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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二月岁辛丑, 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 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 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 我今况又百年後。 强寻偏傍推点画, 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 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 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隐瘢胝, 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 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 独立千载谁与友。 上追轩颉相唯诺, 下揖冰斯同鷇彀。 忆昔周宣歌《鸿雁》, 当时籀史变蝌蚪。 厌乱人方思圣贤, 中兴天为生耆耇。 东征徐虏阚虓虎, 北伏犬戎随指嗾。 象胥杂沓贡狼鹿, 方召联翩赐圭卣。 遂因鼓鼙思将帅, 岂为考击烦蒙瞍。 何人作颂比《嵩高》, 万古斯文齐岣嵝。 勋劳至大不矜伐, 文武未远犹忠厚。 欲寻年岁无甲乙, 岂有名字记谁某。 自从周衰更七国, 竟使秦人有九有。 埽除诗书诵法律, 投弃俎豆陈鞭杻。 当年何人佐祖龙, 上蔡公子牵黄狗。 登山刻石颂功烈, 後者无继前无偶。 皆云皇帝巡四国, 烹灭强暴救黔首。 六经既已委灰尘, 此鼓亦当遭击剖。 传闻九顶沦泗上, 欲使万夫沉水取。 暴君纵欲穷人力, 神物义不污秦垢。 是时石鼓何处避, 无乃天工令鬼守。 兴亡百变物自闲, 富贵一朝名不朽。 细思物理坐叹息, 人生安得如汝寿。 唐初,在今陕西宝鸡市三畤原出土了十块鼓形石,上面用籀文(即大篆)分别刻着十首记述游猎盛况的四言诗。因为石呈鼓形,故称此石刻文字为石鼓文;又因所刻文字主要内容是记叙贵族阶级游猎之事,亦名石鼓为“猎碣”,或岐阳石鼓。但石上文字多有漫灭,其中有一石竟一字无存,其可见者有“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我车既好,我马既騊。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麋鹿速速,君子之求”等。 “当日岐阳猎火红,大书深刻配车攻。奇文人嗜三苍并,盈数天亏九鼎同。”(王恪诗句)石鼓文不仅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书法艺术的瑰宝。前人多有诗咏赞,如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宋代苏轼、苏辙、梅尧臣,明代黄辉、郭天中,清代王士禛、王恪等,其中以韩愈和苏轼的诗最为有名,人称前后《石鼓歌》。 韩愈与苏轼的《石鼓歌》均为七言古诗,两位诗人虽相隔数百年,但都对石鼓文文学、史学、文字学与书法艺术的价值给予高度肯定。韩愈称颂张生(张籍,一说为张彻)的纸本(即拓本)《石鼓文》,虽因年深日久,石鼓文的笔划难免有所缺损,但“快剑斫断生蛟鼍”,犹如快剑斫断了活生生的蛟龙和鳄鱼,依然生动可观。其笔势风格翩翩多姿,字画结构错综美妙,或如“鸾翔凤翥”,又似“珊瑚碧树”,雄浑流畅,自然天成。“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两句,前一句写笔划线条恰似金绳铁索的纽,蟠曲而又壮美,后一句写某些漫漶隐灭的字迹,又令人想起某些神异的故事。“古鼎跃水”出自《水经注》。据载,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于泗水。秦始皇时,鼎显露于水,始皇命数千人入水用绳索系而拉之,绳索竟被龙齿咬断,宝物终未起出。“龙腾梭”出于《晋书·陶侃传》。据载,陶侃在雷泽捕鱼,网到一只梭子,后来将这只梭子挂在墙上,竟然在雷电中化为赤龙腾空而去。此五句想象丰富,句奇语重,浓墨重彩,精彩传神。韩愈的《石鼓歌》是为张生的纸本石鼓文而作,而苏轼的《石鼓歌》则是他亲见石鼓之后所写。当时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此时石鼓即存于凤翔孔庙中。“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石鼓文字盘郁飞动,但难以辨认,“欲读嗟如箝在口”。“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石鼓文虽然娟娟美好,却像缺月一样隐没在云雾中,看不分明;文字剥蚀,就好似田里嘉禾光秃,杂草繁茂,能认识的字太少了。