风趣而亲呢！《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为了让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让她进厨房，他带领孩子们做饭炒菜，把他对妻子的体贴，以及他不会做家务事而闹出的各种笑话，渲染得满纸生辉。作者还常选用一些生活细节来突出这种情趣，如“丑小鸭”们“侦察出父母因熬夜写作而偷吃东西”的物证后，四张小脸冲着“我”要求“赔”的笑剧（《鸭的喜剧》）；为帮助学生默默改错误，以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她又采用先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到操场，让偷球者自己去还球，小偷不敢还；后又用学生和老师一个一个走出教室又一个一个走进来，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球放回原处，虽然老师明知是谁，也不点破，这一组细节描写，显得新颖别致，更体现老师一片爱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这样描写，妙趣横生，充满诗情画意，折射出作者热爱生活的底蕴。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读者通过秀蕙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的认识。
林海音还常常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初恋》，就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行动，表现她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丧母，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少的妹妹，错过豆蔻年华。于是父亲特意从大学带回一个助教来家过暑假，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大女婿。她也对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组细节描写，凸出她怎样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渊：他约她出来谈话，她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完全意外的结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将肩头靠在大树上”却仍然答应他的要求，劝父亲允许他向小妹求婚，她认为她的退让给心爱的人带来幸福，自己虽痛苦，却值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纯洁的灵魂！林海音的成名作《城南旧事》中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如宋妈、小英子、父亲等也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特别是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她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语言行动来突出的。长篇小说《晓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划，也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在台湾，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计想找个留洋的丈夫，以便跟着喝洋水。而晓云却不理睬已经留洋而且品貌才学兼优的俞文渊的苦苦追求，这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个有妇之夫，却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怀了孕而不能结婚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个不重视传统道德的社会里，自幼又那么尴尬地度过少年时期，这就造成了她敏感、内向、孤僻、郁闷的性格，这就难怪她与踌躇满志喜好高谈阔论的俞文渊谈不到一块，而爱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样敏感、内向、郁闷的梁思敏。作者通过她的语言行动，叙写了她种种挣扎，袒露了她的欲罢不能，才使读者感到她并非轻浮少女。是台湾社会另一类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以显示人物自身的独特性。同是通过母爱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们的爸》以母亲的离婚再嫁来表现她的明智、坚强和对子女的爱心，《母亲的秘密》却以拒绝爱情、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突出母亲温柔内向的性格和对儿女的慈爱。这种题材类似写法却不同的隔篇对比，人物形象各具异彩。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运用对比刻划形象，更是具体突出。《风雪夜归人》对女主人公李明芳当演员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则以纵线表达方式加以对比，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络，看出其前后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突出李明芳学生时代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来台湾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当明星的苦恼和伤感：面对剧场老板和达官贵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失业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贫苦和社会的黑暗。林海音中长篇小说中的对比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既有情节线索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全面对比，也有人物之间某个特征的局部对比。如长篇小说《春风》，就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围绕静文的性格命运，一条围绕着秀云的性格命运，这两条线索自始至终都在强烈的对比中开掘着。静文家境贫寒，秀云则富有；静文用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秀云则依靠父亲的供养顺利读完大学。静文毕业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建立家庭，供应丈夫曹宇平读书，秀云毕业后却随夫冯启光出国，不是为深造或工作，而是作“随件”；静文成为模范校长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秀云则被称为模范妻子而被丈夫宠爱；静文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希望夫妻“双轨并进”，结果反使自己的丈夫成为别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秀云则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业，而使家庭生活美满。