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帝王?

Answer 1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特点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去世后，太宗皇帝到朝廷处理政事，对朝臣说：“人用铜作镜子可以使衣冠整齐；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亡；用人作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朕曾依靠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征去世，我丧失一面镜子了。朕最近派人到魏征家里，得到他遗表的草稿，只有一页纸，才写了一半，其中可辨认的几行字说：‘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破败。公卿大臣之中，陛下对他们的感情有爱有憎，往往憎的只看到他们的恶，爱的只看到他们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们的恶，憎而知道他们的善，除去恶人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能兴旺发达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征所说的这种过错。公卿侍臣，可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这种过错，一定要进谏。”

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后，借鉴前代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一个人不能独断天下之务，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忠良辅弼，听取臣下的谏议，修正为政方面的过失。于是，便拜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任谏议大夫后，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错误，在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就俭、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等方面提出了大量好的意见建议。

有一次，皇帝问魏征说 “做君主的人用什么方法能做到明，犯什错误会导致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是由于能多方面听取意见；之所以暗，是因为偏听偏信。从前尧、舜打开四方之门，广招贤才，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虽有共工、鮌这样的恶人，不能蒙蔽他们；言语动听行为背谬，也不能使他们受迷惑。秦二世居于深宫，偏信赵高，天下离散叛乱却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领兵准备攻城却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造反的人到处都是却不知道。所以说，君主能多方面地听取意见，那么奸臣就不可能蒙蔽君主，而下情也就能上达。”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征以秘书监的身分参预朝政后，以光武帝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设置都护的例子，劝谏太宗不要“为了异族而使中国受害”。皇帝称赞他的“意见很好”，立即把发布的诏令追回。

由于纳谏如流、及时采纳好的意见建议，太宗即位的第四年，一年中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刑罚弃置不用的地步，米价每斗才三钱。在这之前，皇帝曾经感叹道：“现在处于大乱之后，国家很难治理吧!”魏征说：“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象饥饿的人容易给他准备吃的。”皇帝说：“古人不是说善人治理国家经一百年，然后可以制服凶残的人，从而废除死刑吗?”魏征回答说“这话不是为圣人哲人说的。圣人哲人治理国家，理应象回声一样，一年便可以有成效，并不是那么费力的事。”封德彝否认说：“不是这样。夏、商、周三代之后，浮薄诡诈之风日益滋长。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都想把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不是能把国家治理好而不想。魏征是个书生，喜欢空谈，他的话只会使国家混乱，不可听从。”魏征说：“五帝、三王不是换掉百姓而后教化，实行帝道便称帝于天下，实行王道便称王于天下，就看所实行的是什么了。黄帝驱逐蚩尤，经过七十次战争而制服蚩尤的为害，于是达到无为而治。九黎危害道德，颛顼征讨它，获胜后天下就得到很好治理。桀作乱，汤放逐他；纣无道，武王讨伐他。汤、武王都在自己生前达到太平。如果人民日渐浮薄诡诈，不再返于淳朴，那么到了今天，应当都成为鬼怪，君主又怎么能教化他们呢!”德彝回答不上来，但内心以为魏征的意见不行。皇帝完全接受魏征的意见而毫不怀疑。到这个时候，天下太平。边地异族君长受中华文明礼教的熏染，带刀到宫中担任警卫；东到海，南越过五岭，都夜不闭户，来往的旅客不用携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供应。太宗对群臣说：“这都是因为魏征劝我行仁义啊，现在已经有成效了。可惜封德彝已去世，不能让他见到了!”

作者： 倚立落花人寂静 2007-4-5 17: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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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特点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后来，皇帝在丹霄楼宴请近臣，饮酒之中，天子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珪侍奉隐太子、巢刺王的时候，确是可恶，我能抛弃旧怨，任用有才能的人，也算无愧于古人了。但魏征每次进谏，如果我不从，我发话，他总不马上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征说：“臣认为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进谏，如果陛下不从而臣马上答应，便怕事情就这样施行。”皇帝说：“只管马上答应，等机会再另陈述意见，难道不行吗?”魏征说：“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又有话说。’如果臣当面顺从，答应陛下，又另找机会陈述意见，这就是‘退下后又有话说’，不是稷、禼用来侍奉尧、舜的办法。”皇帝大笑道：“别人说魏征举止粗暴傲慢，我却只看到他的柔媚。”魏征一拜再拜，说道“陛下引导臣让臣说话，所以敢这样；如果陛下不接受进谏，臣又怎敢多次触怒陛下呢!”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任侍中。当时尚书省有长期不决的诉讼案件，天子命令魏征秉公处理。魏征不是一向熟悉法律，只抓住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处理，（而不是完完全全依照法律条文去处理，）结果大家都心悦诚服。天子进封魏征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魏征多病，请求辞去官职，太宗说：“您难道没有看见金属在矿里，没有什么值得珍贵的，擅长冶炼金属的工匠把它锻造成器物，人们才觉得它宝贵，朕正把自己比作金属，把卿比作好的工匠，而对它加以磨砺。卿虽有病，但还未衰老，哪能就这样辞官呢?”

