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韩非子《说难》，分析对人心的把握和说理方法的运用。。。求高手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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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难”，顾名思义，所讲的就是“游说”的困难。读这篇文章时，可以将韩非子的《难说篇》和鬼谷子的《捭阖篇》、《反应篇》、以及《飞箝篇》、《谋篇》结合起来研读，其效果更好。
“说难”作为论述游说君主的困难的专著，文章里详尽地分析了游说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游说方法。按照楼主的要求，试着分析“对人心的把握”和“游说方法的应用”，仅供参考！
在对人心的分析方面：
韩非子是站在如何说服君主的角度，来分析游说对象的心里所需；而并非是站在如何说辨他人的角度，来分析游说对象的心里所需。这里的“说服”与“说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两个概念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前者所说的是：必须按照游说对象的需求才能说服对方，而依据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是不可能说服对方的。所以，只有说服对方，才能称之为“说服”；而后者所说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去辨驳对方，只要辨倒对方，就能称之为“说辨”。由此可见，前者“说服”比后者“说辨”更难。因为，说服对方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揣测出对方的心里需求，并对症下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韩非子并没有指出，用什么方法来揣测君主的心理，而是针对君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心里需求，给出了应采用的对应方法。所以在对人心的分析方面，就必须结合《鬼谷子》书中所提供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捭阖篇》里，“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以及“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反应篇》里，“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飞箝篇》里，“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等等。
在如何把握住已经了解到的人心需求方面：
韩非子在《难说篇》中，分析了难以进言的原因是，进言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有利有弊，而君主往往只从“进言”的短处来作出评价。所以，通常进言很难成功。同时，韩非子指出“难言”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能明智地听取“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的逆耳忠言。为此，韩非子留下了“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的精典名句。
而在《说难篇》中，韩非子进一步分析：游说之难，并不是因为自己所言不在事理，也不是因为自己所言辞不达义，更不是因为自己所言缺乏胆气，而游说之难，难就难在不了解君主的心理需求，并强调“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也就是说，游说，难就难在，了解到君主的心里需求，以及设法用自己的话，去迎合君主的这种心里需求。针对上述难点，韩非子提出了把握君主心理需求的方法是：
其一，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追求高尚名声时，游说者，就不能用重利去劝说他，而是用高尚的名声去迎合；
其二，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追求重利时，游说者，就不能用名声的高尚去劝说他，而是用重利去迎合；
其三，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表面追求高尚的名声，而实际心里却追求重利时，游说者，既不能用高尚的名声去劝说他，也不能用重利去劝说他，而是表面用高尚的名声去迎合，而实际却用重利去迎合。
其实，如何才能把握住君主的心里需求，在《鬼谷子·谋篇》里，就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这就是：“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以及“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
在游说方法应用方面：
首先，韩非子提出游说的要领是：游说者，懂得美化君主自鸣得意的地方，以及掩盖君主自认为是的地方。其次，韩非子针对君主不同的心里需求，进而提出了不同的游说方法：
一是，当君主有私自的迫切要求，而不一定合于国家利益时，游说者就必须指明这是合乎国定利益的，而劝勉君主去做；
二是，当君主心里有卑鄙的念头，却又不能抑制自己时，游说的人就应该替君主把这种卑鄙的念头粉饰成是美好的，而生怕君主不去做；
三是，当君主心里有崇高远大的愿望，而实际上不可能达到时，游说者就应该给君主举出这种愿望的缺点，而且揭示出这种愿望的坏处，进而称赞君主不去做；
四是，当君主想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自我炫耀时，游说者就应该给君主举出类同的其他事情，多给他提供依据，来资助君主的智慧；
五是，游说者想要进谏保全君主私利的话，就必须用符合国家利益的美好名义来阐明它，而且又暗示这件事是符合君主的个人利益的；
六是，游说者想要陈述对君主有危害的事情，就应该说明这种事情如果做了，将分受到的诋毁和非议，而又暗示这件事是与君主的个人祸患联系在一起的；
七是，游说者应该称赞与君主有同样品行的其他人，应该谋划与君主所做的事有同样计策的其他事情；
八是，如果有人与君主有同样的污点，那就必须尽量粉饰他，说他的污点没有什么害处；如果有人与君主遭到同样的失败，那就必须用明白的话来粉饰他，说他的失败并没有什么损失；
九是，君主自以为他的决断很勇敢时，游说者就不要用君主决断中的过失来惹他生气；君主自以为他的计谋很高明时，游说者就不要用君主过去的失败来使他难堪；
十是，游说的基本内容没有违反君主的地方，游说时的言辞没有与君主抵触的地方。