这是两条情节线索的对比，也是静文与秀云两个人物间的全面对比。至于人物之间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对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静文的严肃、认真、勤奋和秀云的活泼、随和、懒散；静文的坚强、进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现状；静文的开朗、积极和立美的忧郁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写，也常常用对比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的外貌特征，如静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娇弱柔美等。通过静文与不同人物的不同侧面的对比，她的立体形象就活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血肉丰满，令人难忘。
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林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林海音的许多小说，常常通过“想”、“回忆”、意识流动来叙述故事，表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如《烛芯》，作者以过去和现在交错出现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从抗战前在故乡天津的生活，一直写到现在台湾的新家，其时空跳跃之大，意识流动之活跃，在她的短篇小说里首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别想起二十五年前她与前夫志雄的大别，想起她怎样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产，住院也没保住孩子的严重后果，而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战夫人；想起来台后他们夫妻三人尴尬而痛苦的生活，以及她和志雄离婚，和俊杰的再婚……通过元芳的意识流动，以及她的沉思与回忆，将大陆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贯起来，并用台风之夜摇曳不定的烛光点缀场面的交换一一展现，显得真切、细腻、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则不采用内心独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三者熔成一片，因为想和做、言和行总是密切相关的。如作者早期小说《迟开的杜鹃》中的亚芳，四十多岁还未婚，当表妹为她介绍男友而请她吃饭时，她这顿饭吃得“不知肉味”，表妹问她为何吃得那样少？作者紧接着写道：
亚芳用手按住心口，眉头一皱：“这两天胃不舒服。”其实她的胃何尝不舒服，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单人床上痛哭一场”；因为眼前这男子，正是她少女时代在大陆拒绝过多次的人啊！这里，表面看来，是神情动作语言的精工细刻，实际上却是逼真细腻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读者不正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在祖国北方读书和工作生活的留恋，对来台后飘泊凄苦的无奈，以及此刻急于找个归宿的心态。
有时，每个动作都是说话，每句话都是动作，每句话，每个动作又都是心理活动的印证。如孟珠与许午田相爱后的每一举动、每一段对话，每一缕思念，都暗示两人心理的进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没有语言，而且动作很少的场合，心绪的波动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他握住我的手，望着我的脸，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
有多少？
——《爱情象把扇子》
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传神地突出一对恋人定情时甜蜜的心境？
三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创作的丰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为海内外读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台湾文坛，当台湾现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称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时候，林海音却坚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实在难能可贵。
鲁迅先生说：“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风俗，街头风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小说正是借助于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世态，地方风景的精心描绘，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艺术魅力，而为世界瞩目。如八大处的雄伟，白云观的热闹，护国寺的庙会，香山的红叶，卧佛寺一丈多长的卧佛等等，写的是北京的景，抒发的是热爱祖国的民族情（《骑小驴儿上西山》）；至于对北京中秋节晚上家家拜月和分吃团圆月饼的礼俗（《婚姻的故事》），台湾妈祖生日的热烈庆贺、端午节划龙舟的盛况，高山族的恋爱生活（《台湾民俗杂辑》）等描写，也鲜活地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画图和情趣。
林海音不仅刻意描绘出动人的风景风俗画，还常常把时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中，呈现出这些地方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如《城南旧事》中群众观看革命学生和盗贼“出红差”场面的描写，既突出北伐失败后反动派对革命青年的残酷镇压，也显现了社会的混乱。《殉》把“仍然留在时代那一边没有跳过来”的妇女所遭遇的包办婚姻和“冲喜”旧俗，写得凄凄惨惨；至于台湾三世、四世同堂的“养女世家，以及养女被侮辱、被摧残的悲苦命运（《玫瑰》），又从另一角度揭露了台湾畸形发展的观光事业的真相。林海音小说中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情节甚至细节，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无不打上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印记。
在民族化的典型环境中，活跃着民族化的典型人物，这在林海音小说中是相当突出的。如《城南旧事》中的宋妈和秀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中的朱淑芸，《金鲤鱼和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鲤鱼，《烛》中的大妇和小妾，《晚晴》中的姚亚德等等。至于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几见于每篇作品。她的成名作《城南旧事》，就继承了中国小说结构上的“有头有尾，疏密相间，似断实连”的优秀传统，并运用我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深刻的主题。
