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河姆渡遗址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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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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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发现于20世纪七十年代,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文化遗址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可以概况总结为两点:
1、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河姆渡文化把中华史前文明又向上推进了两千年;
2、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纠正了我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河姆渡文化遗址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可以概况总结为两点:
1、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河姆渡文化把中华史前文明又向上推进了两千年;
2、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纠正了我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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