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灭刘氏家三族三万余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
为什么都说汉武帝是史上唯一一个被诛灭三族的皇帝，难道不是每个王朝的末代皇帝都被诛灭三族了吗？说实话当时看到这个问题我还有点懵，但既然有朋友问了，那昊童就简单的为大家做个解释。而汉武帝这个完全是自愿的，说白了就是他亲手诛灭了自己三族，讲道理也是狠字多一点啊！那么问题来了，汉武帝都杀了自己那些亲戚，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第一，汉武帝中年的杀戮
河间献王刘德：
刘德是汉景帝第二子，母亲为汉武帝生母王娡的死敌栗姬。刘德在汉武帝还未登基时就已经被封为河间王，而且从始至终都未卷入汉朝的权力漩涡。刘德一生喜爱儒学，曾在汉武帝大力弘扬儒家思想时出力良多。但后来因所做贡献太多而引起汉武帝猜忌，最终郁郁而终。这里要提到，刘德未被猜忌前身强体健，但被猜忌后仅四个月就因病去世，期间发生了什么大家想必都能猜到（这个自然是不该杀的）。
昭平君陈氏：
昭平君是汉武帝三姐隆虑公主的独子，而且还娶了汉武帝的亲女儿夷安公主。陈氏自幼便骄纵跋扈，其母隆虑公主在临死前将大半家产捐出，只求日后汉武帝看在自己的面子上能饶过昭平君一命。后来昭平君因为杀死了自己的保姆而被廷尉抓捕，按理说昭平君作为汉武帝的外甥加女婿，应该不会有太大责任，但汉武帝为了维持法纪还是将昭平君处死，只是可惜了隆虑公主的一番苦心（这个自然是该杀的）。
燕王刘定国：
刘定国的爷爷是汉高祖刘邦的的堂兄弟，因为协助刘邦荡平陈豨叛乱以及帮助陈平周勃等人消灭诸吕有功，所以被封为燕王。刘定国在燕王的位子上坐了23年，最终因为属下告密而被汉武帝赐死。这里要提到，刘定国本人也确实该杀，因为他好色成性，不但与父亲的妃嫔有染，而且还强娶了几个弟弟的妃嫔，更为过分的是，他竟然还与自己的三个女儿有染（刘定国是自杀，因为汉武帝已经下了赐死的诏令）。
齐厉王刘次景：
刘次景是汉高祖长子刘肥的曾孙，在齐王的位子上一共只坐了五年。说来也奇怪，西汉初期的皇亲国戚似乎都有乱伦的癖好，刘次景之所以被汉武帝赐死也是因为这个。当年刘次景的奶奶给他找了一个王后，但刘次景不喜欢，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刘次景竟然与自己的亲姐姐有染，而且此事还被当时宠臣主父偃所知。刘次景在得知自己的丑事被主父偃上报给了汉武帝后，因为担心汉武帝的惩罚所以自尽而亡，说起来也是尴尬的不行，但究其根本汉武帝也得背半个锅，因为那些年他杀的刘氏皇族确实太多了
公元前92年前后，即汉武帝征和年间，汉朝皇室内部发生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前后持续数年。皇后、太子、公主以及诸多贵戚、大臣惨遭戳杀。与此同时，株连横生，数以万计生灵为之丧生。史载“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动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万数人”，此即史称“巫蛊之祸”的著名事件。
此事距今已二千余载，亦如封建皇室司空见惯的内部倾轧一样，已成过眼烟云。然而，如此血淋淋的一场重大历史事件，在历来视为正统的《汉书》中，竟然散见于数篇纪、传之中，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这不得不使人顿生疑问：“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在这骨肉相残、父子交兵的表象之下，掩盖着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
武帝统治期间，虽然这时西汉的国力达到极盛的顶点，但社会矛盾并没有因此缓和，相反更加激化了。尤其是武帝统治的中、后期，由于对外连年用兵，对内大事兴作，极大地消耗了人力和物力，空前地加剧了人民的负担。
加之官吏贪暴，豪强横行，灾荒频仍，赋敛无时，“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穷民犯法”的事件层出不穷。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武帝又颁布了苛酷的刑法。这些措施，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武帝统治末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据《史记·酷吏传》载，当时：
“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府库，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
就在“巫蛊之祸”爆发的前夕，竟有人带剑闯入戒备森严的皇宫，距武帝仅咫尺之隔，武帝大惊失色，高呼卫士上前捉拿，但来人却轻巧地逃脱了。为此，武帝调动三辅骑士，将方圆百里的上林苑像蓖头发一样“蓖”了一遍，又发布戒令，关闭长安城门十一天，并挨门逐户进行大搜捕，但始终没有抓到这位神秘的剑客。这不能不说是对武帝心理上的一个重大刺激。这种日益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应是“巫蛊之祸”爆发的远因。
于是同时，朝廷内部更是矛盾重重。汉初以来奉行的黄老之治所带来的另一弊病是诸侯坐大，并因此导致了“七国之乱”。武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景帝的“削藩”政策，又颁布了“推恩令”，使诸侯王的权力和领地进一步缩小，经济力量日见削弱，但隐患并没有彻底根除。不久，淮南王安叛逆于前，衡山王赐谋反在后，这两次叛乱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每次叛乱都不是孤立的，常常是上下呼应，内外勾结，所以每次平叛，实际都是一次残醒的大清洗：
“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千人。”