林海音的小说创作，虽然注意保持民族特色，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巧，也剔其杂质，取其精华。如短篇小说《烛芯》、长篇小说《晓云》等，就具有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意识流的作品。它们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杰作。林海音注意把传统的叙述描写和意识流写法融为一体，构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风格，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更鲜明，人物形象更立体化，这正是林海音创作中精益求精的结果。
林海音创作的个人风格，也是在其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就是：朴素、自然、淡雅。
一说起朴素、自然、淡雅，人们常常只想到作品的语言文字，其实，它主要表现于内容的实质，如作品题材、结构、情节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真挚自然笃诚，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林海音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刀光剑影的斗争，她写的都是身边事、儿女情、母子爱、师生谊。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她却能对这些平淡的日常生活作出不平淡的处理，寓深意于质朴之中。宋代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散文、小说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思冰令人老》写的是作者在台湾旱冰场观看白雪冰团表演时的所想所盼，却落笔于“我们是从有冰雪的地方来，仍当回到有冰雪的地方去。”这篇文章是那样质朴、单纯，内涵丰富、厚实！小说《城南旧事》，写的不过是宋妈、小偷、疯女秀贞，兰姨娘、父亲等人的生活命运。人是最平凡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林海音却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因此，她透过来妈丧失一双儿女却仍然善待东家孩子，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过疯女的表面看到她本质上的可爱可亲可怜；透过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无奈和可敬，因为太穷，他得让母亲吃饱和让弟弟读书；透过兰姨娘的现在看到她苦难的童年；也透过父亲接济革命青年和导致父亲身亡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所爱所憎。作者正是从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中，发掘出人性的美和人情的美。但是，这么美的人，这样令人难忘的事，这样令人怀念的地方，都离“我”而去了，作者对祖国故土的思念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作品的深刻主题正是通过这些平凡的题材表现出来的，而且正以它的丰富内蕴，它的含蓄，它的深邃而拨动读者的心弦。大陆去台人员思念乡土亲人，更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事，《晚晴》通过一个老人寂寞思亲和他的朋友——也是老人因有家不能归而“投环”自杀的描写，把盼望祖国统一的灼热主题，深埋在思亲的质朴文字底下，从而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和强烈的共鸣。
这种朴素、淡雅、自然的风格，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更为突出。她笔下的人物，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笔细雕，她从不用浓墨重彩把人物嵌进油画里。
林海音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也有一种“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质朴美。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样子，作者不过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纸面而已。这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结构艺术，当然是作家深思熟虑、精巧构思的结果。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力求变化多端，给人种种新意。有的以书信体结构情节，突出人物的心灵美，如《萝卜干的滋味》；有的用讲故事的方法构小说，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几代人的不幸婚姻，讲得详略得当，写得真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多变，如《烛芯》；有的开门见山直叙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顺写（《继母心》）；有的倒叙（《初恋》、《兰色的画象》）；有的倒述、插述并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几个人物分别立传的结构方式（《我们的爸》）；有的直叙到底（《一件旗袍》、《台北行》、《阳光》）；有的简洁明朗，像速写，如短篇小说《再嫁》、《冬青树》；有的铺陈委婉，如长篇小说《晓云》）。即使都是长篇小说，也因不同题材而采用不同的结构方法，如《城南旧事》通过五个系列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故上之恋，别离之憾。《春风》则通过两个朋友的不同命运为主次线索的结构方法，表现由大陆去台湾的知识分子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孟珠的旅程》则采用一种更接近于散文的写法，因而显得更为自然、质朴，并带有一种女作家所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将歌女的悲欢，姐妹之情，男女之恋，都在舒徐动人的叙写中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读来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她深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像一些作者忸怩作态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热的心、全部的情熔于作品，把自己的爱与恨倾注在人物的际遇中。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她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上。她许多写北京风土人情的散文和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都是乡愁国恋的见证。但在正文中却不露痕迹，而让这种真挚诚笃的深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而以台湾为背景的小说，则让这种情感涌溢于她笔下人物的思绪中：
