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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麟德元年上官仪被诛后，武则天开始“垂帘听政”，上元元年更是与唐高宗并称为“二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手握大权独断专行的武则天却没在唐高宗活着的时候任命过任何一位宰相或大将？为何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只是被唐高宗“略施行之”？为何武则天要等到唐高宗驾崩后才敢将于自己有恩的李义府袁公瑜等人追封？唐高宗对武则天真的是“言听计从”吗？
事实上想要知道唐高宗对武则天究竟有多“言听计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武则天究竟都让唐高宗做了什么。
首当其冲便是废后未遂一事。
但凡是对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场废后风波的导火索便是麟德元年宦官王伏胜的告密，称武则天大行厌胜之事，然后宰相上官仪借机向高宗提出了废后一事。然而细心一点的人就能发现，掀起这场风波的上官仪和王伏胜有着一段相同的履历：此二人皆曾是高宗长子、废太子李忠的幕僚。李忠封陈王的时候，上官仪任陈王府咨议，王伏胜为陈王府内侍。
而纵观历朝历代的宫廷事件便能知道——一旦皇后被废，那么她所出的太子的地位也就随之不保。所以武后若是被废，那么她亲生的太子李弘以及其余三子将会面临何种境况已是不言而喻。上官仪身为宰相，又岂会不知此理？然而在这紧要关头，上官仪不仅不力劝高宗以保太子，反而如此积极主动地提议废后；而王伏胜告发皇后，其用意又是何在？这种种举动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所以紧接着许敬宗向高宗举报说上官仪、王伏胜暗中勾结废太子李忠图谋不轨，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唐高宗的废后未遂一事看似是以武则天的大获全胜为告终——因为上官仪被诛，武则天也赢得了“垂帘听政”的机会，甚至与高宗并称为了“二圣”。然而这“二圣”的称呼并非前无古人之举，隋朝的独孤后就因为经常与隋文帝谈论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且再仔细看一看随后上任的宰相名单，就可以知道武则天的这场“胜利”以及所谓的大权在握，不过是笑话一则。
乾封元年刘仁轨拜相，紧接着戴至德、张文瓘、郝处俊等人相继拜相，上元中来恒、薛元超、李义琰也拜相了。这几位宰相除了戴至德、张文瓘与武后并无甚恩怨情仇外，其余几位可都是与武则天结过不小的梁子的。
比如刘仁轨，高宗一朝的重要人物，入则为相出则为将，既是唐高宗的肱骨大臣也同样是军事方面的代表人物，只可惜与武则天的爱将之一李义府是死对头。
比如郝处俊与李义琰，这二人在唐高宗因为风疾想要逊位于武后的时候是一唱一和，三言两语便让高宗打消了这个念头。
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
又比如来恒，其弟便是著名的反武派前宰相来济；再比如薛元超，其父薛收乃是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姑姑薛婕妤则是唐高祖嫔妃。薛婕妤因为“妙通经史，兼善文才”，高宗年幼的时候曾“从其受学”，对其“礼敬甚重”。薛元超本人尚和静县主，一家人可谓是与李唐皇族关系密切非常。
更不用说军事上的诸位大将了。刘仁轨自是不用再提，裴行俭也是著名的反武派人士之一，还有王方翼，人家可是被武后取而代之的王皇后的族兄，薛仁贵更是唐高宗一手提拔上来的，还有程务挺、李孝逸等等这些尽与武则天不是一条心的。而武则天的另两位爱将袁公瑜与崔义玄，倒是在军事上还算有点本事，只可惜是被唐高宗流放的流放，贬的贬。
即便是武则天后来绞尽脑汁上书的建言十二事，唐高宗的反应也不过是“皆下诏略施行之”——好不容易搞出来的政令不仅要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而且还只是“略施行之”，可见武则天的意见对于唐高宗来说根本就是无足轻重。
事实上，与臆想中的唐高宗对武则天言听计从的场景截然相反，史书中处处可见的是武则天在一心讨好着唐高宗，小心揣摩着唐高宗的心思。
知道唐高宗一心想将母亲长孙皇后的亲蚕礼发扬光大，所以与王皇后从不举行亲蚕礼截然不同，武则天的亲蚕次数堪称是有唐一代之最。知道高宗提倡节俭，所以武则天主动将皇后裙子上的十三个褶子改成了七个。知道高宗不会任外戚坐大，所以武则天身为昭仪的时候就特意写过一篇《内训》，当了皇后之后更是制出一部《外戚诫》，还“以身作则”，并“以身作则”，唐高宗活着的时候，武家人在朝堂上不见踪影，直到唐高宗驾崩，武则天这才有机会将武家的人一个个全部安插在朝廷的要职上。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高宗一朝的重臣花名册中扒拉一下，瞅瞅朝中究竟有哪位宰相是武则天钦点的，又或者有哪位大将是武
