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历史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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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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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个奖颁给莫言,并不意外,尽管一些读者不喜欢他的小说,网络上也有各种声音,这些,都不影响莫言作为一位优秀作家,在文学史上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价值。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人性伦理,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认知,称得上是一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均具备原创能力的作家。
文学,是关于存在的思考和表达。莫言曾说:“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巢穴。那个地方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我的精神却注定了会飘来飘去。”为了抵抗这种生命的漂泊感,莫言选择了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恒定的文化地理坐标。在这片土地上,他虚构了一个文字的、生命的、精神的王国。从《白狗秋千架》到《蛙》,乡土中国、历史反思、大地伦理、生命观照和现实批判,在高密东北乡长成了密不透风、生机勃勃的一片红高粱。
《丰乳肥臀》出版时,刚好是世纪末情绪渐渐泛滥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颓废与虚无,欲望与狂欢,伴随着消费主义大潮,笼罩时代。贾平凹说反英雄主义,王蒙说躲避崇高,张炜、张承志则高举道德理想主义……一时间价值多元声浪喧嚣。社会生活的底线是活着的尊严、投降,还是坚守,作家以写作发言。
读《丰乳肥臀》,并不轻松。
这部小说因为其名,带来了一些读者,也失掉了一些读者,带来的是热闹的围观,失掉的是严肃的审视。究其二者,如果认真阅读,都会大呼上当。猎艳者难免兴之所至失望而归,挑剔者大约自会曲径通幽发现真经。当然,小说之名难逃媚俗嫌疑。这本书狭义上是献给作者的母亲,广义上是敬献给大地和所有母亲。小说写了历史、战争、宗教、爱情和饥饿。莫言自己说,“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是沿着《红高粱家族》路线发展下来的那种小说的一个总结,这里边有比较多的我的人生体验和故乡、家族等原始素材,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一种写作方式”。
作家要有情怀,个人命运往往也就意味着人类命运,莫言把思考的焦点对准高密东北乡人民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生与死的冲突,把个人的生存欲望与民族的生死攸关紧密结合起来,突破具体时空局限,探究生命的深层含义,也令这部小说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一个民族的寓言。莫言力图重构历史的轨迹,这一努力始于《红高粱》,他以当代人的视角和心理,对民族历史悲剧的根源加以透视和投射。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叙述历史重大题材的庄严郑重都消失了,面对去除层层包装和伪饰的民间史,他以荒诞甚至游戏的笔触、更原始的情绪和更漫漶的文字,穿透历史人生以及人性的遮蔽,发掘活着的真相。莫言以自己的感悟去书写心中的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大跨度中,人的生存焦虑、民族的生存焦虑缠绕在一起,构成来自民族内部的精神痛楚和两难困境。
上官金童是中西文化的怪胎,在高密东北乡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中,面对暴力环境的挤压,金童的性格悲剧也是文化和历史悲剧的隐喻,作为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既呈现出先天不足,更表现为后天衰弱。这里面的反思是双重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具有拯救民族命运的力量,如何摆脱文化认同危机,面对历史的尴尬和屈辱,生存的艰辛与沉默,莫言写得残忍而又犀利。他在思考和寻找精神救赎之路,现实批判和历史反思是两个基本支点。有些记忆正在从我们的脑海里丧失,历史退潮般地远去,只留下沙滩上无数泡沫,那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看得出莫言内心的孤独与清醒。莫言说:“艰难的逃亡转变成生死未卜的回转故乡之路。”这条回转故乡的路,以及回去的姿态,都是一种象征。《丰乳肥臀》作为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寓言,展示了社会生活广阔深邃内部蕴含的文化困境、文化焦虑、文化血缘的自我清理,正如邓晓芒所说:“莫言凭他对文学的敏感和某种自我超越的灵魂,发现并抓住了我通过文化和哲学的反思所揭示的同一个问题,即我们时代各种症状的病根。”