为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武帝一向是恩威兼施、儒法并用的。但随着权力的高度集中，他愈来愈刚愎自用。对于那些触犯他的禁令，或他认为“不忠”的人，他不惜采取或废或杀，毫不留情，即使对朝廷重臣也是如此。
终武帝之世，前后任相十三人，其中称得上寿终正寝的寥寥无几，而被逼自杀、狱死或腰斩的竟有六人。难怪公孙贺被任命为第十一任垂相时，他不仅没有一点点高兴的表示，相反“顿首涕泣”，不受印缓。当迫不得已，最后接受时，他出门即仰天长叹道性命难保。后来，他果然死于狱中。武帝这种喜怒任情，刑杀无忌的做法引起朝臣深深的忧惧和不满，为此，武帝又推行“腹诽法”，大臣“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这时武帝已经只要奴才，不要人才了。此后，“公卿大夫多诌谈取容矣”，而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江充。
武帝晚年，宫廷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上。武帝共有六子，长子据系卫皇后所生，被立为太子，但武帝嫌恶太子，卫后又因年老色衰失宠，皇后和太子的地位发生动摇，所以，宫中除了已经形成的帝党和太子党外，其余各子几乎都有自己的一派势力，彼此勾心斗角，暗中展开对皇位的角逐。
阴脸狡诈的江充对此洞若观火，为猎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不惜以得罪太子来讨好武帝。在他担任直指绣衣使者随从武帝去甘泉宫时，“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去问候武帝起居。驰道是御用的，太子使者走这条路是“犯禁”的，江充当即扣留了太子的车马，太子派人向他求情，并再三央告他不要让武帝知道这件事情，江充不听，原原本本向武帝作了汇报，武帝对此大加赞赏，说“人臣当如是矣。”江充因此“大见信用，威震京师”，但也与太子结下了仇怨。朝廷内部互相倾轧，四分五裂，应为“巫蛊之尚”爆发的近因。
此外，汉朝皇帝无一不迷信，而汉武帝又是其中最迷信的一个。他从事祭祀的规模最大、次数最多，且多次亲自去泰山“封禅”，这在历代帝王中是仅见的。
汉武帝迷信最突出的表现是求神仙。他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对方士言听计从，多次上当受骗。他起先是礼神君、祀灶，继而听信李少君的话派方士入海求神仙，后来又封献鬼神方的骗子少翁为文成将军。汉武帝最荒唐的莫过于把一个以神仙使者自命的方士大封为食邑二千户的乐通侯，“赐列汉甲第、僮千人”，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可见，汉武帝迷信中毒之深，已达到至死不悟的程度。
既然对“方士可以致神”如此笃信不疑，那么对“巫蛊可以杀人”更是深以为然了。因此，汉武帝对行“蛊”者深恶痛绝，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因杆将军公孙敖即“坐妻为巫蛊”被杀；宫中“捕为巫蛊者，皆枭首”，陈皇后因妒忌卫子夫得宠，行“巫蛊祠祭祝诅”卫子夫，结果被废，“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
汉武帝晚年，身体多病，“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加害自己，他这时不仅对身边的人不信任，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同样怀疑。汉武帝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应为“巫蛊之祸”爆发的内因，且对“巫蛊之祸”应负主要责任。
在以上各因素的推中之下，终于一场由汉武帝亲自导演的，拿自己骨肉开刀的悲剧揭开了序幕。
巫蛊之祸掩盖的正是皇室内部乃至整个朝廷内外的权力斗争
长期来，武帝一直对卫氏集团存在戒备之心，蓄谋已久，要铲除卫氏集团对皇位的威胁。只是碍于对匈奴的战事未平，无法动手。到征和年间，各地战争均告结束。长久的战争开支，劳民伤财，国力财力均已不允许再维持庞大的战争费用。再加上此时武帝已年老多病，继嗣问题已刻不容缓。而且卫氏集团的重要支柱卫青已经去世，卫氏集团的不少成员已由武帝通过各种手段或治罪，或免职。
因此，卫氏集团此时无论从势力或人数上，都已不如卫青在时那样炙手可热了。在朝廷中，因“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竟欲构太子”。翦除卫氏集团的时机已到，于是一场由武帝亲自导演的，拿自己骨肉开刀的悲剧揭开了序幕，它的前奏即是这场由韩说、江充等制造的“巫蛊之祸”。
武帝一方面命令韩说、江充以治蛊为名，将祸水引向皇后、太子；另一方面自己托病离开京城。太子、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使太子“无以自明”。逼迫太子起兵杀韩说、江充，将其置于“谋反”境地，以致“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于是，武帝名正言顺下诏：
“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最终，太子被置于必死之地。此后，又通过连坐治罪，皇后，公主等均被废黜诛死。至此，武帝一手制造的“巫蛊之祸”目的全部达到：太子刘据被杀，易嗣已成定局；卫氏集团全部翦灭。自卫子夫、卫青显贵以来，长期压在武帝胸中的心病终于除去。
从此武帝即可按自己的意愿，重新确立自己的继承人。武帝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期，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还刚刚形成，因此必然与它之前的社会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中，都深刻地反映出这一历史的遗迹。特别是周代以来形成的家族宗法制度，更是犹如千年古藤一般，盘根错节地缠绕着西汉社会。尽管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已发生了变化，但作为社会组织形态基础的内涵实质：家族宗法制度，却并未因此而变化。相反，它却一直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赖以维持的基础。在西汉时代，小到一个家族，大到一个村落、区邑，在封建行政机构表象之下的，仍然是以姓氏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制度。