事实上想要知道唐高宗对武则天究竟有多“言听计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武则天究竟都让唐高宗做了什么。
首当其冲便是废后未遂一事。
但凡是对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场废后风波的导火索便是麟德元年宦官王伏胜的告密，称武则天大行厌胜之事，然后宰相上官仪借机向高宗提出了废后一事。然而细心一点的人就能发现，掀起这场风波的上官仪和王伏胜有着一段相同的履历：此二人皆曾是高宗长子、废太子李忠的幕僚。李忠封陈王的时候，上官仪任陈王府咨议，王伏胜为陈王府内侍。
而纵观历朝历代的宫廷事件便能知道——一旦皇后被废，那么她所出的太子的地位也就随之不保。所以武后若是被废，那么她亲生的太子李弘以及其余三子将会面临何种境况已是不言而喻。上官仪身为宰相，又岂会不知此理？然而在这紧要关头，上官仪不仅不力劝高宗以保太子，反而如此积极主动地提议废后；而王伏胜告发皇后，其用意又是何在？这种种举动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所以紧接着许敬宗向高宗举报说上官仪、王伏胜暗中勾结废太子李忠图谋不轨，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唐高宗的废后未遂一事看似是以武则天的大获全胜为告终——因为上官仪被诛，武则天也赢得了“垂帘听政”的机会，甚至与高宗并称为了“二圣”。然而这“二圣”的称呼并非前无古人之举，隋朝的独孤后就因为经常与隋文帝谈论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且再仔细看一看随后上任的宰相名单，就可以知道武则天的这场“胜利”以及所谓的大权在握，不过是笑话一则。
乾封元年刘仁轨拜相，紧接着戴至德、张文瓘、郝处俊等人相继拜相，上元中来恒、薛元超、李义琰也拜相了。这几位宰相除了戴至德、张文瓘与武后并无甚恩怨情仇外，其余几位可都是与武则天结过不小的梁子的。
比如刘仁轨，高宗一朝的重要人物，入则为相出则为将，既是唐高宗的肱骨大臣也同样是军事方面的代表人物，只可惜与武则天的爱将之一李义府是死对头。
比如郝处俊与李义琰，这二人在唐高宗因为风疾想要逊位于武后的时候是一唱一和，三言两语便让高宗打消了这个念头。
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
又比如来恒，其弟便是著名的反武派前宰相来济；再比如薛元超，其父薛收乃是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姑姑薛婕妤则是唐高祖嫔妃。薛婕妤因为“妙通经史，兼善文才”，高宗年幼的时候曾“从其受学”，对其“礼敬甚重”。薛元超本人尚和静县主，一家人可谓是与李唐皇族关系密切非常。
更不用说军事上的诸位大将了。刘仁轨自是不用再提，裴行俭也是著名的反武派人士之一，还有王方翼，人家可是被武后取而代之的王皇后的族兄，薛仁贵更是唐高宗一手提拔上来的，还有程务挺、李孝逸等等这些尽与武则天不是一条心的。而武则天的另两位爱将袁公瑜与崔义玄，倒是在军事上还算有点本事，只可惜是被唐高宗流放的流放，贬的贬。
即便是武则天后来绞尽脑汁上书的建言十二事，唐高宗的反应也不过是“皆下诏略施行之”——好不容易搞出来的政令不仅要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而且还只是“略施行之”，可见武则天的意见对于唐高宗来说根本就是无足轻重。
事实上，与臆想中的唐高宗对武则天言听计从的场景截然相反，史书中处处可见的是武则天在一心讨好着唐高宗，小心揣摩着唐高宗的心思。
知道唐高宗一心想将母亲长孙皇后的亲蚕礼发扬光大，所以与王皇后从不举行亲蚕礼截然不同，武则天的亲蚕次数堪称是有唐一代之最。知道高宗提倡节俭，所以武则天主动将皇后裙子上的十三个褶子改成了七个。知道高宗不会任外戚坐大，所以武则天身为昭仪的时候就特意写过一篇《内训》，当了皇后之后更是制出一部《外戚诫》，还“以身作则”，并“以身作则”，唐高宗活着的时候，武家人在朝堂上不见踪影，直到唐高宗驾崩，武则天这才有机会将武家的人一个个全部安插在朝廷的要职上。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高宗一朝的重臣花名册中扒拉一下，瞅瞅朝中究竟有哪位宰相是武则天钦点的，又或者有哪位大将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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