莫言冷静地批判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借以反思人性异化和人文精神丧失。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文化,在这种选择中,承袭了作家主体认同并且无法摆脱的内在驱动力,同时又意味着个人所无力超越的外在力量。莫言选择站在民间立场,他的话语核心是英雄的失落,人的精神信念的委顿,社会历经残酷的文化变迁,可是骨子里的东西却牢牢附着在希望的迈进之上,几乎成了一种病态。疲惫沉重的人生,琐碎无奈的生活,那些良知与欲望的冲突,建立在对生存的卑微的愿望之上,莫言用心酸的笔触打碎了民族神话,一步步迫近我们,拷问我们,积贫积弱的深刻根源在于自我的弱化,这是他者强势文化背景下的自省。
莫言不断强化人在困境中的生存,在险恶的环境中的精神状态,他不厌其烦地细致描写在战争和死亡威胁中,在金钱、地位、活着,包括性爱的诱惑中,生发出来的人的本能欲望,包括正义与自私、坚强与懦弱、尊严与无耻。谢有顺说,良心不是一种观念,也不是思想经验或一种理性的判断力,良心是一种生命,它与我们人格里那个绝望的生命是相反的生命,现实的人格与人的终极存在的根本差异就是欲望与良心的无法统一。良心要求每个人离弃罪恶,离弃私欲,而现实的人生却总是和暴力、争斗、贪婪、邪恶以及各种无法满足的欲望紧紧相随。《丰乳肥臀》展开的是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实际上是一幅生命图谱。母亲上官鲁氏艰难孕育了上官金童和他的八个姐姐,众多儿女组成的庞大家族,被大时代裹挟着卷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小说通过家庭生活再现社会和时代变迁,揭示人性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具有灵魂拷问的深度和力度。
《丰乳肥臀》中,生存本身被无限放大,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让位于生命本能的突显。就如同上官鲁氏拼命卫护她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仍旧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沙月亮、司马库、鲁立人都在卫护自己的家园,可他们又同时在比日本人更加残酷地践踏着这片土地。生的欲望那么强烈,而希望的破灭又那么残忍,死亡被笼罩上美丽的光环,人生的希望随着上官金童生命意志的消磨不断倒塌。躺在历史的摇篮里,我们不过是一代又一代思想的婴儿,历史的悲哀如此深重,文化母体的生命力再怎么顽强,也终究有倒下去的一天。在母亲的墓前,人生的尊严、人格、信念,依旧得不到重构。上官金童一心想着苟且偷生,只要活着,只要肉体存在,精神的死亡变得无关紧要,这个人物简直是一面雪亮的镜子。大地上的花瓣浸透着鲜血,莫言心中浓重的痛苦,扎根在土地深处,饱含现实忧患和历史沉思,期待民族文化的历练和锻造,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化蝶再生。只有找到国民精神萎靡的根本原因,才可能实现民族自救,莫言本意在于揭穿国民劣根性和民族精神的创伤,站在超越阶级的位置,以悲悯的眼光呈现历史进程中人的境遇和命运,探求文化与生活信仰重建之路。
文学,是关于存在的思考和表达。莫言曾说:“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巢穴。那个地方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我的精神却注定了会飘来飘去。”为了抵抗这种生命的漂泊感,莫言选择了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恒定的文化地理坐标。在这片土地上,他虚构了一个文字的、生命的、精神的王国。从《白狗秋千架》到《蛙》,乡土中国、历史反思、大地伦理、生命观照和现实批判,在高密东北乡长成了密不透风、生机勃勃的一片红高粱。
《丰乳肥臀》出版时,刚好是世纪末情绪渐渐泛滥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颓废与虚无,欲望与狂欢,伴随着消费主义大潮,笼罩时代。贾平凹说反英雄主义,王蒙说躲避崇高,张炜、张承志则高举道德理想主义……一时间价值多元声浪喧嚣。社会生活的底线是活着的尊严、投降,还是坚守,作家以写作发言。
读《丰乳肥臀》,并不轻松。
这部小说因为其名,带来了一些读者,也失掉了一些读者,带来的是热闹的围观,失掉的是严肃的审视。究其二者,如果认真阅读,都会大呼上当。猎艳者难免兴之所至失望而归,挑剔者大约自会曲径通幽发现真经。当然,小说之名难逃媚俗嫌疑。这本书狭义上是献给作者的母亲,广义上是敬献给大地和所有母亲。小说写了历史、战争、宗教、爱情和饥饿。莫言自己说,“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是沿着《红高粱家族》路线发展下来的那种小说的一个总结,这里边有比较多的我的人生体验和故乡、家族等原始素材,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一种写作方式”。
