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身边有几位将士,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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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 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福建泉州北郊濠市濠格头村人,生于弘治十六年。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抗倭名将、儒将、武术家、诗人、兵器发明家,然而,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战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大肆侵扰浙东沿海。由兵部推荐,诏移出身贫寒、靠战功擢升为广东都指挥佥事的俞大猷从广东带兵到浙东、苏南平倭,受命为宁(波)台(州)参将。
当时,倭寇已破宁波昌国卫、绍兴临山卫,转掠松阳,不到一个月,竟连袭浙东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无所不为,根本没有把明军放在眼里。俞大猷到任后,立即派出小分队进行侦察,发现倭寇的流动性非常大,今天在此地,明天又在彼地,其主要接应的方式是战舰随行,每到一处就下舰登陆,抢掠后乘舰而遁。浙东地区地势复杂,水路又多,自然给明军的追剿带来了很多麻烦。在分析敌情后,作为一个智谋出众的军事将领,俞大猷认为明军主要的战术不应该是尾随追击,那样只能在倭寇背后打转转,总也追不上。最好的办法是清理河道上的敌舰,令敌回救,然后以重兵逐之下海,边逐边击,并事先在沿海布下舟师,形成包围之势。有人表示反对,说如断倭退路,必定会使倭寇全力内袭,攻入腹地,为患甚重。俞大猷据理力争。他说:倭寇毕竟是入侵之敌,他们之所以敢来犯我疆土,乃仗着舟舰可载其逃,一入海就无法追赶,所以他们从来都只在沿海骚扰,如果他们深入内地,和海上失去联系,就如丧家之犬,必被我大军全剿。因此,只要灭其战舰,其必返救,一救则正入我彀中,正应兵法攻其必救,如何不胜?俞大猷的方略受到了上司的支持。他被授权调集福建沿海的明军舟师,以福建制造的楼船分布沿海岛屿,伺机率领精锐部队沿河道突袭倭寇战舰。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俞大猷率闽中楼船突击普陀山的倭寇新巢。时徽州人王直勾结倭寇进犯俞大猷纪念馆镇海关,遭到明朝守军的反击,退据金塘岛,集聚于沥港。由于金塘岛形势险要,官兵一时难以攻克。次年三月,浙闽提督王抒缜密地侦察金塘岛地形后,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遣参将俞大猷从沥港正面进攻,参将汤克宽从西堠门堵住倭寇退路,采用两面夹攻的战术,配合戚继光、邓城等将领,以福建楼船战于宁波、绍兴、松阳诸郡,焚舟数十艘,斩俘敌千余人,一显楼船的威力。这场战斗也是舟山抗倭历史上首次大捷,影响深远。为此,俞大猷把沥港改称为“平倭港”。当地百姓为了褒扬俞大猷抗倭的业绩,又在沥港建立了“平倭碑”,以供后人瞻仰。(该碑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直等余贼逃遁,俞大猷竟遭停俸。
果然,窜入陆上抢掠的倭寇,不得不回军营救战舰,并拼死突围与海上战舰会合。明军按照俞大猷的布置,陆地的张经军队举帆出海追击,与埋伏在海中的俞大猷舟师,在松江一带形成前后夹击的合围圈,聚歼逃窜之倭寇,取得了抗倭史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俞大猷才予俸如故。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据宁波普陀,俞大猷率将主攻之,寇突出,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人。俞大猷坐戴罪剿贼,不久败贼于吴淞所。诏除俞大猷前罪,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击贼于平望,再战于六金坝,皆大捷,斩首三千级。寇犯金山,俞大猷所率将卒不及三百人,征集诸路兵未至,战失利。倭寇2万屯松江柘林,闽浙总督张经促战,俞大猷坚持不可。待永顺、保靖兵至,乃从张经大破贼于王江径,取得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胜利。功为严嵩义子、工部尚书赵文华、浙江巡抚胡宗宪攘为己有,张经反被加“养寇失机”罪名,入狱后被害。俞大猷也受降职处分,“以金山失律加罪之,谪充为事官”。
嘉靖三十四年(1555),新倭犯苏州陆泾坝,直抵娄门,败南京都督周于德兵。俞大猷在旧职被革除的情况下,以国事为重,以戴罪之身,披肝沥胆,偕副使任环,大败贼于陆泾坝,焚贼舟三十余艘,又拦击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其舟七艘。继又破贼于吴江莺脰湖,贼走嘉兴三板沙,掠民舟将遁,俞大猷追击于马迹山,生擒倭寇首领金泾和许浦,白茆港之贼俱逃出海,俞大猷再追击于茶山,焚5舟,击坏及覆没者无数;俞大猷及佥事董邦政分路追击,再获9舟。一月之间,将浙东陆上倭寇打得东逃西窜,令倭寇闻知俞大猷的名字就心惊胆寒。
余贼三百余,登崖走据华亭陶宅镇,屡败赵文华等大军。贼寇在柘林纠集40余艘船,情势危急,而巡辅曹邦辅劾俞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荫,责令立功自赎。无何,俞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贼,焚巨舰8艘,斩获无数。
