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观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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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子的战争观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从春秋大量贵族邦国灭亡倾覆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盛极必衰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老子无为虚静的社会政治思想，直接影响着老子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反对和抨击各类战争。
老子明确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还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都表明老子在本质上对战争是反感抵触的。老子对战争应采取远而避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然而，面对现实，老子也只好不情愿地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凭借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有限的政治目的。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老子也强调指出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炫耀武力，忘乎所以，而应“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主张慎战。“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这两句话用在战争上，老子就是要告诫天下人，战争是不可以妄为的，妄为者必定失败。老子所推崇的“不争”、“慎战”、“不战”、等观念，代表了典型的东方式智慧，对后世战争文明观的启蒙发挥着不何低估的作用。而老子对自然和谐之“道”的追求，恰好构成了中华古典兵学“不争”、“非战”等观念的有力的哲学支撑。
（二）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本伟大的兵书，古人云“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孙子兵法》能流传于世，不仅在于其对战争策略运用问题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于全书弥散的“重战、慎战”思想。
孙武对战争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起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必胜，主曰必战，必战可也”。孙子对战争利害关系的辨析中，尤为重视对战争危害性的研究，譬如他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急功近利、穷兵黩武是人性一般的弱点，作为军事家的孙子，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复杂性，他最反对的是轻率鲁莽，他研究战争问题的出发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慎”字。“慎战”思想是孙子作为一代军事家对战争的理性思考，也是孙子对战争的人性化思量，他并不崇拜武力，也不迷信使用武力。
（三）儒家战争观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战争的态度表现为慎战。孔子反对鲁莽行事、不打无准备之仗，反对不义战争。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战争文化的核心。严肃对待战争，必须注意言战议兵要慎重，而不能有勇无谋，轻易言战。《论语·述而篇》云:“子之所慎:斋、战、疾”，概括出了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对战争的慎重态度，并不意味着反战、不战。儒家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对于正义之战，他们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孔子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竭力维护“礼战”的合法性。《论语·述而篇》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孔子赞扬颜回行为举止得当，责怪子路好勇无谋。既然战争是危险之事，就必须慎重考虑。当避免不了之时，就必须争取胜利。争取胜利，就必须于战前周详计划。徒凭勇气以战，终必败亡。的确，战争是为达成政治的一种手段，一国之君必先在内政上下功夫，以厚植国家的力量，不可以战争作为巩固王位或是拓展疆域的凭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和个人的生死，因此言战议兵必须慎重。
二、历代治世统治者的慎战思想
慎战观是中华传统军事观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时期。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国家对外战略的分析不难看出统治者对待战争都十分谨慎，厉行文治兴邦。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初期统治者往往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来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与之相对应，在对外战争的态度上往往是采取慎战的思想。
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和长时间的战争破坏，社会残破，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采取黄老治国之术，本着“无为而治”的思想，清静安民，休养生息，宽厚待民，使百姓生活安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以有“文景之治“。汉初文帝和景帝时期对外均采取了怀柔、防御的政策，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汉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经过文帝和景帝两朝的努力，国民经济政府财政都已相当丰裕。
武帝即位时期，北攻匈奴、南击百越、西击大宛、东攻朝鲜，奠定了西汉全盛时期的版图。但频繁的对外战争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危害，特别是武帝后期发动的对匈奴作战，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武帝还亲率十八万骑巡边，以耀兵塞上。弄得百姓疲敝，民穷财尽。汉书云：“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以至于在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已诏。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它表明汉武帝已决心不再主动对匈奴用兵，而要注重发展农业，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为实现这一政策，汉武帝不但下令不复出军，而且还在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西汉统治者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虽然使汉王朝避免了重蹈秦朝的覆辙，但封建盛世的繁荣也被长期战争消耗殆尽了。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是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继隋末大乱建立起来的唐王朝，亲眼目睹了隋场帝以苛政而失民、亡国的悲惨现实。他们总结历史教训，找到了安抚百姓，休养生息的“无为而治”。在对外战争冲突问题上主张“行帝道，致治太平。”