太宗文德皇后安葬后，太宗就在禁苑建高层望楼，用它了望昭陵。有一次领着魏征一起登上望楼，魏征细看后说：“臣两眼昏花，看不到什么。”皇帝指给他看，魏征说：“这是昭陵吗?”皇帝说：“是。”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望高祖献陵呢，如果是昭陵，臣原已看到了。”皇帝哭泣，为此毁掉望楼。

后来，魏征又进献奏疏劝谏说：“《尚书》说‘宣扬道德小心刑罚’，‘只有惧用刑法’。《礼记》说：‘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多疑，那么百姓就会感到迷惑；处在下级地位的人难于了解，那么君长就会觉得疲劳。’处在上级地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君长就不会觉得疲劳，百姓就不会感到迷惑。所以君主有一种美德，臣下就不会有二心。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帝王给赏赐、用刑罚，全国划一，是不应因为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的。现在的刑罚赏赐则不这样，有时因为高兴生气，有时出于喜好厌恶。遇上高兴的时候就惜于用刑，虽然依照法律应当用刑；遇上生气的时候就离开法律去寻找别人的罪过；自己喜好的人就极力赞美，言过其实；自己厌恶的人就故意挑剔。（这样必将导致刑罚过度、赏赐不当。）刑罚过度，那么小人之道就会增长；赏赐不当，那么君子之道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奖励，而希望达到天下太平、刑罚弃置不用，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而且，空闲时清淡，都笃信、崇尚孔子和老子；到了发威动怒的时候，就专门效法申不害、韩非。所以道德的好处未能推广，刻薄的风尚已先煽起。从前伯州犁与人串通作弊，楚国的法律便遭破坏，张汤心有所轻重，汉朝的刑罚便出差错，更何况身为君主而自己有偏颇呢!近来处罚人，有的由于供应物品不充足，有的因为不能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都不是为达到太平而急需办理的事务。古人说，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富裕没有与奢侈相约而奢侈自到，这并不是空话……隋朝以富强而灭亡，原因是国家动荡；我们以贫乏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平静就安宁，动荡就混乱，这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隐晦难见、微细难察的道理。不走平坦的道路，而遵循已倾覆的车子的行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安宁时没想到危险，太平时没想到动乱，生存时没考虑到灭亡。当隋朝还没有乱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乱；还没有亡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还不明白灭亡的原因，岂不可悲!照看长相的美丑，一定要用静止的水，照看国家政治的安危，一定要找已灭亡的国家。《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现今的行动，能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就能知道了。如能想到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宁，想到导致动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导致灭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灭亡的症结，只在于节制嗜好与欲望，减少出游和打猎，摆脱奢华，停止办理非急迫事务，小心不要偏听偏信，亲近忠厚的人，疏远善于阿谀奉迎的人罢了，保持帝王之业是容易的，取得它则确实困难。现在既然已取得那难于取得的帝王之业，难道就不能保持这易于保持的帝业了吗?保持它不牢固，是因为有骄奢淫佚之心在动摇它。”

作者： 倚立落花人寂静 2007-4-5 17: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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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特点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皇帝建造飞山宫，魏征进献奏疏说：“隋朝据有天下三十多年，教化传布于万里之外，威力使异邦的人感到畏惧，然而一时之间，天下却全部丧失。那炀帝，难道讨厌太平而喜欢灭亡吗?这是由于他依仗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的缘故。……向外显示自己的威严，对内行其险诈猜忌之道，邪恶的人受重用，忠正的人被斥逐，上下相互欺骗，百姓实在无法活命，因而导致自身死于平民之手，被天下人耻笑。……用暴虐代替暴虐，将走上动乱的道路。做事情不能为后人所效法，子孙就看不到榜样。这样，必将导致民怨神怒。民怨神怒，那么自然灾害就会发生；自然灾害发生，那么祸乱就会出现；祸乱出现，自己的躯体名声能够善终的那就很少了。”

