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试列举在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1)
1、《英德续垡合同》签订
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三期对日赔款。英德集团再次压倒俄法集团，取得了这次借款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九日，清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十七款，另附《付还本利日期数》一件。
规定：借款总额为一千六百万英镑（合银一亿两）；以八三（83%）折扣交付，年息四点五厘；分四十五年还清，不得提前或一次还清；以海关税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货厘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
以上各处厘金由海关税税务司派人征收；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充任。
2、中德订立《胶澳租界条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四日，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德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亦称《德租胶澳专条》）。共三端十款。
主要内容是：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九十九年；德国军队可以在胶州湾沿岸百里以内自由通行；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三十里内的矿产开采权；德国获有承办山东各项工程的优先权。通过这一条约，德国不仅得以租借胶州湾，而且把山东全省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3、法国强租“广州湾”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898年3月11日），法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今广东湛江)的无理要求，并于当年闰三月初二（1898年4月22日）派出军舰在广东雷州府遂溪县的海头汛（今湛江市霞山区沿海）武装登陆，强占海头炮台。
对此，清政府却委曲求全，屈膝投降，竟然派官员与法军划定租界。法帝国主义入侵后，所到之处四出烧杀掳掠，妄图扩大“租借”范围。敌人的野蛮的暴行激起了当地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慨，进而爆发震惊中外的抗法斗争（即湛江人民抗法斗争）。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1898年6月19日）南柳、海头、绿塘、洪屋等村民众500多人在吴帮泽等的率领下首揭抗法义旗，歃血誓师，以大刀、长矛、木棍等为武器，攻打广州湾的法巢。
尔后，抗法斗争风起云涌，湛江人民在代理知县李忠珏(上海人)的支持下成立抗法团练，抱着“寸土当金与伊打”的信念，与敌战斗十余次，打退了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数次进攻。
但是，清政府却向法侵略者节节退让，钦差大臣苏元春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16日）不顾人民反对，竟与法国海军提督高礼睿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把广州湾租借给法国，期限99年。
但慑于人民的反抗，法国不得不将租界西线从万年桥(现遂溪县新桥糖厂附近)退至赤坎西面的文章河桥（今寸金桥），租界范围从纵深一百几十里缩小至三十里。 [7]
4、中英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允其强租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后，英国政府立即要求强租九龙半岛作为“补偿”。
四月二十一日，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租期内该地区完全归英国管辖。
5、清廷废除八股考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力陈八股之弊。二十九日，康有为、宋伯鲁又上疏请改八股为策论。五月初五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废八股，改试策论。
戊戌政变后，八月二十四日，清廷宣布恢复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等项分别考试。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又下诏：自明年始，乡会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廷正式宣布彻底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推行新式学堂。
6、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
继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之后，英国要求按照租让旅大的同样条件租借威海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三日，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租与英国，租期二十五年，期满经两国相商仍可延长。
7、英德订立瓜分津镇铁路协定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中比《芦汉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以后，英国于七月五日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天津至镇江等铁路的要求，与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发生矛盾。英国被迫与德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两国共同分割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为条件，来换取德国在津镇铁路上的让步。
德国对非洲觊觎已久，愿与英国妥协。双方遂于同年七月十七日达成协定：天津到山东南境的铁路由德国修筑，由山东南境至镇江的铁路由英国修筑，全线竣工后由双方共同经营。
此外，还议珲：英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长江以南各省和北经河南至山西；德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山东省以及自黄河沿岸至南京一带。
实际上是双方互相承认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该协定签订后，两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了承筑津镇铁路的要求，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九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合同》。