立明切然没有听见，他的思绪飘得很远。他在想幼年去过的
西湖和昆明湖。记忆里，昆明湖好像比较清楚些，石舫和铜牛，一
口气直上排云殿，居高临下看湖水，绿荫深处一只翠鸟……
——（《春风》）
安立美之弟安立明就要去美国留学了，可他站在台湾的大贝湖旁，想的却是杭州的西湖和北京的昆明湖，想得发痴，听不见近在身旁的外甥女几次问话。而女主人公静文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二
林海音从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满乡恋、哲理、亲情，浸润着人们的心。那北京风貌、台湾民情、异国景物，以及天伦之乐、同乡之亲、师生之谊，读书心得，偶闻杂感，都令人兴起缕缕情思。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大多文字都流露出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怀念。“我漫写北平，是为了我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陈谷子·烂芝麻》）她把满腔思恋，倾诉于对昔日亲朋好友的怀念中，表现在北京特有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市场变化的描绘上。至于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者笔下，展现的是一幅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明媚的春，欢乐的夏，红叶满山的秋，鹅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去，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季节啊！”“然而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恋北平！”（《苦念北平》）。作者的绵绵情思，真是“诉不尽，理还乱”！此外对天安门、故宫、景山公园、文津街、虎坊桥、天桥、地坛等地的深情描绘，都洒下了作者相思的泪。因为“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根一样。”人同树，没有根是无法生存的。这也是她虽然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有浓厚的北平味儿，”“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爱她的故乡台湾。那里到处可见的相思树、香花，台北的温泉，狮子山的美景，妈祖生日的热烈气氛，高山族少女的恋爱生活……都再现在她的篇章中，倾注着她的温情。而对故乡的英雄，则更是无限崇敬，如《雾社英魂祭》，洋洋数千言，从雾社山民的祖先写到今日雾社的庄严美丽，从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写到日寇入侵后的悲惨命运，又从山民的奋起反抗写到殖民地者的残酷镇压，更从英雄的顽强战斗写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描写了那样壮阔的画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题深刻，笔势纵横而线索明晰，处处围绕着烈士精神与山河同在这个凝聚点取材，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从而使这篇祭文成为一首缅怀英烈的颂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则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有情的”（《窗》），而“门”则是“无情的东西”（《门》）；作者通过对“门”的有关成语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得别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势的可憎（《狗》），至于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因为它买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钱》）。只有春，才是充满希望的，“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春》）。这些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对人生深入观察的结晶。
林海音叙写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之类的散文，充满一种真挚。亲切的情趣美。如妻子为尽妇责，好心地把丈夫书桌上乱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气，妻子据理力争，丈夫只好认输：“算你赢，还不行吗？”结尾多么风趣而亲呢！《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为了让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让她进厨房，他带领孩子们做饭炒菜，把他对妻子的体贴，以及他不会做家务事而闹出的各种笑话，渲染得满纸生辉。作者还常选用一些生活细节来突出这种情趣，如“丑小鸭”们“侦察出父母因熬夜写作而偷吃东西”的物证后，四张小脸冲着“我”要求“赔”的笑剧（《鸭的喜剧》）；为帮助学生默默改错误，以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她又采用先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到操场，让偷球者自己去还球，小偷不敢还；后又用学生和老师一个一个走出教室又一个一个走进来，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球放回原处，虽然老师明知是谁，也不点破，这一组细节描写，显得新颖别致，更体现老师一片爱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这样描写，妙趣横生，充满诗情画意，折射出作者热爱生活的底蕴。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读者通过秀蕙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的认识。
