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曹操的评价。尽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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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看你卡拉屁拉西了你。无锡干呀。你愿一路看过千山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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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曹操(公元155—公元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与旅清书法家。三国中曹魏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先为东汉大将军 、丞相,后为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其为魏武帝。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董卓死后,独自发展自身势力,纵横乱世,南征北战,先后战胜了吕布、袁术,并接受了张绣的投降。
公元200年10月,曹操在官渡(河南中牟县东北)以少胜多挫伏明败河北袁绍10万军队,
公元201年在仓亭(河南管县东北)再次击破袁绍大军,并于公元207年十二月北伐三郡乌桓,彻底铲除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
公元208年,成为东汉政权丞相。
公元208年7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12月于赤壁与孙刘联军作战,失利。公元211年7月,曹操领军西征击败了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军,构筑了整个魏国基础。公元212年又击败了汉中张鲁,至此,三国鼎立之势基本成型。公元213年,汉献帝派御史大夫册封曹操为魏国国王,于邺城建立魏国王宫,享有天子之制,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至高权力。公元220年,曹操于洛阳逝世,享年66岁,谥号“武王”,葬于高陵。曹操一生未称帝,他病死后,曹丕继位后不久称帝,追谥为“武帝”。
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
在经济方面,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在文学方面也很有成就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
一类是关涉时事的;
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
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缺镇告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治军素以“军法甚严”著称,对百姓也颇为爱护。宛城征张绣时,正值麦熟之期,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于是“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夏侯敦所领青州之兵“劫掠民家”,于禁领兵“于路剿杀,安抚百姓”,青州之兵诬告于禁谋反。曹操查明真相,不仅惩责了夏侯惇治兵不严之过,而且对于禁大加褒奖,“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攻冀州时,曹操曾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平定冀州后,又下令尽免河北百姓当年租赋。这其中虽有伪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爱民之举,毕竟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曹操的机智,在《三国演义》中可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曹操“濮阳诈死破吕布”、“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望梅止渴”、“割须弃袍”等,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曹操的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削平群雄的大小战斗中,曹操总是指挥若定,胜不骄,败不馁,屡出奇计,或转败为胜,或化险为夷。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群雄林立的动乱社会中求得生存,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是不行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目光和胆识。当汉末中央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曹操大胆采纳了谋士荀彧的建议,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后,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朝廷的名义行事,而且可以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通过对当时的群雄逐一进行分析后认为,淮南袁术是“冢中枯骨”、河北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荆州刘表“虚名无实”、江东孙策“藉父之名”、益州刘璋“乃守户之犬耳”,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刘皇叔具备“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气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董卓死后,独自发展自身势力,纵横乱世,南征北战,先后战胜了吕布、袁术,并接受了张绣的投降。
公元200年10月,曹操在官渡(河南中牟县东北)以少胜多挫伏明败河北袁绍10万军队,
公元201年在仓亭(河南管县东北)再次击破袁绍大军,并于公元207年十二月北伐三郡乌桓,彻底铲除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
公元208年,成为东汉政权丞相。
公元208年7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12月于赤壁与孙刘联军作战,失利。公元211年7月,曹操领军西征击败了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军,构筑了整个魏国基础。公元212年又击败了汉中张鲁,至此,三国鼎立之势基本成型。公元213年,汉献帝派御史大夫册封曹操为魏国国王,于邺城建立魏国王宫,享有天子之制,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至高权力。公元220年,曹操于洛阳逝世,享年66岁,谥号“武王”,葬于高陵。曹操一生未称帝,他病死后,曹丕继位后不久称帝,追谥为“武帝”。
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
在经济方面,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在文学方面也很有成就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
一类是关涉时事的;
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
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缺镇告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治军素以“军法甚严”著称,对百姓也颇为爱护。宛城征张绣时,正值麦熟之期,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于是“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夏侯敦所领青州之兵“劫掠民家”,于禁领兵“于路剿杀,安抚百姓”,青州之兵诬告于禁谋反。曹操查明真相,不仅惩责了夏侯惇治兵不严之过,而且对于禁大加褒奖,“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攻冀州时,曹操曾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平定冀州后,又下令尽免河北百姓当年租赋。这其中虽有伪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爱民之举,毕竟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曹操的机智,在《三国演义》中可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曹操“濮阳诈死破吕布”、“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望梅止渴”、“割须弃袍”等,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曹操的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削平群雄的大小战斗中,曹操总是指挥若定,胜不骄,败不馁,屡出奇计,或转败为胜,或化险为夷。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群雄林立的动乱社会中求得生存,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是不行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目光和胆识。当汉末中央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曹操大胆采纳了谋士荀彧的建议,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后,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朝廷的名义行事,而且可以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通过对当时的群雄逐一进行分析后认为,淮南袁术是“冢中枯骨”、河北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荆州刘表“虚名无实”、江东孙策“藉父之名”、益州刘璋“乃守户之犬耳”,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刘皇叔具备“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气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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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评论 “汉末,天下大乱慎纳答,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三国志·武帝纪》)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王沈《魏书》)
古今评说
孙权:“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垣荣祖:“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李世民:“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王勃: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故能东禽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于寿张,斩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顿悬颅;拥旆南临,刘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
司马光:“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何去非:“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
鲁迅:“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毛泽东:“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宽慧黄摩西:“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范文澜:“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政治成就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茄穗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傕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诸胡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16]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王沈《魏书》)
古今评说
孙权:“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垣荣祖:“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李世民:“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王勃: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故能东禽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于寿张,斩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顿悬颅;拥旆南临,刘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
司马光:“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何去非:“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
鲁迅:“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毛泽东:“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宽慧黄摩西:“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范文澜:“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政治成就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茄穗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傕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诸胡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16]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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