初以倭患急,朝廷特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数月间无所作为。廷臣争言俞大猷俞大猷公园军事干才,遂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罢刘远,以俞大猷代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在西庵、沈庄、清水洼、黄浦等战役连获大胜,诏还世荫,加都督佥事。继败盘据舟山之贼。
浙东平倭之战,应该说是俞大猷战斗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充分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抓住其致命要害的劣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其必救”、 “围而歼之”,展示了其出色的指挥才干和杰出的谋略智慧。
嘉靖三十六年(1557),加署俞大猷浙江都督同知。
俞大猷的顶头上司、由巡抚而总督胡宗宪欲图倭寇首领王直,用卢镗言,将与通市,俞大猷力争不可。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儿弄到杭州,企图劝王投降,王原则上同意,但要求胡派一人来岛作人质。王来见胡,结果被巡按御史王本固逮捕下狱,岛上王的养子毛海峰闻听消息,遂把胡派的人质“支解”,并率列党五百人占领了岑港。俞大猷本来就反对这个作战方案,但事到如此,不得不跟戚继光等人去奉命攻打,直到第二年七月仍攻打不下,将士多死伤,而新倭复入沈家门。
嘉靖三十八年(1559),贼泛海流劫闽广,占领福建泉州浯屿,御史李瑚一再上奏弹劾胡宗宪纵贼,胡怀疑是俞大猷为其同乡李瑚提供了军情内幕,故奏上一本,委罪俞大猷,说岑港之败,完全是由于俞大猷的作战不力。帝怒,逮俞大猷系诏狱,再夺世荫。锦衣卫陆炳知俞大猷冤,为通关节,送钱于严世蕃,大学士徐阶亦为之担保,才被释放到大同戴“罪”立功。
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至大同。时任川湖滇三省总督、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的泉州晋江潘湖人黄光升重其才,经保举授其方略。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文进将袭板升,与俞大猷谋,果获大胜。诏还世荫。
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闽、粤,倭患重心移到福建,“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
嘉靖四十年(1561),俞大猷奉命南征。俞大猷回到南方,因平定王直的战功,被除罪录用,任湖南辰州镇军参将(今沅陵县),接连削平云溪等3郡6县叛乱。同年七月,诏移南赣,合闽、广兵,镇压广东饶平张琏暴动,计擒张琏和萧雪峰,斩首1200余级,散其余党2万。擢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倭寇侦知戚继光在福建平倭胜利后回师浙江,又凑集兵力1万多人,卷学生祭扫俞大猷陵园土重犯福建,纠合自广东南澳北犯的倭寇,连破邵武、罗源、政和、寿宁、宁德、连江、松溪、大田、古田等地后,乘胜直捣兴化(今莆田)府城,将府城团团围住。时总兵刘显仅率700名疲弱士兵赶来。刘显知道敌人气焰嚣张,断不是对手,因此便在离城30里外隔江驻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攻陷兴化府城,掳掠三千居民,百姓惨遭倭寇屠杀凌辱。倭寇攻陷兴化后又抢掠船只攻占了要冲平海卫(莆田东90里处,洪武年间为御倭建立),敌势猖狂前所罕有。
福建巡抚游震得上奏朝廷。兴化城的陷落惊动了朝廷,因为这是自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皇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起用谭纶任闽浙总督,从赣南调回俞大猷提升为福建总兵官,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急速回闽,配合福建都督刘显,三人均受谭纶指挥节制,会同剿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一日,俞大猷迅速自赣南驰至兴化的平海卫,驻军秀山,与驻明山的刘显互为犄角;刘显驻扎明山,距倭营三四里;而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军尚在浙东。时敌我兵力已相当,倭寇猖獗,屡来挑战,诸将愤愤难平,纷纷要求应战,但俞大猷却按兵不动,主张星布兵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的围而不攻的战术。诸将以为俞大猷也有畏敌之心,俞大猷认为灭倭的时机并未成熟,他呈给福建巡抚谭纶的《兴化灭倭议》:“今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势去矣!”俞大猷认为倭寇突袭攻陷兴化,对我方来说,是“遇异常之变,必设异常之谋,方可成异常之功”。