尽管如此,“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挹冰斯同鷇□”,石鼓文文义古奥,可与仓颉时代的人对话;它上继仓颉,下开冰(唐代书法家李阳冰)、斯(李斯,秦相,小篆的开创人),对文字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何人作颂比《嵩高》?万古斯文齐《岣嵝》!”《嵩高》是《诗经·大雅》篇名;《岣嵝》,即岣嵝碑,相传是夏禹治水纪功的石刻。诗人感叹道:谁能作可与《嵩高》媲美的石鼓文的颂辞?石鼓文与夏禹治水时的《岣嵝碑》一样,同为不朽之作。苏轼承韩愈诗义,对石鼓文的价值同样予以肯定。实际上“岣嵝碑”并不存在,所以康有为称石鼓文为“中国第一文物”。 “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这是清代诗人王士祯《石鼓山》中的诗句。曾经写过《石鼓歌》的韩愈、苏轼等,都早已离开我们而远去,但石刻文犹如闪烁着光芒的星斗留存在人间。“君不见岐阳石鼓字泯灭,千载犹为人爱惜。”(刘基诗句)一九一四年,时在北京的吴宓曾前往国子监瞻仰石鼓,也写下聊一首《石鼓歌》“几辈曾为石鼓歌,前有昌黎后东坡。歌成狂啸骑箕去,名共石鼓传不磨。文章意气凌沧海,健笔如椽光芒在。”“旷世我过旧辟雍,累累石鼓得重逢。古彩斑駁逼人视,叩之铿锵鸣神钟。其文剥落至难解,点画犹见古楷模。不知水火历几劫,忽忽已阅二千载。”面对“沙漫日炙风雨湮,色污形枯字迹浑”的石鼓,联想到许多国宝流落国外的状况,诗人不禁感慨系之:“即今儒道日益微,太学荒落过人稀。先代遗宝如此鼓,只向暗陬生光辉。”“徘徊摩抚空咨嗟,……昔见长安景教碑,碧眼耽耽涎久垂。又闻孔庙笾豆籍,半入伦敦半巴黎。吁嗟乎,典章璀璨难更数,亡羊尚幸牢可补。神州声教危若丝,几回珍重抚石鼓。”前人评吴诗云:“对此茫茫,百端交集。与韩、苏两作,可谓异曲同工。”今日读来,仍能被诗人殷殷的爱国深情所打动。 两千七百多年来,石鼓历经风风雨雨,饱经沧桑,充满传奇色彩。首先是石鼓的制作年代,长期争论不一。唐代韦应物诗云“周宣大猎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烨煌煌。”以为是周文王鼓、周宣王刻诗;韩愈诗云宣王“蒐于岐阳骋俊雄”,“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直以为乃周宣王之鼓。宋郑樵则以为是秦鼓。经近人考证,石鼓文为秦之刻石文字,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郭沫若断定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4年),此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其次是出土之后更转徙流离,命乖运舛。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著文说:“石鼓在唐以前未见著录,出土之时,当在唐初,其名初不甚著,自韦应物、韩愈作《石鼓歌》以表彰之,而后大显于世。”韩愈“六年西顾空吟哦”,时时挂牵着石鼓,感慨石它“雨淋日炙野火燎”,“牧童敲火牛砺角”的命运,建议移置太学,供诸生学习:“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但未被采纳,只能“呜呼吾意其蹉跎”!韩愈之后,郑馀庆将石鼓迁至凤翔府(后为凤翔夫子庙)。经五代之乱,石鼓又复散失。至宋,司马池(司马光之父)用车载置于府学门廊之下,十鼓已失一鼓。“可怜光价绝鼎钟,霜草风沙无怜惜。元和到今复几岁,流落尤能脱臼磶。”(黄辉诗句)后经向传师多方寻觅,已被凿为臼窠使用的石鼓失而复得。大观中,自凤翔迁于东京(今开封)太学,后又移入宣和殿。为避免字迹遭拓损,用金填充石刻。金人破宋又将石鼓运往燕京(今北京),并剔去其金。元以后至民国初期,石鼓一直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内。但已苔藓斑斑,埋没于荒草之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大举侵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民国政府秘密将石鼓运至上海保存。“七七”事变后,上海吃紧,由故宫博物院将其迁至四川峨眉山。抗战胜利后,石鼓由峨眉运回南京。1948年,古物北返,运回北京时,特地绕道宝鸡,停放三天,以便故地乡亲重睹国宝风采。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往台湾,石鼓也被列入运走的宝物名单。但因时间紧,石鼓重,终于未成。新中国成立后,石鼓被列为国家级文物。原物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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