这一年，天降大雨。魏征上书陈述政事的得失说：“臣听说治国用德、礼作基础，以诚、信为领先。诚、信建立，那么处在下级地位的人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具备，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前来朝贡。所以德、礼、诚、信，是治国的重要纲领，不可以有片刻时间废弃。古人的书上说：‘君主应该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老百姓不信任统治者，国家也就立不住脚了。’又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有时不被信任，可见在言语之前，存在着一个信任的问题；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有时不被执行，可见在命令之外，存在着一个是否真诚待人的问题。’这样看来，言语不能听从，是因为言语不被信任；命令不被执行，是因为命令缺少真诚待人之意。不被信任的言语，不能真诚待人的命令，君子是不发出的。自从帝王的正道美善兴旺，已延续十余年，国家仓库里的粮食越来越多，土地更加扩大，然而道德不能一天天增广，仁义不能一天天加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陛下对待臣下，还没有能完全达到真诚、信任，虽有善始的勤劳，却无善终的优点。所以阿谀奉迎之徒得以尽力施展他们的巧辩伎俩，说彼此同心的人是结党营私，说揭人隐私的人是大公无私，说刚强正直的人是专权，说忠直敢谏的人是诽谤。说成结党营私，虽然忠实不欺也值得怀疑；说成大公无私，虽然弄虚作假也没有过错。刚强正直的人害怕专权的非议而不能全部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忠直敢谏的人考虑到诽谤的指责而不敢直言谏争。惑乱视听，阻滞正道，妨害教化，损伤道德，没有比这更厉害的。现在要追求达到太平，就把任务托付给君子，而事情的得失，有时则询问小人，这样诽谤赞誉便常操在小人手里，而督察责罚则常加到君子头上。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点小聪明，然而其心思不能达到远大，即使他们竭诚尽力，仍不能免于使国家倾覆败亡，更何况内心怀有用不正当手段营利的企图，专门承顺天子的脸色、旨意行事的人呢!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没有小人而具有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能没有小恶，但恶不多不妨害他是正人；小人也时常有小善，但善不多不足以使他成为忠臣。现在说某人是善人，又考虑他不可信任，这和竖立一根直的木头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上级不被下级信任就无法使唤下级，下级不被上级信任就无法侍奉上级，信任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呀! ……如果想让君子小人和是非不混杂，一定要用德来安抚臣下，用信来对待臣下，用义来激励臣下，用礼来约束臣下，然后奖善而嫉恶，使赏罚分明。这样，以德化民、无为而治的美政离我们也就并不远了!如果奖善而不能提拔善人，嫉恶而不能除去恶人，惩罚不给予有罪的人，奖赏不施与有功的人，那就会有危亡的时候，国家也许不能保住。”皇帝看后，亲自写诏书对魏征给以表扬和批复。

有一天，太宗宴请群臣，皇帝说：“贞观以前，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进献忠诚的劝告，纠正朕的过错，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只有魏征一人而已。即使是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越他们!”并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皇帝曾经问“魏征与诸葛亮相比哪一个贤能?”岑文本说：“诸葛亮兼备将相的才干，魏征不能同他相比。”皇帝说：“魏征实践仁义，以辅佐朕自己，想使朕达到尧、舜的地步，即使诸葛亮也无法同他匹敌。”当时进献密封奏章的人很多，有的不切合世事，皇帝厌烦，想加以贬斥，魏征说：“古时，尧设立诽谤之木，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密封的奏章，就是古时立谤木制度的遗留吧!陛下想知道政事的得失，就当听任人们上言。话说得对，有益于朝廷；说得不对，无损于国家政治。”皇帝很高兴，对进献密封奏章的人都加以抚慰后才让他们离去。