首先,倭寇连拔数县,气焰嚣炽,此时不宜与战;我军从江西长驱、日夜兼程至此,军士疲乏,当休整数日;俞大猷根据敌我双方实情,采用“敌以战为守,我以守为攻”的正确的作战策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围困倭寇。其次,根据倭寇是日本武士、浪人和海盗结合的队伍,提出我军招收熟悉地形的当地兵马,以利于进攻。发动长期受倭寇蹂躏,有血海深仇,勇于效命沙场的闽中南人民为民兵。再次,尊重与配合刘、戚抗倭将领和地方官吏。如今倭寇屡次前来挑战就为速战,敌人无论战胜战败都可逃离,因我方未有力量围歼之;戚继光大军即将赶来,时我强敌弱,全歼倭贼有望。“不论在南在北,但得相资相助,必有大建立”。巡抚谭纶以为俞大猷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当时朝廷诸当事人责战急切,海上又有倭寇挑战,俞大猷巍然不动,忍辱负重,从容不迫地进行部署。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军队到达平海卫。四月二十一日深夜四鼓,根据战斗部署,分三路全面出击:戚继光担任中军主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侧攻,悄悄向敌营迫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战局的发展,完全按照俞大猷的战略意图进行,经过5个小时战斗,倭寇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抱头鼠窜,纷纷落进俞大猷预设的壕坑之中。这一仗,歼敌两千两百多人,取得兴化平倭大捷,收复平海卫和兴化府城,解救3000名被虏的百姓。
兴化平倭是福建抗倭斗争的最大胜利,俞大猷在战前力排众议,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功劳并不下戚继光。论功行赏时,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奖赏不公,谭纶晋升右副都御史,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惟俞氏“赉币银四十两”而已。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俞大猷却淡然处之。
兴化大捷班师后,俞大猷偕友人游清源山,在水流坑清源古道石旁刻下《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
“明嘉靖癸亥岁季春,钦差镇守福建、南赣、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兴化剿陷城倭寇。岁次竣事班师,偕友人游诸洞。”
俞大猷这方崖记,对自己立大功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对兴化平倭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也只字不提,仅提到“竣事班师”而已,足见俞大猷不计得失,惟以平倭为重的襟怀。
唐顺之 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
这位朝廷重臣赵文华明知光靠祭海神恐怕还是不成的!当时明朝南北寇虏交侵,武才奇缺,他冥思苦想,又经多方举荐,终于想到和他一同中进士而今在家闲居读书的唐顺之。他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并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
当时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并非是三五成群的贼寇,而是拥有兵力相当于现代军队三五个师团的武装力量,因此攻城略地,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杀戮之惨状亦如现代日本侵略军种种兽行!无奈的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当时明朝的军队就是没有力量绐倭寇一点教训!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气愤得吃不下饭,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苏州曾经目睹倭寇以刺刀刺杀我们的婴儿作为消遣,唐顺之遇见此事后,痛心疾首,下定决心要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因此他决定放下书本,为民请命!
唐顺之回到兵部复职后,首先到京师附近的练兵基地蓟镇,制定了整顿这支无力抵抗外侮的军队方案,然后与总督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因为倭寇登上了陆地,我们的田园庐舍生命财产势必都要蒙受巨大损失。但是那时的将校兵卒都怕海战,甚至见了水就害怕!因此他们常常假借种种客观原因躲藏在内河的港湾内不敢出战,这给海上来的倭寇提供了登陆而来,来了就能任意抢掠满载而去的机会。顺之见到人民遭此苦难,常常皱着眉头慨叹地说,老百姓遭受横祸,等于用刀子剜我的肉,对于死难的父老乡亲,我怎样才能给他们以慰藉呢?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海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生活。他从江苏的江阴剩凸驶向蛟门大洋,一昼夜走了六七百里,跟随他前往的人在风浪中或惊骇万状;或呕吐不止,可是顺之本人却意气风发镇定自若,他在海风怒吼惊涛骇浪的隆冬黑夜的海上,把躲藏在港湾内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拿了公家俸禄却贪生怕死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兢兢业业地认真尽责了。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因为知道明朝军队无力与之抗衡,五六年以来他们可以任意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抢掠,因此干脆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建下了大本营做根据地。
一次唐顺之率领船队前往倭寇停泊在孤悬大洋中的三片沙,在海上较量了一仗,大获全胜,消灭倭寇120人,击沉其兵船13艘,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当年在海上御寇少有的一次大捷!