林海音还常常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初恋》，就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行动，表现她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丧母，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少的妹妹，错过豆蔻年华。于是父亲特意从大学带回一个助教来家过暑假，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大女婿。她也对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组细节描写，凸出她怎样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渊：他约她出来谈话，她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完全意外的结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将肩头靠在大树上”却仍然答应他的要求，劝父亲允许他向小妹求婚，她认为她的退让给心爱的人带来幸福，自己虽痛苦，却值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纯洁的灵魂！林海音的成名作《城南旧事》中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如宋妈、小英子、父亲等也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特别是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她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语言行动来突出的。长篇小说《晓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划，也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在台湾，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计想找个留洋的丈夫，以便跟着喝洋水。而晓云却不理睬已经留洋而且品貌才学兼优的俞文渊的苦苦追求，这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个有妇之夫，却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怀了孕而不能结婚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个不重视传统道德的社会里，自幼又那么尴尬地度过少年时期，这就造成了她敏感、内向、孤僻、郁闷的性格，这就难怪她与踌躇满志喜好高谈阔论的俞文渊谈不到一块，而爱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样敏感、内向、郁闷的梁思敏。作者通过她的语言行动，叙写了她种种挣扎，袒露了她的欲罢不能，才使读者感到她并非轻浮少女。是台湾社会另一类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以显示人物自身的独特性。同是通过母爱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们的爸》以母亲的离婚再嫁来表现她的明智、坚强和对子女的爱心，《母亲的秘密》却以拒绝爱情、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突出母亲温柔内向的性格和对儿女的慈爱。这种题材类似写法却不同的隔篇对比，人物形象各具异彩。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运用对比刻划形象，更是具体突出。《风雪夜归人》对女主人公李明芳当演员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则以纵线表达方式加以对比，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络，看出其前后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突出李明芳学生时代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来台湾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当明星的苦恼和伤感：面对剧场老板和达官贵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失业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贫苦和社会的黑暗。林海音中长篇小说中的对比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既有情节线索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全面对比，也有人物之间某个特征的局部对比。如长篇小说《春风》，就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围绕静文的性格命运，一条围绕着秀云的性格命运，这两条线索自始至终都在强烈的对比中开掘着。静文家境贫寒，秀云则富有；静文用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秀云则依靠父亲的供养顺利读完大学。静文毕业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建立家庭，供应丈夫曹宇平读书，秀云毕业后却随夫冯启光出国，不是为深造或工作，而是作“随件”；静文成为模范校长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秀云则被称为模范妻子而被丈夫宠爱；静文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希望夫妻“双轨并进”，结果反使自己的丈夫成为别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秀云则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业，而使家庭生活美满。这是两条情节线索的对比，也是静文与秀云两个人物间的全面对比。至于人物之间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对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静文的严肃、认真、勤奋和秀云的活泼、随和、懒散；静文的坚强、进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现状；静文的开朗、积极和立美的忧郁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写，也常常用对比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的外貌特征，如静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娇弱柔美等。通过静文与不同人物的不同侧面的对比，她的立体形象就活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血肉丰满，令人难忘。
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林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林海音的许多小说，常常通过“想”、“回忆”、意识流动来叙述故事，表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如《烛芯》，作者以过去和现在交错出现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从抗战前在故乡天津的生活，一直写到现在台湾的新家，其时空跳跃之大，意识流动之活跃，在她的短篇小说里首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别想起二十五年前她与前夫志雄的大别，想起她怎样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产，住院也没保住孩子的严重后果，而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战夫人；想起来台后他们夫妻三人尴尬而痛苦的生活，以及她和志雄离婚，和俊杰的再婚……通过元芳的意识流动，以及她的沉思与回忆，将大陆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贯起来，并用台风之夜摇曳不定的烛光点缀场面的交换一一展现，显得真切、细腻、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则不采用内心独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三者熔成一片，因为想和做、言和行总是密切相关的。如作者早期小说《迟开的杜鹃》中的亚芳，四十多岁还未婚，当表妹为她介绍男友而请她吃饭时，她这顿饭吃得“不知肉味”，表妹问她为何吃得那样少？作者紧接着写道：