上述十种方法，与《鬼谷子·捭阖篇》中“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的道理，以及“言善以始其事”和“言恶以终其谋”的道理，如同一辙。
“说难”作为论述游说君主的困难的专著，文章里详尽地分析了游说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游说方法。按照楼主的要求，试着分析“对人心的把握”和“游说方法的应用”，仅供参考！
在对人心的分析方面：
韩非子是站在如何说服君主的角度，来分析游说对象的心里所需；而并非是站在如何说辨他人的角度，来分析游说对象的心里所需。这里的“说服”与“说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两个概念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前者所说的是：必须按照游说对象的需求才能说服对方，而依据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是不可能说服对方的。所以，只有说服对方，才能称之为“说服”；而后者所说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去辨驳对方，只要辨倒对方，就能称之为“说辨”。由此可见，前者“说服”比后者“说辨”更难。因为，说服对方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揣测出对方的心里需求，并对症下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韩非子并没有指出，用什么方法来揣测君主的心理，而是针对君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心里需求，给出了应采用的对应方法。所以在对人心的分析方面，就必须结合《鬼谷子》书中所提供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捭阖篇》里，“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以及“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反应篇》里，“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飞箝篇》里，“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等等。
在如何把握住已经了解到的人心需求方面：
韩非子在《难说篇》中，分析了难以进言的原因是，进言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有利有弊，而君主往往只从“进言”的短处来作出评价。所以，通常进言很难成功。同时，韩非子指出“难言”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能明智地听取“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的逆耳忠言。为此，韩非子留下了“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的精典名句。
而在《说难篇》中，韩非子进一步分析：游说之难，并不是因为自己所言不在事理，也不是因为自己所言辞不达义，更不是因为自己所言缺乏胆气，而游说之难，难就难在不了解君主的心理需求，并强调“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也就是说，游说，难就难在，了解到君主的心里需求，以及设法用自己的话，去迎合君主的这种心里需求。针对上述难点，韩非子提出了把握君主心理需求的方法是：
其一，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追求高尚名声时，游说者，就不能用重利去劝说他，而是用高尚的名声去迎合；
其二，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追求重利时，游说者，就不能用名声的高尚去劝说他，而是用重利去迎合；
其三，当游说君主的心里需求是：表面追求高尚的名声，而实际心里却追求重利时，游说者，既不能用高尚的名声去劝说他，也不能用重利去劝说他，而是表面用高尚的名声去迎合，而实际却用重利去迎合。
其实，如何才能把握住君主的心里需求，在《鬼谷子·谋篇》里，就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这就是：“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以及“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
在游说方法应用方面：
首先，韩非子提出游说的要领是：游说者，懂得美化君主自鸣得意的地方，以及掩盖君主自认为是的地方。其次，韩非子针对君主不同的心里需求，进而提出了不同的游说方法：
一是，当君主有私自的迫切要求，而不一定合于国家利益时，游说者就必须指明这是合乎国定利益的，而劝勉君主去做；
二是，当君主心里有卑鄙的念头，却又不能抑制自己时，游说的人就应该替君主把这种卑鄙的念头粉饰成是美好的，而生怕君主不去做；
三是，当君主心里有崇高远大的愿望，而实际上不可能达到时，游说者就应该给君主举出这种愿望的缺点，而且揭示出这种愿望的坏处，进而称赞君主不去做；
四是，当君主想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自我炫耀时，游说者就应该给君主举出类同的其他事情，多给他提供依据，来资助君主的智慧；
五是，游说者想要进谏保全君主私利的话，就必须用符合国家利益的美好名义来阐明它，而且又暗示这件事是符合君主的个人利益的；
六是，游说者想要陈述对君主有危害的事情，就应该说明这种事情如果做了，将分受到的诋毁和非议，而又暗示这件事是与君主的个人祸患联系在一起的；
七是，游说者应该称赞与君主有同样品行的其他人，应该谋划与君主所做的事有同样计策的其他事情；
八是，如果有人与君主有同样的污点，那就必须尽量粉饰他，说他的污点没有什么害处；如果有人与君主遭到同样的失败，那就必须用明白的话来粉饰他，说他的失败并没有什么损失；
九是，君主自以为他的决断很勇敢时，游说者就不要用君主决断中的过失来惹他生气；君主自以为他的计谋很高明时，游说者就不要用君主过去的失败来使他难堪；
十是，游说的基本内容没有违反君主的地方，游说时的言辞没有与君主抵触的地方。
上述十种方法，与《鬼谷子·捭阖篇》中“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的道理，以及“言善以始其事”和“言恶以终其谋”的道理，如同一辙。
参考资料： 贵州版《韩非子全译》 《鬼谷子集校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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