作家要有情怀,个人命运往往也就意味着人类命运,莫言把思考的焦点对准高密东北乡人民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生与死的冲突,把个人的生存欲望与民族的生死攸关紧密结合起来,突破具体时空局限,探究生命的深层含义,也令这部小说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一个民族的寓言。莫言力图重构历史的轨迹,这一努力始于《红高粱》,他以当代人的视角和心理,对民族历史悲剧的根源加以透视和投射。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叙述历史重大题材的庄严郑重都消失了,面对去除层层包装和伪饰的民间史,他以荒诞甚至游戏的笔触、更原始的情绪和更漫漶的文字,穿透历史人生以及人性的遮蔽,发掘活着的真相。莫言以自己的感悟去书写心中的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大跨度中,人的生存焦虑、民族的生存焦虑缠绕在一起,构成来自民族内部的精神痛楚和两难困境。
上官金童是中西文化的怪胎,在高密东北乡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中,面对暴力环境的挤压,金童的性格悲剧也是文化和历史悲剧的隐喻,作为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既呈现出先天不足,更表现为后天衰弱。这里面的反思是双重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具有拯救民族命运的力量,如何摆脱文化认同危机,面对历史的尴尬和屈辱,生存的艰辛与沉默,莫言写得残忍而又犀利。他在思考和寻找精神救赎之路,现实批判和历史反思是两个基本支点。有些记忆正在从我们的脑海里丧失,历史退潮般地远去,只留下沙滩上无数泡沫,那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看得出莫言内心的孤独与清醒。莫言说:“艰难的逃亡转变成生死未卜的回转故乡之路。”这条回转故乡的路,以及回去的姿态,都是一种象征。《丰乳肥臀》作为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寓言,展示了社会生活广阔深邃内部蕴含的文化困境、文化焦虑、文化血缘的自我清理,正如邓晓芒所说:“莫言凭他对文学的敏感和某种自我超越的灵魂,发现并抓住了我通过文化和哲学的反思所揭示的同一个问题,即我们时代各种症状的病根。”莫言冷静地批判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借以反思人性异化和人文精神丧失。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文化,在这种选择中,承袭了作家主体认同并且无法摆脱的内在驱动力,同时又意味着个人所无力超越的外在力量。莫言选择站在民间立场,他的话语核心是英雄的失落,人的精神信念的委顿,社会历经残酷的文化变迁,可是骨子里的东西却牢牢附着在希望的迈进之上,几乎成了一种病态。疲惫沉重的人生,琐碎无奈的生活,那些良知与欲望的冲突,建立在对生存的卑微的愿望之上,莫言用心酸的笔触打碎了民族神话,一步步迫近我们,拷问我们,积贫积弱的深刻根源在于自我的弱化,这是他者强势文化背景下的自省。
莫言不断强化人在困境中的生存,在险恶的环境中的精神状态,他不厌其烦地细致描写在战争和死亡威胁中,在金钱、地位、活着,包括性爱的诱惑中,生发出来的人的本能欲望,包括正义与自私、坚强与懦弱、尊严与无耻。谢有顺说,良心不是一种观念,也不是思想经验或一种理性的判断力,良心是一种生命,它与我们人格里那个绝望的生命是相反的生命,现实的人格与人的终极存在的根本差异就是欲望与良心的无法统一。良心要求每个人离弃罪恶,离弃私欲,而现实的人生却总是和暴力、争斗、贪婪、邪恶以及各种无法满足的欲望紧紧相随。《丰乳肥臀》展开的是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实际上是一幅生命图谱。母亲上官鲁氏艰难孕育了上官金童和他的八个姐姐,众多儿女组成的庞大家族,被大时代裹挟着卷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小说通过家庭生活再现社会和时代变迁,揭示人性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具有灵魂拷问的深度和力度。
《丰乳肥臀》中,生存本身被无限放大,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让位于生命本能的突显。就如同上官鲁氏拼命卫护她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仍旧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沙月亮、司马库、鲁立人都在卫护自己的家园,可他们又同时在比日本人更加残酷地践踏着这片土地。生的欲望那么强烈,而希望的破灭又那么残忍,死亡被笼罩上美丽的光环,人生的希望随着上官金童生命意志的消磨不断倒塌。躺在历史的摇篮里,我们不过是一代又一代思想的婴儿,历史的悲哀如此深重,文化母体的生命力再怎么顽强,也终究有倒下去的一天。在母亲的墓前,人生的尊严、人格、信念,依旧得不到重构。上官金童一心想着苟且偷生,只要活着,只要肉体存在,精神的死亡变得无关紧要,这个人物简直是一面雪亮的镜子。大地上的花瓣浸透着鲜血,莫言心中浓重的痛苦,扎根在土地深处,饱含现实忧患和历史沉思,期待民族文化的历练和锻造,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化蝶再生。只有找到国民精神萎靡的根本原因,才可能实现民族自救,莫言本意在于揭穿国民劣根性和民族精神的创伤,站在超越阶级的位置,以悲悯的眼光呈现历史进程中人的境遇和命运,探求文化与生活信仰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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