其后倭寇又侵犯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驰大破倭寇。三沙遂又告急,唐顺之连忙回来支援,他亲自跃马布阵持刀直前,致使倭寇见军容严整再不敢出战!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至通州病逝于海船之上,年公54岁。
张经(1492~1555年),字廷彝,号半洲,侯官县(今福州市)洪塘乡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城占邑,大肆杀掠。朝廷以张经任浙直总督,便宜行事。张经初到任时,因诸将位高气骄,不受调遣,与倭寇作战屡次受挫。世宗以张经出师无功,降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当时倭寇二万余人盘踞柘林川沙洼(今上海市川沙县),徒众日增,张经每日选将练兵,准备等粮兵到齐,一举歼灭倭寇。翌年春,倭寇进犯乍浦、海宁,攻破崇德,转掠浙西,民众见张经按兵不动,责怪他纵容倭寇。世宗大怒,命张经限期进兵。此时,严嵩党羽兵部侍郎赵文华督师至浙,催战甚急,张经答以“贼狡且众,待永、保兵至夹攻,庶可万全”。赵向张经索贿白银二万两,张经不理。赵遂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疏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文华疏刚上,而永、保兵即至,张经率军攻倭,在石塘湾、王江泾获大胜,俘获倭寇五千。世宗接赵文华等疏,降旨逮捕张经至京。张经自述作战经过,世宗不理,将张经斩首。
李如松 辽东总兵李成梁之长子,明朝名将,指挥过万历二十年的平定宁夏哮拜叛乱、闻名世界的壬辰抗倭援朝战争,出任辽东总兵,以其抗倭成就名垂千古,后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死后,朝廷追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
他师父是东南第一军师徐渭,在其少年倾心传授灭倭兵法,在朝鲜一战而见精湛。
深受当时的万历信任,并委以重托,依为国之栋梁 。
当时,倭寇已破宁波昌国卫、绍兴临山卫,转掠松阳,不到一个月,竟连袭浙东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无所不为,根本没有把明军放在眼里。俞大猷到任后,立即派出小分队进行侦察,发现倭寇的流动性非常大,今天在此地,明天又在彼地,其主要接应的方式是战舰随行,每到一处就下舰登陆,抢掠后乘舰而遁。浙东地区地势复杂,水路又多,自然给明军的追剿带来了很多麻烦。在分析敌情后,作为一个智谋出众的军事将领,俞大猷认为明军主要的战术不应该是尾随追击,那样只能在倭寇背后打转转,总也追不上。最好的办法是清理河道上的敌舰,令敌回救,然后以重兵逐之下海,边逐边击,并事先在沿海布下舟师,形成包围之势。有人表示反对,说如断倭退路,必定会使倭寇全力内袭,攻入腹地,为患甚重。俞大猷据理力争。他说:倭寇毕竟是入侵之敌,他们之所以敢来犯我疆土,乃仗着舟舰可载其逃,一入海就无法追赶,所以他们从来都只在沿海骚扰,如果他们深入内地,和海上失去联系,就如丧家之犬,必被我大军全剿。因此,只要灭其战舰,其必返救,一救则正入我彀中,正应兵法攻其必救,如何不胜?俞大猷的方略受到了上司的支持。他被授权调集福建沿海的明军舟师,以福建制造的楼船分布沿海岛屿,伺机率领精锐部队沿河道突袭倭寇战舰。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俞大猷率闽中楼船突击普陀山的倭寇新巢。时徽州人王直勾结倭寇进犯俞大猷纪念馆镇海关,遭到明朝守军的反击,退据金塘岛,集聚于沥港。由于金塘岛形势险要,官兵一时难以攻克。次年三月,浙闽提督王抒缜密地侦察金塘岛地形后,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遣参将俞大猷从沥港正面进攻,参将汤克宽从西堠门堵住倭寇退路,采用两面夹攻的战术,配合戚继光、邓城等将领,以福建楼船战于宁波、绍兴、松阳诸郡,焚舟数十艘,斩俘敌千余人,一显楼船的威力。这场战斗也是舟山抗倭历史上首次大捷,影响深远。为此,俞大猷把沥港改称为“平倭港”。当地百姓为了褒扬俞大猷抗倭的业绩,又在沥港建立了“平倭碑”,以供后人瞻仰。(该碑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直等余贼逃遁,俞大猷竟遭停俸。
果然,窜入陆上抢掠的倭寇,不得不回军营救战舰,并拼死突围与海上战舰会合。明军按照俞大猷的布置,陆地的张经军队举帆出海追击,与埋伏在海中的俞大猷舟师,在松江一带形成前后夹击的合围圈,聚歼逃窜之倭寇,取得了抗倭史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俞大猷才予俸如故。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据宁波普陀,俞大猷率将主攻之,寇突出,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人。俞大猷坐戴罪剿贼,不久败贼于吴淞所。诏除俞大猷前罪,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击贼于平望,再战于六金坝,皆大捷,斩首三千级。寇犯金山,俞大猷所率将卒不及三百人,征集诸路兵未至,战失利。倭寇2万屯松江柘林,闽浙总督张经促战,俞大猷坚持不可。待永顺、保靖兵至,乃从张经大破贼于王江径,取得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胜利。功为严嵩义子、工部尚书赵文华、浙江巡抚胡宗宪攘为己有,张经反被加“养寇失机”罪名,入狱后被害。俞大猷也受降职处分,“以金山失律加罪之,谪充为事官”。