亚芳用手按住心口，眉头一皱：“这两天胃不舒服。”其实她的胃何尝不舒服，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单人床上痛哭一场”；因为眼前这男子，正是她少女时代在大陆拒绝过多次的人啊！这里，表面看来，是神情动作语言的精工细刻，实际上却是逼真细腻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读者不正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在祖国北方读书和工作生活的留恋，对来台后飘泊凄苦的无奈，以及此刻急于找个归宿的心态。
有时，每个动作都是说话，每句话都是动作，每句话，每个动作又都是心理活动的印证。如孟珠与许午田相爱后的每一举动、每一段对话，每一缕思念，都暗示两人心理的进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没有语言，而且动作很少的场合，心绪的波动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他握住我的手，望着我的脸，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
有多少？
——《爱情象把扇子》
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传神地突出一对恋人定情时甜蜜的心境？
三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创作的丰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为海内外读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台湾文坛，当台湾现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称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时候，林海音却坚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实在难能可贵。
鲁迅先生说：“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风俗，街头风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小说正是借助于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世态，地方风景的精心描绘，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艺术魅力，而为世界瞩目。如八大处的雄伟，白云观的热闹，护国寺的庙会，香山的红叶，卧佛寺一丈多长的卧佛等等，写的是北京的景，抒发的是热爱祖国的民族情（《骑小驴儿上西山》）；至于对北京中秋节晚上家家拜月和分吃团圆月饼的礼俗（《婚姻的故事》），台湾妈祖生日的热烈庆贺、端午节划龙舟的盛况，高山族的恋爱生活（《台湾民俗杂辑》）等描写，也鲜活地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画图和情趣。
林海音不仅刻意描绘出动人的风景风俗画，还常常把时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中，呈现出这些地方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如《城南旧事》中群众观看革命学生和盗贼“出红差”场面的描写，既突出北伐失败后反动派对革命青年的残酷镇压，也显现了社会的混乱。《殉》把“仍然留在时代那一边没有跳过来”的妇女所遭遇的包办婚姻和“冲喜”旧俗，写得凄凄惨惨；至于台湾三世、四世同堂的“养女世家，以及养女被侮辱、被摧残的悲苦命运（《玫瑰》），又从另一角度揭露了台湾畸形发展的观光事业的真相。林海音小说中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情节甚至细节，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无不打上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印记。
在民族化的典型环境中，活跃着民族化的典型人物，这在林海音小说中是相当突出的。如《城南旧事》中的宋妈和秀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中的朱淑芸，《金鲤鱼和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鲤鱼，《烛》中的大妇和小妾，《晚晴》中的姚亚德等等。至于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几见于每篇作品。她的成名作《城南旧事》，就继承了中国小说结构上的“有头有尾，疏密相间，似断实连”的优秀传统，并运用我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深刻的主题。
林海音的小说创作，虽然注意保持民族特色，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巧，也剔其杂质，取其精华。如短篇小说《烛芯》、长篇小说《晓云》等，就具有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意识流的作品。它们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杰作。林海音注意把传统的叙述描写和意识流写法融为一体，构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风格，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更鲜明，人物形象更立体化，这正是林海音创作中精益求精的结果。
林海音创作的个人风格，也是在其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就是：朴素、自然、淡雅。
一说起朴素、自然、淡雅，人们常常只想到作品的语言文字，其实，它主要表现于内容的实质，如作品题材、结构、情节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真挚自然笃诚，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林海音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刀光剑影的斗争，她写的都是身边事、儿女情、母子爱、师生谊。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她却能对这些平淡的日常生活作出不平淡的处理，寓深意于质朴之中。宋代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散文、小说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思冰令人老》写的是作者在台湾旱冰场观看白雪冰团表演时的所想所盼，却落笔于“我们是从有冰雪的地方来，仍当回到有冰雪的地方去。”这篇文章是那样质朴、单纯，内涵丰富、厚实！小说《城南旧事》，写的不过是宋妈、小偷、疯女秀贞，兰姨娘、父亲等人的生活命运。