在封建皇室内部，皇帝所要维持的，只是自己一姓的家天下，江山社稷只是封建国家的外壳，而其核心，则是以皇帝为首的一姓家族。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考虑的是万世不易的赢氏江山。而刘邦夺取皇位后，首先想的也是“非刘氏而王，天下共诛之”。何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更容不得他人与其共享至尊权力。
但是，仍须看到家族宗法制度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发展，它所能起的作用与效能，逐渐下降到社会的中下层，成为封建政府维护地方统治的手段之一。而在社会的上层，贵族集团、皇室内部，家族宗法制的作用越来越减弱，更多的只是保留其躯壳，在皇室内部真正起作用的则是以集团利益作为取舍标准。
在西周形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法制，它所维系的是严格的嫡长制。作为长子，他所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容任何人提出异议的。然而到了秦汉时期，帝王为了维护其个人的专制统制，以及他本人为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不惜打破这个祖宗留下的成法。如秦朝就废太子扶苏而立胡亥。因此，当武帝看到太子“不类己”，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抱负之时，他必然不会因嫡长制而束缚手脚，太子易人也就在必然之中了。
因此，当一个家族成为全国的首姓，它的代表者成为至尊无上的帝王之时，作为家族利益的代表者——皇帝，他首先考虑的则是如何使国家——天下、江山、社稷——始终维系在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手中。无论秦始皇，还是汉武帝，都是如此。整个国家机器、行政设施、政策法令、军队监狱，其首要职责即为保卫以皇帝为首的那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并使之得以延续，此即“万世不易之江山”。历来的帝王之路，无外乎此，此谓成帝业之常道。
到西汉中期，经过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外部能与之抗衡的敌国或军事集团，已不存在；而在强大的封建国家机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内部区区“小民”造反，更是不能掀起风浪。因此，特别是到了武帝晚年，他考虑得最多的，也是深感忧虑的，就是来自皇室内部的萧墙之乱。太子刘据，长期处于母党的影响之中：卫皇后——太子——卫青，并由此形成的卫氏集团“霸天下”，已为世人瞩目。特别是通过韩说作为内线，武帝对卫氏集团的内幕，更是了如指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其个性是至尊独处，对朝廷大臣、将帅必恩从己出。如苏建曾劝卫青招贤养士，但卫青则言：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招贤黜不肖者，人主自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可见卫青深知其主。武帝对大臣将帅如此，对自己的继承人太子更是如此。他曾对太子说：
“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于此可见，武帝对太子的要求，只是让其成为一个秉承其旨的守成之主。然而“太子宽厚”，对诸事“多所平反”，这与“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是截然相反的。儿子在许多重大方面违背了老子的思想和政策，这必然引起武帝不满与大臣非议。
在这种情况下，武帝深知，假如刘据即位，自己的政治路线必定难以得到延续。如果刘据继位一旦成为事实，武帝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则将付诸东流。至此，铲除卫氏集团，太子易人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夫妻之谊、父子之情。它已撕去了温情脉脉、骨肉之情的面纱，凌驾于宗法制度之上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斗争了。因此，这不仅是武帝蓄谋已久的心愿，而且是必须付诸行动，并在自己归天之前必须完成的头等大事。于是，老谋深算的武帝巧妙地设计了“巫蛊之祸”，一箭双雕，稳当而残酷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从巫蛊之祸中，不难看出，在那血淋淋的骨肉相残的表象之下，掩盖着的，正是皇室内部乃至整个朝廷内外遥相呼应的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巫蛊之祸是西汉时期的重大事件，导致了汉朝统治上层产生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汉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对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西汉王朝造成巨大的影响，从而使西汉王朝由盛转衰，大伤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