8、诏设农工商总局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初五日。康有为奏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建议于各省设立农学局、地质局，于京师设立农商局，各省设分局。
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及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各省设立分局，各省府州县皆设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举办，统归农工商总局大臣随时考察。
戊戌政变后，八月二十四日，清廷裁撤农工商总局。
9、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
英国为了减轻芦汉铁路的重要性，并阻挡俄、法插足长江流域，急于揽到关内外铁路的借款权，以便向北扩展势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二十五日，关内外铁路会办胡燏棻与英国中英公司在北京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
规定：借款总额二百三十万英镑，年息五厘，九扣实付，四十五年还清；该款用于修筑奉天中后所至新民屯铁路及营口支线；备还津渝、津芦铁路欠款；以北京至山海关铁路财产、收和新筑铁路收入作担保；铁路总工程师英国人担任；中国保证合同内所指铁路永不让与他国。
参考资料：百科—1898
所以这天，远在山西太原县（现为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一个名叫刘大鹏的普通读书人在日记上写道：
余诣庙拈香，时里人亦有拈香者，且遇几个讨账商人由东往西行，询之，晋祠生意也，言账难讨之至，到处皆言银钱缺乏，无人不叹困穷。
一个乡下的读书人，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身边的萧条。然而山西这个地方，曾经富甲全国。现在衰败如此，也难怪这个读书人感触不已。
在京城，与光绪皇帝亲近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恒，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全天忙碌的应酬及行程后，最后又写了一句，
筠丈以借英款为亟……余访赫德商借款事。
日记中所说的赫德，本是英国的北爱尔兰人。在中国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被清廷视为客卿——一个后来评价，声誉总体良好业绩也算突出的“外援”。当时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顾问的身份参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各种交涉。这次借款，也算是赫德为他的祖国拉的线。虽然背后之复杂，一言难尽。是人未免没有私情，赫德也算是近水楼台之便利而已。
不过说来便是平民，一般也不会在大过年的时候，跑出去谈借钱的事情，总归是不吉利的。张荫恒操办此事，迫不及待，国家财政的窘迫。可见一斑。
当然，也有惬意的人，比如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文韶，则淡定了许多。当天日记里则说：
正月甲寅元旦乙酉 晴。辰初诣万寿亭行庆贺礼，是日申初日食，回署后未见客，各处行香毕，本署亲友往来均如常仪。午刻小憩，本日起公事图章改用逢吉二字。
过完年，也没有几天，二月九日，清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件。款总额1600万英镑。合白银1亿两；年息4厘5，以八三折扣交付；偿还期45年，中国不得加项归还，不得提前一次还清；以海关收入和部分厘金担保。谈判很顺利，本来借款这事情，于中国来是是等米下锅，于列强来说，是资本输出。争先恐后，何乐不为。
此款谈妥，财政的事务虽说是暂得舒缓。但无非割肉补疮而已。国家的问题远未解决。何况后来这笔银子，对于张荫恒个人而言，更可谓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再过几个月，日本忽然传出，曾经的敌人首脑——伊藤博文即将来华。又是一石击破千层浪。中国彼时与日本正在相互尝试和解，而且中国内部也正在维新变法，那些热情的年轻改革者们当然欢欣雀跃，他们希望来个有实践有经验的人来主持大局，无论他是不是曾经的敌人。当然，另一派人物也即所谓的保守派则表现出相当的担心。这已然不是引狼入室瞎扯淡的问题，而是感觉到维新党人已经暴露出挟洋自重的威胁。
1898年，光绪皇帝登基24年，亲政也已经11年，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尤其因甲午之战败，割地赔款，倍受欺侮。最关键的问题，是以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海军力量输给同在亚洲的日本——这个国人素来看不上眼的倭国。将所谓同治中兴，洋务运动以来积攒的一点底子，败的是一干二净。输且不要紧，要紧的是，输得底气全无。之后二年，俄国攫取东北路权，占领旅大，英租威海卫，法取广州湾，列强瓜分，势不可挡。又过了一年，德国也乘着闹教案汹涌杀来，占据青岛。德国一闹，列强岂有旁观的，又是一轮分抢在即。
国将不国，已非危言耸听。求变之声，从上到下，声声不绝。甚至连同当年的敌国日本也看不下去了。即使他刚吞下去中国那么大的一块利益，依然感到中国这么下去怎么得了，这已经不是在列强分食角力上日本有多大份的问题，而直接是唇亡齿寒的隐忧。
可能冥冥中似乎早有暗示，这一年注定又是多事之秋，上半年时，还未必没有希望。年轻人们奔走呼号，年纪大的，也坐立难安。国家要改变，不能这样下去，已经是共识，上下锐意改革，更是大刀阔斧。按说一气呵成，也未必不是中国之幸运。只是往哪里变，怎么变，变什么，反而不是是问题关键。以中国老大帝国之传统，人事才是关键，不解决人的问题，一切都是枉然。一场维新下来，新旧成仇，帝后反目。变法不成。所以下半年，腥风血雨，人人自危。连同跑来意图为中国维新助力的伊藤博文也给晾在那里。谁也不在乎他了，即使他带着一肚子的想法。那些求变的知识精英们更是要么鸦雀无声，要么远遁海外。理性不足，感性的就滥觞成迷信，接着义和团运动兴起，“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神功护体，人人练拳。练到后来，敢以衰落之一国，围攻各国大使馆，并跟全世界宣战。
那个名叫刘大鹏的读书人，这一年跑来京城考举，家国大事，其实与他无关，而后退居家乡，做个与世无争的乡绅。几十年后，日军南下进入山西，因为试图保护祖宅，被日军殴打。刘大鹏在这年已八旬。伤痕累累，羞愤难当，哀叹中伤势却慢慢痊愈，得以继续活了下去，直至1942年去世，却一直目睹自己的家族如何走向贫困和衰败。
而张荫恒，这个维新中极为重要的官员。则在下半年的变法失败之时被捕。恰是因为日本人的干涉，被判流放。又两年，被杀。
王文韶，老派官僚，在1898年1月还曾建议为为日本陆军中将川上操六等九位日人授以宝星勋章，以表彰他们先前在九州军事演习中对于中国军事代表团的热情接待，也正是日人的这次接待，开始缓解甲午战争后中日的敌视关系。后来王文韶虽然担当维新的事务，却在事变中全身而退，安然无恙。他死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无风无浪，寿终正寝。死后谥文勤，赠太保衔。
伊藤博文，一时间，竟成了人人避见的麻烦。在中国呆的也是索然无味，不久归国。后来做殖民韩国的总监，假如说他再次与中国发生缘分的话，便是11年后的1909年，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叫做哈尔滨的城市，死于一个朝鲜青年的枪击。东亚三国很诡异的因为此事件又联系在一起。
事情似乎就是这么微妙，看似无关，却无不相互关联。
历史很难总结，却容易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