《贞观政要》载道：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发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唐太宗的意思是说，兵器是凶险的器械，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它，所以汉朝的光武帝说：“每次发兵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头发胡须都变白了”。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玩弄兵威的人，没有不灭亡的。这里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并没有将战争视为人类事务中的常态，相反对于战争保持着极谨慎的态度，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即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战略目标。太宗《帝范》曰：“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意思是说兵器盾牌这类东西是国家凶险的器械。土地虽然广阔，喜好发动战争，人民就会受到损伤；中原虽然安定，忘记战备人民就会很危险。使人民处于危境也不是抵御敌人的办法。武备不可以全部解除，也不可以经常使用。可见，唐朝决策者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但慎战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军事的作用，统治者更多地是将军事行为纳入防守的性质，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和骚扰，但绝不穷兵黩武，绝不肆意使用武力对外扩张。
频繁战争往往征用各种资源，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死伤无数人口，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战争还恶化了周边安全环境，不利于为新兴王朝赢得和平的周边环境；常年对外征战又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农民的反抗斗争，使内忧、外患变得更加严重。封建政权的削弱，安全威胁的严重化使安全需要与安全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当统治者无力维护其统治安全时，封建王朝便走向衰亡了。汉唐盛世时期的统治者对外采取和亲、纳贿、互市等方式，避免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争，对战争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目的是争取和平环境，发展自身实力。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力不如人之时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增强国家实力。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单靠纳贿求和，决不能使边境地区得到真正安宁，只有富国强兵，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安全威胁。
三、结论
当今中国的发展正处在战略机遇期，这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而塑造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需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方针。历史上，封建盛世时期统治者所采取的以屈求伸战略策略，成为盛世形成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十六个字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屈求伸”。历史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与他国和睦相处。追求和平，审慎地对待战争，是中国历代军事战略思想的显著特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文化传承来看，是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和合”精神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中国人民在外敌暴力入侵和分裂势力面前，从来不惧怕战争，也不逃避战争。面对威胁，敢于斗争，运用武力同样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必有之义。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从春秋大量贵族邦国灭亡倾覆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盛极必衰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老子无为虚静的社会政治思想，直接影响着老子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反对和抨击各类战争。
老子明确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还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都表明老子在本质上对战争是反感抵触的。老子对战争应采取远而避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然而，面对现实，老子也只好不情愿地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凭借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有限的政治目的。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老子也强调指出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炫耀武力，忘乎所以，而应“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主张慎战。“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这两句话用在战争上，老子就是要告诫天下人，战争是不可以妄为的，妄为者必定失败。老子所推崇的“不争”、“慎战”、“不战”、等观念，代表了典型的东方式智慧，对后世战争文明观的启蒙发挥着不何低估的作用。而老子对自然和谐之“道”的追求，恰好构成了中华古典兵学“不争”、“非战”等观念的有力的哲学支撑。
（二）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
《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本伟大的兵书，古人云“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孙子兵法》能流传于世，不仅在于其对战争策略运用问题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于全书弥散的“重战、慎战”思想。
孙武对战争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起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必胜，主曰必战，必战可也”。孙子对战争利害关系的辨析中，尤为重视对战争危害性的研究，譬如他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急功近利、穷兵黩武是人性一般的弱点，作为军事家的孙子，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复杂性，他最反对的是轻率鲁莽，他研究战争问题的出发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慎”字。“慎战”思想是孙子作为一代军事家对战争的理性思考，也是孙子对战争的人性化思量，他并不崇拜武力，也不迷信使用武力。
（三）儒家战争观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战争的态度表现为慎战。孔子反对鲁莽行事、不打无准备之仗，反对不义战争。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战争文化的核心。严肃对待战争，必须注意言战议兵要慎重，而不能有勇无谋，轻易言战。《论语·述而篇》云:“子之所慎:斋、战、疾”，概括出了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对战争的慎重态度，并不意味着反战、不战。儒家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对于正义之战，他们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孔子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竭力维护“礼战”的合法性。《论语·述而篇》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孔子赞扬颜回行为举止得当，责怪子路好勇无谋。既然战争是危险之事，就必须慎重考虑。当避免不了之时，就必须争取胜利。争取胜利，就必须于战前周详计划。徒凭勇气以战，终必败亡。的确，战争是为达成政治的一种手段，一国之君必先在内政上下功夫，以厚植国家的力量，不可以战争作为巩固王位或是拓展疆域的凭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和个人的生死，因此言战议兵必须慎重。