嘉靖三十四年(1555),新倭犯苏州陆泾坝,直抵娄门,败南京都督周于德兵。俞大猷在旧职被革除的情况下,以国事为重,以戴罪之身,披肝沥胆,偕副使任环,大败贼于陆泾坝,焚贼舟三十余艘,又拦击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其舟七艘。继又破贼于吴江莺脰湖,贼走嘉兴三板沙,掠民舟将遁,俞大猷追击于马迹山,生擒倭寇首领金泾和许浦,白茆港之贼俱逃出海,俞大猷再追击于茶山,焚5舟,击坏及覆没者无数;俞大猷及佥事董邦政分路追击,再获9舟。一月之间,将浙东陆上倭寇打得东逃西窜,令倭寇闻知俞大猷的名字就心惊胆寒。
余贼三百余,登崖走据华亭陶宅镇,屡败赵文华等大军。贼寇在柘林纠集40余艘船,情势危急,而巡辅曹邦辅劾俞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荫,责令立功自赎。无何,俞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贼,焚巨舰8艘,斩获无数。
初以倭患急,朝廷特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数月间无所作为。廷臣争言俞大猷俞大猷公园军事干才,遂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罢刘远,以俞大猷代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在西庵、沈庄、清水洼、黄浦等战役连获大胜,诏还世荫,加都督佥事。继败盘据舟山之贼。
浙东平倭之战,应该说是俞大猷战斗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充分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抓住其致命要害的劣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其必救”、 “围而歼之”,展示了其出色的指挥才干和杰出的谋略智慧。
嘉靖三十六年(1557),加署俞大猷浙江都督同知。
俞大猷的顶头上司、由巡抚而总督胡宗宪欲图倭寇首领王直,用卢镗言,将与通市,俞大猷力争不可。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儿弄到杭州,企图劝王投降,王原则上同意,但要求胡派一人来岛作人质。王来见胡,结果被巡按御史王本固逮捕下狱,岛上王的养子毛海峰闻听消息,遂把胡派的人质“支解”,并率列党五百人占领了岑港。俞大猷本来就反对这个作战方案,但事到如此,不得不跟戚继光等人去奉命攻打,直到第二年七月仍攻打不下,将士多死伤,而新倭复入沈家门。
嘉靖三十八年(1559),贼泛海流劫闽广,占领福建泉州浯屿,御史李瑚一再上奏弹劾胡宗宪纵贼,胡怀疑是俞大猷为其同乡李瑚提供了军情内幕,故奏上一本,委罪俞大猷,说岑港之败,完全是由于俞大猷的作战不力。帝怒,逮俞大猷系诏狱,再夺世荫。锦衣卫陆炳知俞大猷冤,为通关节,送钱于严世蕃,大学士徐阶亦为之担保,才被释放到大同戴“罪”立功。
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至大同。时任川湖滇三省总督、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的泉州晋江潘湖人黄光升重其才,经保举授其方略。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文进将袭板升,与俞大猷谋,果获大胜。诏还世荫。
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闽、粤,倭患重心移到福建,“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
嘉靖四十年(1561),俞大猷奉命南征。俞大猷回到南方,因平定王直的战功,被除罪录用,任湖南辰州镇军参将(今沅陵县),接连削平云溪等3郡6县叛乱。同年七月,诏移南赣,合闽、广兵,镇压广东饶平张琏暴动,计擒张琏和萧雪峰,斩首1200余级,散其余党2万。擢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倭寇侦知戚继光在福建平倭胜利后回师浙江,又凑集兵力1万多人,卷学生祭扫俞大猷陵园土重犯福建,纠合自广东南澳北犯的倭寇,连破邵武、罗源、政和、寿宁、宁德、连江、松溪、大田、古田等地后,乘胜直捣兴化(今莆田)府城,将府城团团围住。时总兵刘显仅率700名疲弱士兵赶来。刘显知道敌人气焰嚣张,断不是对手,因此便在离城30里外隔江驻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攻陷兴化府城,掳掠三千居民,百姓惨遭倭寇屠杀凌辱。倭寇攻陷兴化后又抢掠船只攻占了要冲平海卫(莆田东90里处,洪武年间为御倭建立),敌势猖狂前所罕有。
