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战国关于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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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蔺相如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他很有见识和才能。在“完璧归赵”、“渑池相会”两次外交斗争中，捍卫了赵国的尊严，地位在名将廉颇之上。这使廉颇很不服气，他对别人说：“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不过是凭一张嘴巴，说说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反而爬到我的头上。一定要侮辱他一番。”蔺相如听说后，尽量不跟廉颇会面，每次出门，避开廉颇，有时甚至装病不去上朝。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连忙叫车夫绕小路而行。 蔺相如手下的人对他这样卑躬让步的作法感到委屈，纷纷要求告辞还乡。蔺相如执意挽留，并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诸位认为廉将军和秦王相比，哪个厉害？”众人都说：“当然廉将军不及秦王了。”蔺相如说：“对啦，天下的诸候个个都怕秦王，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的朝廷上斥责他，怎么会见到廉将军倒反而害怕了呢？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的缘故。如果两虎相斗，势必两败俱伤。我不计个人恩怨，处处让着廉将军，是从国家的利益着想啊。”听了这番话，大家都消了气，打消了告辞还乡的念头，反而更加尊敬蔺相如了。 后来，有人把蔺相如的话告诉了廉颇，廉颇大受感动，惭愧万分，觉得自己心胸竟然如此狭窄，实在对不起蔺相如，决心当面请罪。一天，他脱下战袍，赤身背着荆条，来到蔺相如的府第，“扑”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对蔺相如说：“我是一鄙陋的粗人，见识浅薄，气量短小，没想到您对我竟这么宽容大量，我实在无脸见您，请您用力责打我吧！就是把我打死了，也心甘情愿。”蔺相如见到这情景，急忙扶起廉颇，两人紧抱在一起。从此两人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同心协力，保卫赵国，强大的秦国更加不敢轻易地侵犯赵国了。
　　我国是世界是著名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有着悠久的礼仪传统。从古到今，代代相传。随着社会的发展，礼仪也不断发展，并加入新的内涵，能给人以启迪和力量。

Answer 2

孔子向老子问礼。
孔子第二次问礼是在公元前526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老子重回守藏史之位，此时的孔子已经小有名气。公元前526年，25岁的孔子学识已大为长进，其时，鲁国不少少年拜他为师。孔子认为自己对周礼的知识所知还不够系统，尤其是关于周礼的理论原则，自己知道得还很浅，就决定和南宫敬叔(孔府门人)一起到周朝都城洛邑(今洛阳)去学习周礼。据《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之归，则吾师也’。”
于是，孔子和南宫敬叔来到洛邑向老子求教。这一次，孔子提出的问题仍集中在丧礼方面。
孔子问:“在什么情况下，各宗庙之神主需要请出呢？”老子回答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天子或诸侯去世时，由太祝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到太祖庙里，这样做是表示列祖为国丧而聚会，这是礼规定的。等到安葬好哭毕，丧事办完之后，又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回各自的庙里。”老子特别强调说:“凡迎接神主出庙或回庙，都要有仪仗队，不准闲人窜动。”孔丘又问:“大夫家中8到11岁的孩子死了，能用衣棺吗？”老子答道:“从前8至11岁的小孩死了，葬于园，不葬于墓，不用衣棺。”即葬于田地，不能葬于祖坟里，也不能用棺材。这种习俗，如今在一些地方依然沿用。孔丘又问:“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在战事进行中父母去世，是停战服丧还是继续打仗呢？”老子回答说:“子女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按礼说是不能打仗的。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贪图便利而不认真服三年之丧。”
在周王朝图书管理工作达30年之久的老子，熟睹了官场的腐败，开始对周礼的实质有所认识，他仿佛看到在文质彬彬、温情脉脉的礼仪纱幕后面，隐藏着丑恶阴险和狡诈；周礼成了某些人谋取名声和官爵利禄的手段。眼前这位二十多岁的孔丘如饥似渴地来学习关于周礼的知识，从他的眼神、举止动作和气质上，都隐约可以看出一种骄矜之意和急于从政的劲头。当孔子满意地向他告辞时，老子一边送孔丘出门，一边诚恳地对孔子说:“我听说富贵的人赠送给别人以钱财，有优良品德的仁人送给别人以良言。我没有钱财，只是勉强被人加了一个仁人的称号，我就送给你几句忠言吧:一个人自以为聪明，好议论别人的长短，以为自己的认识深刻，这种人也就接近于死亡了。真正聪明的人是不多言不善辩的，因为他懂得多言多败的道理。一个人自以为知识渊博、懂得一切，总是喜爱揭露别人的隐私或错事，这种人已经身处危境了。真正聪明的人无知无识得好像愚笨无比，因为他懂得多事多患的道理。真正有钱财的商人总是把财富深藏起来而给人以穷困的表象。真正有道德的君子也总是看起来像是傻瓜。希望你去掉身上的骄气与过多的功名欲以及爱自我表现的毛病。”

Answer 3

礼的内容随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其含义逐渐由最初的祀神扩展为对人。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源于祭祀活动的礼，又扩展为吉、凶、军、宾、嘉各种仪制。“这都是时
代进展的结果。越望后走，礼制便愈见浩繁，这是人文进化的必然趋势”。尤其宗周以来，经过周初统治者对旧有礼制的加工、整理，礼被作为治国根本大法确立下
来，内容也呈现出系统化繁缉化特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正如记·曲礼上所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辫讼，非礼不决;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筱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搏节退让以明礼.。

宗周时代“礼”所包含的仁义道德、风俗教化、君臣关系、宗法制度、军事制度、祭祀鬼神等内容，都是人们言行的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关
系、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是维护社会运转的重要保障。无论从先秦典籍记载，还是后世典章制度所反映的情况看，周代社会中“礼”的表现形式相当繁
缉、庞杂，大到国家各项典仪、小到人们日常起居，无一不为“礼”的规定所约束，以至《礼记》中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记载。

如果说“礼”在宗周时代更多表现为各种言行方面的形式规范，那么至春秋时期，人们在继承宗周礼制的基础上，已逐渐摆脱“礼”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更多
关注“礼”形式本体之外的意义，将“礼义”提升到宇宙、天地境界的高度予以阐发。这一点在《左传》等典籍的记述中有明确体现。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五
年》载郑国大夫子产论礼之言曰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
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
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
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子大叔在子产死后，继之为郑国宰相。文中通过子大叔之口，道出了子产对“礼”的认识。他认为“礼”不是“仪”，世间万物都要受制于礼，礼是“民之行
也”，是人们必须践行的法则。这就突出强调了“礼”所具有的经天纬地的普世意义，与《说文》所说“礼者履也”的观点相符。子产认为，民有好恶、喜怒、哀乐
等各种情感，因此必须用礼来节制、规范这些情感，以便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然而从现实的情况看，人们实现礼的途径却有“曲气“直”之别。所谓“直”就是能
够本人之性情而合于礼，所谓“曲”就是委屈人之本性而合于礼。就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无论白己情感、好恶如何，都应随时校正其中偏差以合于礼的要求，
这就是子大叔所说的“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成人”。由此可见，在春秋人的普遍观念中，“礼”对个人情感世界和白然本性的约
束，已成为一种无条件的、必须实践的原则，并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重要标准。此时的礼已不是简单的礼节仪式，它已超越“礼”的形而下层面，成为制
约人们道德、行为、思想、情感等活动的一种具有形而上超验特征的“绝对理念”，是统治者安邦定国、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