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作为罕见的全才式牛人，苏东坡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诗词文赋，无所不精，美食书画，亦足成名立家。可是，就是苏东坡这样的通才，亦不是无所不能。他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下棋、喝酒和唱曲。这是苏东坡自己非常希望精通，却总是难以如愿的三方面。事实上，他在另一方面，也不如人，即做官不如人。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人的才性和能力，多半有所偏重，很难兼擅。物各有性，性格有极。优秀的人才，多半具备一定的个性，每种个性自有其魅力，亦各有其局限。文学创作，抒发心志，为苏东坡所长。处理官场的复杂关系，兼顾各方，保全自我，甚至不断“进步”，可能是苏东坡所不擅长的。文人多半天真理想，率性而为，快意人生，不太愿为官爵利禄而屈心抑志，不断抹平个性，希和上级，以求进取。苏东坡是文人的典范，文人的优点，他几乎全有，文人的这点不足，他也不能免俗了。
另外，文学才华，本质上是一种“务虚”的才能，官场生存需要的最主要智慧却是“务实”的，虚实扞格，难以两全。文学写心，济世救民，自我实现，实为志之所在。作官相对复杂许多，于多数人而言，为官多为稻粱谋，希望不断获取利益，济世救民可能不是多数官僚们的真正理想。利益好处，实为宇宙中间，最为现实的存在，是最需要“务实”的。苏东坡最主要的身份是诗人，而非官僚。他的文气和心性，排斥官场的种种恶习。在杭州通判期间，他曾抒发自己官场的迎来送往的厌倦，称连绵不绝的酒宴为“酒食地狱”。苏东坡务虚的才情一流，务实的能力出众，务实的耐心，就稍显不足了。
然而，命运遭际，并不由才情决定，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苏东坡屡遭贬谪，主要原因不在其才华横溢，而在其不迎合当局，不附会权贵，不愿为了功名利禄而改变做人做事的原则。苏东坡的政治才能卓著，行政能力突出。他非常较真，总是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不足，王安石把京城一个事务繁多的差事给了他，希望让他忙起来，无暇跟自己对着干，结果苏东坡太能干了，不仅本职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反而，还有很多时间研究批评新法，给皇帝老子写万言书，提意见。
在地方作知州时，他防洪救灾，疏通西湖等河流湖泊，兴建水利设置，在朝野赢得了极大声誉。在被贬斥后不久，很快被起用，回到中央。苏东坡屡遭贬斥，谪居荒蛮，并非因缺乏政治才干。不愿同流合污，和光同尘，不愿浑浑噩噩，自利自保而改变原则，是他不断遭到打击迫害的主要原因。当然，树大招风，才情盖世，名声巨大，号召力极强，确实造成了政敌变本加厉地打击，正如他的学生李廌在悼词中所说的“才高为累”！最后，北宋中后期的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党争，也是苏东坡屡遭贬斥的重要原因。
跟屈原类似，苏东坡具备淑世精神，兼有独立不迁的人格，不苟同，不敷衍，坦荡行事，真诚做人，不虚伪，不矫饰。宋神宗和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时，它指出新法的种种弊端，希望朝廷能够留心，加以改变，他不反对改革，反而支持强国富民的政策。他反对的是标榜富国强兵，富国饶民，实则富国扰民、强国弱民的政策。司马光等“旧党”人物执政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尽废新法之时，苏东坡再次反对。他希望能够具体分析利弊，废除扰民害民的政策，对效果较好的措施，应该继续推行。然而，在昔日的“战友”旧党人士看来，苏东坡业已“变质”，站到了“敌人”一边，因此，就对苏东坡加以打击了。
当然，对苏东坡打击最为决绝最为狠重的，还是后来在哲宗、徽宗亲政之后的新党人士了。酷烈漫长的党争，导致苏东坡一生中的一半时间都在贬谪中间度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因为贬谪，《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旷世杰作，才得以诞生。
总结：如果苏东坡有来生，让他重新选择，他未必会牺牲诗篇，而选择一个平安顺遂的人生之路了。否则，他可能像晏殊和杨亿等人一样，富有才华，却为富贵所“害”，人生过于顺利，而没能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