人是最平凡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林海音却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因此，她透过来妈丧失一双儿女却仍然善待东家孩子，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过疯女的表面看到她本质上的可爱可亲可怜；透过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无奈和可敬，因为太穷，他得让母亲吃饱和让弟弟读书；透过兰姨娘的现在看到她苦难的童年；也透过父亲接济革命青年和导致父亲身亡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所爱所憎。作者正是从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中，发掘出人性的美和人情的美。但是，这么美的人，这样令人难忘的事，这样令人怀念的地方，都离“我”而去了，作者对祖国故土的思念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作品的深刻主题正是通过这些平凡的题材表现出来的，而且正以它的丰富内蕴，它的含蓄，它的深邃而拨动读者的心弦。大陆去台人员思念乡土亲人，更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事，《晚晴》通过一个老人寂寞思亲和他的朋友——也是老人因有家不能归而“投环”自杀的描写，把盼望祖国统一的灼热主题，深埋在思亲的质朴文字底下，从而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和强烈的共鸣。
这种朴素、淡雅、自然的风格，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更为突出。她笔下的人物，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笔细雕，她从不用浓墨重彩把人物嵌进油画里。
林海音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也有一种“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质朴美。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样子，作者不过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纸面而已。这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结构艺术，当然是作家深思熟虑、精巧构思的结果。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力求变化多端，给人种种新意。有的以书信体结构情节，突出人物的心灵美，如《萝卜干的滋味》；有的用讲故事的方法构小说，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几代人的不幸婚姻，讲得详略得当，写得真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多变，如《烛芯》；有的开门见山直叙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顺写（《继母心》）；有的倒叙（《初恋》、《兰色的画象》）；有的倒述、插述并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几个人物分别立传的结构方式（《我们的爸》）；有的直叙到底（《一件旗袍》、《台北行》、《阳光》）；有的简洁明朗，像速写，如短篇小说《再嫁》、《冬青树》；有的铺陈委婉，如长篇小说《晓云》）。即使都是长篇小说，也因不同题材而采用不同的结构方法，如《城南旧事》通过五个系列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故上之恋，别离之憾。《春风》则通过两个朋友的不同命运为主次线索的结构方法，表现由大陆去台湾的知识分子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孟珠的旅程》则采用一种更接近于散文的写法，因而显得更为自然、质朴，并带有一种女作家所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将歌女的悲欢，姐妹之情，男女之恋，都在舒徐动人的叙写中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读来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她深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像一些作者忸怩作态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热的心、全部的情熔于作品，把自己的爱与恨倾注在人物的际遇中。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她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上。她许多写北京风土人情的散文和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都是乡愁国恋的见证。但在正文中却不露痕迹，而让这种真挚诚笃的深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而以台湾为背景的小说，则让这种情感涌溢于她笔下人物的思绪中：
立明切然没有听见，他的思绪飘得很远。他在想幼年去过的
西湖和昆明湖。记忆里，昆明湖好像比较清楚些，石舫和铜牛，一
口气直上排云殿，居高临下看湖水，绿荫深处一只翠鸟……
——（《春风》）
安立美之弟安立明就要去美国留学了，可他站在台湾的大贝湖旁，想的却是杭州的西湖和北京的昆明湖，想得发痴，听不见近在身旁的外甥女几次问话。而女主人公静文
参考资料： http://www.oklink.net/a/0007/0726/essj/0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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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
林海音
姓名
中文名称: 林海音
又名: 林含英
性别: 女
生卒年: 1918—2001
国别: 中国
籍贯: 台湾省苗栗县
林海音
（1918—2001）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祖籍台湾省苗栗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父母回到台湾；192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京，并在北京城南定居下来。一直到1948年才同丈夫、孩子一同回到故乡台湾。
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支持台湾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
1957午《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林海音
姓名
中文名称: 林海音
又名: 林含英
性别: 女
生卒年: 1918—2001
国别: 中国
籍贯: 台湾省苗栗县
林海音
（1918—2001）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祖籍台湾省苗栗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父母回到台湾；192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京，并在北京城南定居下来。一直到1948年才同丈夫、孩子一同回到故乡台湾。