作者： 倚立落花人寂静 2007-4-5 17: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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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特点是“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进奏章指出当初太宗“陛下答应臣实行仁义之道，保持它不丧失；节俭朴素，始终不变”，而后来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十方面事，进行劝谏。一是不能象“贞观初年，清净寡欲，教化遍及荒远之地”，劝谏要学从前汉文帝推辞不接受千里马、晋武帝烧毁用雉鸡头羽制成的裘那样保持清心寡欲。二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救助百姓、爱民如子，用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来劝谏不要奢侈放纵：子贡问治理百姓的事，孔子说：“多么危险啊，就象用朽烂的缰绳去驾驭马车上的六匹马。”子贡说：“为什么这样害怕呢!”孔子回答说：“不用道去引导百姓，百姓就会成为我的仇敌，怎么能不害怕呢?”三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役使自已以有利于他人，劝谏不要纵欲劳民。四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亲近君子、排斥小人，劝谏不要对小人亲呢、对君子疏远。五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不看重奇异的物品、无益的事情，劝谏不要奢侈糜烂。六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求贤若渴、各取他们所长，劝谏用人不能由内心的好恶出发，不能因一人的推荐而任用、一人的诽谤而抛弃，让恶意中伤、花言巧语得以通行，使坚持正道的人日益被疏远和产生隔阂。七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居于高位、拱手安坐、没有打猎的嗜好，劝谏要保持原有的心志，不要以驰马射猎为乐。八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对待臣下有礼貌，群情能够上达，劝谏要礼貌、宽厚待下。九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之道、常常感到自己好象有不足之处，劝谏不要依仗建立的功业之大，凭恃自己才智的超凡、英明而增长骄气，放纵欲望，无事而出动军队，向边远地区的人问罪。十是不能象贞观初年那样怜惜抚养人民，使百姓在连年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终无一户逃亡，死不离心。尖锐指出，“现在倘若有一年粮食没有收成，百姓的心，恐怕是不会象从前那样安定妥贴的。”并说：“祸与福没有定规，只在于人们自己招致，人无缝隙，怪异反常的事物就不会随便出现。现在干旱的灾害，远及各郡，恶人制造的祸害，就出现在京城，这是上天用来向我们表示警告的，也是陛下应当忧愁、恐惧和操劳的时候。当今是千载一遇的盛世吉期，机会不容易再得到，贤明的君主能做到而不做，这就是臣之忧思积聚深深叹息的原因。”这篇奏疏呈送给天子，太宗皇帝说：“朕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愿意改正它，以使已推行的善道得以坚持到底。如果违背这些话，朕与您相见，当把这脸面往哪里放呢！正准备把您呈送的这篇奏疏，安置在屏风上，让朕早晚都能见到它，还准备将它抄送史官，使千秋万代都知道什么是君臣之间的大义。”于是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两匹。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病重。太宗皇帝命令停建一座小殿用其木料为魏征修造正室；赐给物品；亲自到魏征家中问病，屏退左右，单独和魏征谈了一整天才回宫。后来又与太子一起去看望魏征，用手抚摸魏征，流下了眼泪。到了天亮，魏征便去世了。皇帝亲临哭吊，极其悲痛，下令朝廷停止办公五天。天子命令朝廷内外官吏朝集使都前去送葬，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定谥号为文贞。皇帝还亲自为魏征作碑文，并将它书写在石上。

后来，在太宗攻打辽东的战役中，高丽、靺鞨的军队进犯唐阵，李绩等人力战破敌。太宗回师，心里不痛快，说道：“魏征如果在世，我会有这次出征吗!”立即下令对魏征增加了礼遇。

唐太宗“从谏如流”，在中国历代君主中是极为少见的。贞观年间最著名的谏臣当推魏征。几年里，他曾先后陈谏200余事，指出太宗在施政方面的失误，不断提醒太宗要居安思危、慎始慎终，深得太宗赏识。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20余年间谏臣盈庭，讽谏成风，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当时，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宫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直言切谏。由于君臣上下，齐心一致，群策群力，为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作为帝王，做到从谏如流是极不容易的，非有大公无私、大仁大义、大勇大智不可。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面顶撞我，使我难堪，实在气人！”长孙皇后听后就退出去，穿上朝服再进来，向太宗道贺说：“君主圣明，臣下才敢直言进谏，魏征敢于当面顶撞陛下，说明陛下是明君。”他听了皇后的话，平息了怒气，感到魏征确是难得的直臣。唐太宗这种知错能改、虚心纳谏的恢宏气度，是他能够开创“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有道明君的重要因素。

唐太宗由于亲眼目睹了隋二世灭亡的历史教训，亲身感受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推翻隋王朝的伟大力量。所以即位以后，能认识到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保住自己统治的道理，坚持推行利民政策。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蝗灾，农民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情况。唐太宗极为重视救灾工作，命令开仓赈济，取出国库中的金银珍宝，替那些卖儿卖女的父母赎回子女。在旱灾蝗灾最严重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下诏大赦天下说：“请将灾祸移到我一人身上，保护全国百姓。”据说，他还在御苑中吞食了蝗虫数只，说：“百姓以谷为生，而你将它们吃光，我宁愿让你吃我肺肠，保留下谷物。”这些做法，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大丰收；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几乎连年丰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唐太宗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享年51岁。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武功文治交相辉映。他的开明作风和政治智慧，恢宏的气魄，吸引了大批忠贞才智之士，一时间人才荟萃，群英满堂，上下一心，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帝王之一。

Answer 2

唐太宗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①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统治才能巩固。
②他善于用人和重视纳谏，贞观时期，名相名将辈出，如“房谋杜断”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敢于直言的魏征等。
③沿用和完善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增加宰相人数，避免宰相专权。
④合并州县，革除唐初“民少吏多”的弊政，减轻人民负担。
⑤重视文化教育，完善科举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科最为重要；中央设国子学、太学等，学校还有了专业分科，如医学、算学、天文学等。
⑥唐太宗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各民族的拥戴，北方各族尊称他为“天可汗”。唐太宗还设立安西都护符作为管辖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⑦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加强了唐蕃友好关系，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发展
⑧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制砂糖的技术。
唐太宗实行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既维护了统治，又使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为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奠定了基础，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Answer 3

因为他是唐太宗
凡是帝王皆杰出
败类就那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