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鲁迅先生在文坛上最激烈的一次争论

鲁迅先生在文坛上最激烈的一次争论是什么时候和谁,以及所关联的文章有哪些?而李敖骂鲁迅他有道理吗?

Answer 1

创造社与太阳社 早在广州期间，创造社就已经和鲁迅联合，而这也正是鲁迅所十分愿意的。鲁迅和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共同签名于《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在《创造周刊》计划复刊时，鲁迅又署名于该刊特约撰稿人首位。然而，真是风云突变，就在鲁迅到上海不久，创造社并不复刊《创造周报》，却创办了《文化批判》，批判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鲁迅。于是爆发了创造社、太阳社众多成员与单枪匹马的鲁迅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说“争论”还是体面的说法，实际上是一场大围攻，大批判。 这场大争论，参战的人不少，但没有总指挥。郭沫若远在日本，无从指挥。参战的成员是刚从日本归国的青年，学到一些马列词句，以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事，以一种急躁心情找革命对象；另一批是从革命前线退回到上海的老战士，对革命失败很不服气，也以一种急躁心情找革命对象。两种急躁的人合成一股狂躁的力量。 创、太两社批判、攻击鲁迅是些什么内容呢？一、对于鲁迅的“定性”，并无统一口径。冯乃超说鲁迅是“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是“人道主义者”，是“隐遁主义者”。成仿吾说鲁迅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李初黎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堂鲁迅”。郭沫若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二、否定鲁迅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个说：“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那个说：“死去了的阿Q的时代”，鲁迅作品“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还有的说：“除了《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之外”，“我们的新文学”，“内容已陈旧”，“样式已没落”。三、对鲁迅人身攻击。“绍兴师爷”，“醉眼矇眬看人生”，“满口黄牙”，“狂吠”，“买一本《呐喊》，每天上厕所时撕一张”，等等。这场论争，看起来很热闹，真正认真的深入一点的理性分析却很少很少，所以鲁迅说没有一个能击中其要害。 这场闹剧的消极意义是：开创了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学术争论、文艺争论，不是说理而是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作风和学风。这种“论争”不能发展学术，不能发展理论，不能团结应团结的人而只能伤害人，其不少“大批判语言”还源远流长地流传下来，至今还有人颇为留恋，甚至拿来作为“敲门砖”。这场闹剧对鲁迅也有消极影响。从《两地书》等文字中，可以看到鲁迅曾拟回北平去，利用北京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去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正如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所说：“在鲁迅先生的发展的途中，也遇到过几次危机，很可能使他退隐于‘艺术之宫’或‘学术的殿堂’。” 来自“同一营垒”的伤害 左联成立后，鲁迅和历届左联党团书记如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等，都相处很好。但自1933年夏秋间周扬担任党团书记后，与鲁迅的磨擦就逐渐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与周扬关系密切的左联成员不断公开对鲁迅挑战和施放暗箭的情形。 例一，鲁迅用笔名“公汗”在1934年6月发表《倒提》一文。不料廖沫沙撰写杂文《论“花边文学”》，认为鲁迅的文章在为西洋人辩护，是“买办”；还认为这种“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鲁迅后来将1934年写的杂文编为一集，索性就名为《花边文学》，并在《序言》中指出：“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例二，鲁迅1934年8月给曹聚仁的一封信，被曹编入《社会日报》，同期还有一篇杨邨人的文章。田汉化名“绍伯”发表《调和》一文，称鲁迅已和杨邨人调和，并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鲁迅后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提到了此事，还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当时和田汉在一起的夏衍看到鲁迅此信，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记下了这件事。 例三，在田汉参与编辑的《中华日报·戏》周刊上，1934年8月创刊号起连载袁牧之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连载完第一幕后，编者想听听鲁迅的意见，照常规的做法，得去拜访鲁迅，或者函询鲁迅，但《戏》周刊编者却在该刊编后记中给鲁迅写几句话：“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鲁迅从报上见到《戏》的编后记后，赶紧写了封长信托人送去。