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支持台湾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
1957午《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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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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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悲剧，最打动我们的是什么？读着林海音的小说，泪水常常不自觉地涌出来，可我却说不出缘由。是痛苦。感伤、忧郁、悲愤，还是激动？都不是。它们是这样温暖，忽然之间，我们狭小的胸膛感受到苍穹般的宽广。那便是悲剧中最感人的东西：无论你那隐秘在心灵中的痛苦在现实中怎样遭到漠视，在林海音的眼中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胜于一切廉价的英雄主义、伟人梦想和政治光荣。在她笔下，那看似像海水一样宁静的平凡人生总是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无论人们是否能借以战胜或逃避命运的压迫，在我们的一生中它们都是最宝贵、最真实的。因而，林海音的故事虽然都带有悲剧色彩，但她笔下的人物却不是孤独的；在林海音的爱和关注下，没有人会是孤立无援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热爱她作品的读者。被人生风雨拍打得疲惫不堪的身体仿佛得到了陌生小屋中炉火的温暖，悲剧的苦涩由此添加了令人欣慰的淡淡的甜意。我们从中也更深切地认识了生活，更重要的是，恢复了对这个无情世界的信心和热忱。而这些，也正是林海音最大的魅力所在。
林海音小说的素材，在别的小说家眼中也许根本算不上可以写作的原料，可经她筛筛拣拣地一调制，便成了风格独特的“菜肴”。其中最好的佐料，并非像有些作家以为的是被称为“技巧”的东西，而是她质朴细腻的情感。回想一下，《冬青树》的主题、情节、结构、高潮是什么？一个被舅母抚养大的弃儿赶回老人身边庆祝六十大寿，仅此而已。和所有普通的家庭一样，两代人坐在一起吃了团圆饭，老寿星也只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没有谜一样的悬念，没有灼灼逼人的道德说教，没有沉重的社会问题反思，没有借以炫耀作者才智的幽默和讽刺。可，为什么这小说让人如此难以忘怀？因为那其中有一颗能体味到一切欢乐和忧伤的心在跳动。它比晴雨表更准确，比初恋的爱情更细腻，比繁星闪烁的夜空更深广，比冬日的阳光更能温暖人们的心。她无需考虑任何修辞，只要把感受依了她的性格快人快语倾泻而下便不由得你不和她一样高兴时放声大笑，伤心时止不住泪水。
这和我们的传统才女有多么大的不同呀。虽然她说自己是在凌叔华、谢冰莹、冰心等二三十年代才女们的作品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她们那冰清玉洁、“只可远观，不可近闻”的淑女气质。走进林海音的作品，就像去拜访一个热情好客的家庭，迎面走来的主妇总是体贴入微，豪爽大方，她的语气、她的用词都像一个聊天入神儿的好朋友在告诉你知心话。没有书卷气，没有贵族气，活生生一个北京四合院里的老百姓！
林海音本人要是听了这话，准会高兴得了不得。因为她虽祖籍台湾，1949年以后又回到那里，却终始把北京当成第二故乡。因为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如果让人重新选择，十有八九会愿意回到儿时。这便是童年的魅力，也是多少作家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林海音对北京的思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苦涩的味道越来越浓。不由得她不拿起笔，而且下笔总那么急切，北京的一切都像开了问的水一起涌来。童年时闻到糖炒栗子的香味，香山红叶经了霜的色彩。乡下人骑小毛驴进城一颠一颠的样子转瞬间铺了满纸。1988年，林海音首次回京探访，看到城市面貌大变，不禁大喊一声：“我的城墙呢！”想像她那。心酸的神情，怎能不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愧疚；一个美丽的古都眼睁睁地让现代化吞食掉了！也许是思乡的感情经日月蒸炼愈益纯净，林海音的这部分散文主题相对单一，不如她的小说丰满。但她那真切的情感却时时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浅见做美的破坏者，那是不可原谅的。
林海音小说的素材，在别的小说家眼中也许根本算不上可以写作的原料，可经她筛筛拣拣地一调制，便成了风格独特的“菜肴”。其中最好的佐料，并非像有些作家以为的是被称为“技巧”的东西，而是她质朴细腻的情感。回想一下，《冬青树》的主题、情节、结构、高潮是什么？一个被舅母抚养大的弃儿赶回老人身边庆祝六十大寿，仅此而已。和所有普通的家庭一样，两代人坐在一起吃了团圆饭，老寿星也只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没有谜一样的悬念，没有灼灼逼人的道德说教，没有沉重的社会问题反思，没有借以炫耀作者才智的幽默和讽刺。可，为什么这小说让人如此难以忘怀？因为那其中有一颗能体味到一切欢乐和忧伤的心在跳动。它比晴雨表更准确，比初恋的爱情更细腻，比繁星闪烁的夜空更深广，比冬日的阳光更能温暖人们的心。她无需考虑任何修辞，只要把感受依了她的性格快人快语倾泻而下便不由得你不和她一样高兴时放声大笑，伤心时止不住泪水。
这和我们的传统才女有多么大的不同呀。虽然她说自己是在凌叔华、谢冰莹、冰心等二三十年代才女们的作品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她们那冰清玉洁、“只可远观，不可近闻”的淑女气质。走进林海音的作品，就像去拜访一个热情好客的家庭，迎面走来的主妇总是体贴入微，豪爽大方，她的语气、她的用词都像一个聊天入神儿的好朋友在告诉你知心话。没有书卷气，没有贵族气，活生生一个北京四合院里的老百姓！
林海音本人要是听了这话，准会高兴得了不得。因为她虽祖籍台湾，1949年以后又回到那里，却终始把北京当成第二故乡。因为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如果让人重新选择，十有八九会愿意回到儿时。这便是童年的魅力，也是多少作家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林海音对北京的思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苦涩的味道越来越浓。不由得她不拿起笔，而且下笔总那么急切，北京的一切都像开了问的水一起涌来。童年时闻到糖炒栗子的香味，香山红叶经了霜的色彩。乡下人骑小毛驴进城一颠一颠的样子转瞬间铺了满纸。1988年，林海音首次回京探访，看到城市面貌大变，不禁大喊一声：“我的城墙呢！”想像她那。心酸的神情，怎能不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愧疚；一个美丽的古都眼睁睁地让现代化吞食掉了！也许是思乡的感情经日月蒸炼愈益纯净，林海音的这部分散文主题相对单一，不如她的小说丰满。但她那真切的情感却时时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浅见做美的破坏者，那是不可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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