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道街历史故事(古代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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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街
从成都市锦江区的古卧龙桥街往东,到走马街的这一段314米长的街道,就是学道街。学道街的得名,源自于清代设在这条街上的“提督学院衙门”。
提督学院是提督学政的官署,提督学政在清代是全省的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主管全省的学校与科举考试,全称是“钦命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道”,尊称“学台”。
学院衙门和考试重地
根据清朝的规定,学道只能由翰林或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学道每省一人,隶属中央,不是地方总督或巡抚的属官,这是为了防止地方上在科举考试中徇私而设置的。各省的总督或巡抚不能决定提督学政的人选,连保举推荐都是不可能的。而官衔里的‘钦命’头衔,就有钦差的性质。”
在清朝的科举制度里,一般的读书人要经过乡试和会试以及会试后的殿试三级,才能最终确定名次,进入官员体系。但在参加乡试之前,考试的学子要先取得“生员”的资格。清代,童生要考取生员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资格。这三级考试里面,院试由学道主持,院试过了以后才能被称为秀才。
在学道街的西段,原来还有成都府的考棚,“全府十六县的学子在通过了县试之后就在此进行府试,府试通过之后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不过,院试并非是学生到省会来考,而是学政下到州县对州县生员进行复试。”
清朝中期“刻书中心
在学道街的东端,有一个宪历局,每年全省的历书都是在这里印刷发行的,州县各地只能根据宪历局的历书进行翻刻印卖。“古代的历书都是由朝廷指定钦天监推算编制的,其他机构没有资格印刷。”虽然宪历局不大,但是这刻印二字则表明了学道街的另一个身份:刻印书铺一条街。
由于学道街这个特殊的文化氛围,在清朝的湖广填四川浪潮中,一批从江西来到成都的,以刻书为业的书商和刻书工匠,从乾隆年间开始,陆续在这条路上开设书铺,刻印并发售书籍。“因为书铺名字里多带有‘经’‘元’字,比如‘肇经堂’啊‘玉元堂’啊,所以又被合称为‘经元八大家’。”
“到了清朝末年,学道街和相邻的青石桥街、古卧龙桥街一带的书铺有四五十家,有的做刻印,有的专门贩卖,可以说是清代整个西南地区书籍的业务中心。
见证成都印刷业变迁
在学道街上,有成都最著名的民营木刻版书铺“志古堂”。志古堂是四川著名的学者型书商周达三主持的晚清第一书坊,解放后才关门歇业。锦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锦江街巷(中卷)》里,收录了一篇《印出来的学道街》,文中提到,志古堂是学道街上原来的三家老店合并而成的,周达三精通业务,熟悉四库书目,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蜀刻专家。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拨银三百余两,由志古堂负责刻印《说文解字》,成书印刷精美,字迹清晰,存古堂在印刷业内的名声也更胜一筹。
这条街上,还有当时最大的官办木刻版书铺“存古书局”。1884年,学道街上海出现了新式的铅版书商“二酉山房”。二酉山房是清末民初,成都最著名的实业家樊孔周创办的,里面还设有免费读书的地方。与传统木刻书相比,二酉山房还销售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新式书籍,比如《天演论》《民约论》等,樊孔周还在卧龙街上创办了昌福印刷公司,四川从此告别了传统手工木刻印刷。
在四川本土书商以外,从上海进入成都发行“洋版”书籍的商务印刷馆、中华书籍也在学道街附近开店,贩卖新书。学道街是成都历史上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
从成都市锦江区的古卧龙桥街往东,到走马街的这一段314米长的街道,就是学道街。学道街的得名,源自于清代设在这条街上的“提督学院衙门”。
提督学院是提督学政的官署,提督学政在清代是全省的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主管全省的学校与科举考试,全称是“钦命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道”,尊称“学台”。
学院衙门和考试重地
根据清朝的规定,学道只能由翰林或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学道每省一人,隶属中央,不是地方总督或巡抚的属官,这是为了防止地方上在科举考试中徇私而设置的。各省的总督或巡抚不能决定提督学政的人选,连保举推荐都是不可能的。而官衔里的‘钦命’头衔,就有钦差的性质。”
在清朝的科举制度里,一般的读书人要经过乡试和会试以及会试后的殿试三级,才能最终确定名次,进入官员体系。但在参加乡试之前,考试的学子要先取得“生员”的资格。清代,童生要考取生员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资格。这三级考试里面,院试由学道主持,院试过了以后才能被称为秀才。
在学道街的西段,原来还有成都府的考棚,“全府十六县的学子在通过了县试之后就在此进行府试,府试通过之后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不过,院试并非是学生到省会来考,而是学政下到州县对州县生员进行复试。”
清朝中期“刻书中心
在学道街的东端,有一个宪历局,每年全省的历书都是在这里印刷发行的,州县各地只能根据宪历局的历书进行翻刻印卖。“古代的历书都是由朝廷指定钦天监推算编制的,其他机构没有资格印刷。”虽然宪历局不大,但是这刻印二字则表明了学道街的另一个身份:刻印书铺一条街。
由于学道街这个特殊的文化氛围,在清朝的湖广填四川浪潮中,一批从江西来到成都的,以刻书为业的书商和刻书工匠,从乾隆年间开始,陆续在这条路上开设书铺,刻印并发售书籍。“因为书铺名字里多带有‘经’‘元’字,比如‘肇经堂’啊‘玉元堂’啊,所以又被合称为‘经元八大家’。”
“到了清朝末年,学道街和相邻的青石桥街、古卧龙桥街一带的书铺有四五十家,有的做刻印,有的专门贩卖,可以说是清代整个西南地区书籍的业务中心。
见证成都印刷业变迁
在学道街上,有成都最著名的民营木刻版书铺“志古堂”。志古堂是四川著名的学者型书商周达三主持的晚清第一书坊,解放后才关门歇业。锦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锦江街巷(中卷)》里,收录了一篇《印出来的学道街》,文中提到,志古堂是学道街上原来的三家老店合并而成的,周达三精通业务,熟悉四库书目,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蜀刻专家。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拨银三百余两,由志古堂负责刻印《说文解字》,成书印刷精美,字迹清晰,存古堂在印刷业内的名声也更胜一筹。
这条街上,还有当时最大的官办木刻版书铺“存古书局”。1884年,学道街上海出现了新式的铅版书商“二酉山房”。二酉山房是清末民初,成都最著名的实业家樊孔周创办的,里面还设有免费读书的地方。与传统木刻书相比,二酉山房还销售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新式书籍,比如《天演论》《民约论》等,樊孔周还在卧龙街上创办了昌福印刷公司,四川从此告别了传统手工木刻印刷。
在四川本土书商以外,从上海进入成都发行“洋版”书籍的商务印刷馆、中华书籍也在学道街附近开店,贩卖新书。学道街是成都历史上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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