福建巡抚游震得上奏朝廷。兴化城的陷落惊动了朝廷,因为这是自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皇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起用谭纶任闽浙总督,从赣南调回俞大猷提升为福建总兵官,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急速回闽,配合福建都督刘显,三人均受谭纶指挥节制,会同剿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一日,俞大猷迅速自赣南驰至兴化的平海卫,驻军秀山,与驻明山的刘显互为犄角;刘显驻扎明山,距倭营三四里;而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军尚在浙东。时敌我兵力已相当,倭寇猖獗,屡来挑战,诸将愤愤难平,纷纷要求应战,但俞大猷却按兵不动,主张星布兵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的围而不攻的战术。诸将以为俞大猷也有畏敌之心,俞大猷认为灭倭的时机并未成熟,他呈给福建巡抚谭纶的《兴化灭倭议》:“今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势去矣!”俞大猷认为倭寇突袭攻陷兴化,对我方来说,是“遇异常之变,必设异常之谋,方可成异常之功”。
首先,倭寇连拔数县,气焰嚣炽,此时不宜与战;我军从江西长驱、日夜兼程至此,军士疲乏,当休整数日;俞大猷根据敌我双方实情,采用“敌以战为守,我以守为攻”的正确的作战策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围困倭寇。其次,根据倭寇是日本武士、浪人和海盗结合的队伍,提出我军招收熟悉地形的当地兵马,以利于进攻。发动长期受倭寇蹂躏,有血海深仇,勇于效命沙场的闽中南人民为民兵。再次,尊重与配合刘、戚抗倭将领和地方官吏。如今倭寇屡次前来挑战就为速战,敌人无论战胜战败都可逃离,因我方未有力量围歼之;戚继光大军即将赶来,时我强敌弱,全歼倭贼有望。“不论在南在北,但得相资相助,必有大建立”。巡抚谭纶以为俞大猷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当时朝廷诸当事人责战急切,海上又有倭寇挑战,俞大猷巍然不动,忍辱负重,从容不迫地进行部署。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军队到达平海卫。四月二十一日深夜四鼓,根据战斗部署,分三路全面出击:戚继光担任中军主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侧攻,悄悄向敌营迫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战局的发展,完全按照俞大猷的战略意图进行,经过5个小时战斗,倭寇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抱头鼠窜,纷纷落进俞大猷预设的壕坑之中。这一仗,歼敌两千两百多人,取得兴化平倭大捷,收复平海卫和兴化府城,解救3000名被虏的百姓。
兴化平倭是福建抗倭斗争的最大胜利,俞大猷在战前力排众议,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功劳并不下戚继光。论功行赏时,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奖赏不公,谭纶晋升右副都御史,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惟俞氏“赉币银四十两”而已。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俞大猷却淡然处之。
兴化大捷班师后,俞大猷偕友人游清源山,在水流坑清源古道石旁刻下《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
“明嘉靖癸亥岁季春,钦差镇守福建、南赣、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兴化剿陷城倭寇。岁次竣事班师,偕友人游诸洞。”
俞大猷这方崖记,对自己立大功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对兴化平倭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也只字不提,仅提到“竣事班师”而已,足见俞大猷不计得失,惟以平倭为重的襟怀。
唐顺之 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
这位朝廷重臣赵文华明知光靠祭海神恐怕还是不成的!当时明朝南北寇虏交侵,武才奇缺,他冥思苦想,又经多方举荐,终于想到和他一同中进士而今在家闲居读书的唐顺之。他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并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
当时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并非是三五成群的贼寇,而是拥有兵力相当于现代军队三五个师团的武装力量,因此攻城略地,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杀戮之惨状亦如现代日本侵略军种种兽行!无奈的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当时明朝的军队就是没有力量绐倭寇一点教训!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气愤得吃不下饭,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苏州曾经目睹倭寇以刺刀刺杀我们的婴儿作为消遣,唐顺之遇见此事后,痛心疾首,下定决心要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因此他决定放下书本,为民请命!