但田汉等人嫌鲁迅答复太慢，在下一期的《戏》编后记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Q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请下期了。”这是催逼鲁迅答复。鲁迅见到后，赶紧又写一信寄去，其中说：“我的回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例四，鲁迅在1936年5月25日给时玳的信中说：“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但鲁迅几个月后就逝世了，这样的冷箭终于没有亮相。 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田汉等人对鲁迅怎么会到了如此不近人情的地步呢？很可能，他们当时是把鲁迅视作“同路人”，而让不让这个老头“同路”，得由他们决定。因而他们十分轻视、蔑视鲁迅，甚至一有机会就奚落他，戏弄他。且看与周扬直接有关的几件事： 1、解散左联的问题。鲁迅起初认为这要看一看再说，后同意解散，但要发表一个宣言，说明解散的原因，不是自行溃散。萧三来信中说：“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这与鲁迅主张也是一致的。周扬们起初同意发一个宣言。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鲁迅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 2、成立新团体问题。在解散左联问题上如此不尊重鲁迅，鲁迅理所当然不参加新团体。鲁迅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都从此结束了。”周扬又指使何家槐写信要鲁迅加入作家协会并在宣言上签名，鲁迅复信说：“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解散左联和成立新团体，是左翼文坛头号大事，周扬、夏衍未与鲁迅面谈一次，也不亲自写信，表现了对鲁迅的藐视。 3、两个口号的问题。据夏衍等人回忆：他们是在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后，才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的。在提出口号之前，他们曾将那些文件的抄件给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人阅读，这些作家表示赞成周扬他们的主张。周扬、夏衍是否同样将有关文件的抄件传给鲁迅看呢？是否同样与鲁迅交谈并征求意见呢？鲁迅即便不是左联盟主，总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吧？ 4、对所谓托派问题。在“两个口号”的论争开始不久，周扬就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徐行的文章原发表在《礼拜六》《新东方》上，并未引起主流文坛的注意，何劳周扬亲自出马批判？接着就有了“鲁迅是托派观点”的流言。“以托派观点破坏统一战线”的大帽子就在鲁迅头上飘荡。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特地托茅盾转给周扬一边的《文学界》，却不予刊载。 5、宗派问题。宗派主义活动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文坛风波中，可说是贯彻始终。1936年9月间，冯雪峰以党中央特派员身份，筹划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希望签名者越多越好，以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周扬等人以种种借口抵制，结果只有鲁迅、巴金、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21人签名，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参加。 与创造社太阳社在发起论战时不同，周扬发动的这场长达两年的文坛风波中，身为文委书记的周扬本身就是统帅。他当时二十多岁，指挥这场运动自有一套程式：先是内部统一思想(学习文件半个月)，再是动员接近批判对象的周边人士(如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等)，三是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周扬等人发起的新组织“文艺家协会”的人越来越多)，四是发表文章定调(“破坏统一战线”、“托派观点”)，五是将对方最大限度孤立，群起而攻之。事实上，要不是鲁迅及时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使广大文艺界人士了解其真实观点，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鲁迅在这样的困境中，并没有动摇他对中共的信念。他欣然接受方志敏的委托，自信一定能将方志敏的信件和文稿交给中共中央。他欣然接待了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年轻人，满怀信心地答应一定将他们的信件转交党中央。他还接受了不少现已无法查考清楚的来自各革命根据地的、来自红军将领的和单独革命者的委托，希望能帮助他们找到组织关系。然而，长达两年多的这场文坛风波，严重地伤害了他的健康。他带着理想、信念，也带着同一营垒的战友的伤害，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 对于这场历时两年多的文坛风波，仅以周扬和冯雪峰两人的恩恩怨怨，或“意气之争”，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这是历史事件，应像对待所有历史事件那样，进行研究、探讨、总结，才能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