二、历代治世统治者的慎战思想
慎战观是中华传统军事观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时期。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国家对外战略的分析不难看出统治者对待战争都十分谨慎，厉行文治兴邦。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初期统治者往往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来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与之相对应，在对外战争的态度上往往是采取慎战的思想。
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和长时间的战争破坏，社会残破，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采取黄老治国之术，本着“无为而治”的思想，清静安民，休养生息，宽厚待民，使百姓生活安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以有“文景之治“。汉初文帝和景帝时期对外均采取了怀柔、防御的政策，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汉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经过文帝和景帝两朝的努力，国民经济政府财政都已相当丰裕。
武帝即位时期，北攻匈奴、南击百越、西击大宛、东攻朝鲜，奠定了西汉全盛时期的版图。但频繁的对外战争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危害，特别是武帝后期发动的对匈奴作战，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武帝还亲率十八万骑巡边，以耀兵塞上。弄得百姓疲敝，民穷财尽。汉书云：“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以至于在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已诏。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它表明汉武帝已决心不再主动对匈奴用兵，而要注重发展农业，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为实现这一政策，汉武帝不但下令不复出军，而且还在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西汉统治者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虽然使汉王朝避免了重蹈秦朝的覆辙，但封建盛世的繁荣也被长期战争消耗殆尽了。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是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继隋末大乱建立起来的唐王朝，亲眼目睹了隋场帝以苛政而失民、亡国的悲惨现实。他们总结历史教训，找到了安抚百姓，休养生息的“无为而治”。在对外战争冲突问题上主张“行帝道，致治太平。”
《贞观政要》载道：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发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唐太宗的意思是说，兵器是凶险的器械，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它，所以汉朝的光武帝说：“每次发兵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头发胡须都变白了”。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玩弄兵威的人，没有不灭亡的。这里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并没有将战争视为人类事务中的常态，相反对于战争保持着极谨慎的态度，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即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战略目标。太宗《帝范》曰：“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意思是说兵器盾牌这类东西是国家凶险的器械。土地虽然广阔，喜好发动战争，人民就会受到损伤；中原虽然安定，忘记战备人民就会很危险。使人民处于危境也不是抵御敌人的办法。武备不可以全部解除，也不可以经常使用。可见，唐朝决策者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但慎战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军事的作用，统治者更多地是将军事行为纳入防守的性质，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和骚扰，但绝不穷兵黩武，绝不肆意使用武力对外扩张。
频繁战争往往征用各种资源，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死伤无数人口，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战争还恶化了周边安全环境，不利于为新兴王朝赢得和平的周边环境；常年对外征战又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农民的反抗斗争，使内忧、外患变得更加严重。封建政权的削弱，安全威胁的严重化使安全需要与安全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当统治者无力维护其统治安全时，封建王朝便走向衰亡了。汉唐盛世时期的统治者对外采取和亲、纳贿、互市等方式，避免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争，对战争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目的是争取和平环境，发展自身实力。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力不如人之时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增强国家实力。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单靠纳贿求和，决不能使边境地区得到真正安宁，只有富国强兵，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安全威胁。
三、结论
当今中国的发展正处在战略机遇期，这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而塑造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需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方针。历史上，封建盛世时期统治者所采取的以屈求伸战略策略，成为盛世形成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十六个字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屈求伸”。历史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与他国和睦相处。追求和平，审慎地对待战争，是中国历代军事战略思想的显著特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文化传承来看，是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和合”精神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中国人民在外敌暴力入侵和分裂势力面前，从来不惧怕战争，也不逃避战争。面对威胁，敢于斗争，运用武力同样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必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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