唐顺之回到兵部复职后,首先到京师附近的练兵基地蓟镇,制定了整顿这支无力抵抗外侮的军队方案,然后与总督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因为倭寇登上了陆地,我们的田园庐舍生命财产势必都要蒙受巨大损失。但是那时的将校兵卒都怕海战,甚至见了水就害怕!因此他们常常假借种种客观原因躲藏在内河的港湾内不敢出战,这给海上来的倭寇提供了登陆而来,来了就能任意抢掠满载而去的机会。顺之见到人民遭此苦难,常常皱着眉头慨叹地说,老百姓遭受横祸,等于用刀子剜我的肉,对于死难的父老乡亲,我怎样才能给他们以慰藉呢?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海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生活。他从江苏的江阴剩凸驶向蛟门大洋,一昼夜走了六七百里,跟随他前往的人在风浪中或惊骇万状;或呕吐不止,可是顺之本人却意气风发镇定自若,他在海风怒吼惊涛骇浪的隆冬黑夜的海上,把躲藏在港湾内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拿了公家俸禄却贪生怕死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兢兢业业地认真尽责了。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因为知道明朝军队无力与之抗衡,五六年以来他们可以任意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抢掠,因此干脆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建下了大本营做根据地。
一次唐顺之率领船队前往倭寇停泊在孤悬大洋中的三片沙,在海上较量了一仗,大获全胜,消灭倭寇120人,击沉其兵船13艘,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当年在海上御寇少有的一次大捷!
其后倭寇又侵犯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驰大破倭寇。三沙遂又告急,唐顺之连忙回来支援,他亲自跃马布阵持刀直前,致使倭寇见军容严整再不敢出战!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至通州病逝于海船之上,年公54岁。
张经(1492~1555年),字廷彝,号半洲,侯官县(今福州市)洪塘乡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城占邑,大肆杀掠。朝廷以张经任浙直总督,便宜行事。张经初到任时,因诸将位高气骄,不受调遣,与倭寇作战屡次受挫。世宗以张经出师无功,降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当时倭寇二万余人盘踞柘林川沙洼(今上海市川沙县),徒众日增,张经每日选将练兵,准备等粮兵到齐,一举歼灭倭寇。翌年春,倭寇进犯乍浦、海宁,攻破崇德,转掠浙西,民众见张经按兵不动,责怪他纵容倭寇。世宗大怒,命张经限期进兵。此时,严嵩党羽兵部侍郎赵文华督师至浙,催战甚急,张经答以“贼狡且众,待永、保兵至夹攻,庶可万全”。赵向张经索贿白银二万两,张经不理。赵遂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疏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文华疏刚上,而永、保兵即至,张经率军攻倭,在石塘湾、王江泾获大胜,俘获倭寇五千。世宗接赵文华等疏,降旨逮捕张经至京。张经自述作战经过,世宗不理,将张经斩首。
李如松 辽东总兵李成梁之长子,明朝名将,指挥过万历二十年的平定宁夏哮拜叛乱、闻名世界的壬辰抗倭援朝战争,出任辽东总兵,以其抗倭成就名垂千古,后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死后,朝廷追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
他师父是东南第一军师徐渭,在其少年倾心传授灭倭兵法,在朝鲜一战而见精湛。
深受当时的万历信任,并委以重托,依为国之栋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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