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序文言文
1. 《诗经·大序》 原文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jué） 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於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2. 诗经大序 翻译
诗，是心志所在，在内心为志向，发于言表则为诗。情感在内心涌动然后表达在语言上，语言不足以表达，所以嗟叹，嗟叹不足以表达所以以歌咏唱它，咏唱也不足以表达，就会不经意的手舞足蹈（来表达）。
感情表现为声音，声音（连贯）成为文章（作品）则叫做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古代的君王正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成就孝敬的行为，推崇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因此，诗有六个纲义“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贵族以诗歌教化百姓，百姓以诗歌讽刺贵族，（风）主张文雅而委婉的劝诫，说话的人不会因之得罪，听到的人可以以此为戒，这就是风。在那些王道衰败，礼义荒废而，政教失度，国与政分离，家与（基本的）习俗分离（的时期），是变风变雅（即上文说到的王国之音，即‘非风’）在兴起。王室的史官明晓得失的痕迹，悲伤人伦的荒废，哀叹刑法政治的严苛，吟唱咏颂真挚的情感，来影响他的君主，通达于事物的变化而留恋过去的习俗的，所以变风发自真情，又受礼义的约束。发于情是人的本性；受礼义约束则是先代君王的恩泽。所以，一国的事物，以一个人为中心，叫做风；评论天下的事情，形成四方之风，这是雅。雅，正道也，是论证王政兴废的证据。政有大小（之分），所以有小雅和大雅之别。颂，是在祭祀的时候赞美君王功德给神明知道的诗乐。这就是所谓的四始，诗之义理尽于此。
PS：有个别句子可能不太准确，请楼主参见毛诗序。希望上面写的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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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述《诗大序》的诗歌理论
一、作家作品： 《毛诗序》是我国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
它是汉代学者综合先秦儒家相当时经师关于诗乐理论而写成的。它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儒家传统文论的若干理论原则。
这些原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古代文论及文学创作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诗大序》是先秦到两汉儒家诗论的总结。
《大序》进一步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和诗、乐、舞的相互联系；《大序》突出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大序》肯定了时代和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毛诗序》的作者，历史上说法不一，较多的学者相传，是汉人毛苌所撰《诗毛氏传》在首篇国风《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
我们知道，汉人传《诗》者有四家：韩、鲁、齐、毛。前三家属儒家今文学派，毛诗则属儒家古文学派。
今三家诗均佚，而毛诗独传。毛诗对《诗经》各篇都有说明，后人称之为《毛诗小序》，而在开头第一篇《关雎》之下，则有较长的一段文字。
从“《关雎》，后妃之德也”起到“用之邦国焉”止，是说明《关雎》篇的，称为“小序”。自“风，风也”起到篇末，总论诗歌理论，提出文学上的许多根本问题，称为“大序”，故《毛诗序》又有《诗大序》之称。
二、《大序》的主要内容 1.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里不仅继承了前人“诗言志”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应该说，诗的“言志”与“抒情”，都是集于中而发于外，是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
但“情”与“志”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志”大多经过规范的理性思考，而“情”则是感性的，大多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
对诗歌来说，只谈理性是不够的，是不符合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必须“志”与“情”同时萌发，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创作实际的，因而也是说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毛诗序》将“情”与“志”并重提出，这种对文学艺术情感待性的重视，说明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待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同时，也为以后人们进一步正确认识、揭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点奠定了基础。 《毛诗序》虽然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
那就是，“情”与“志”相比，“情”是第二位的，“志”才是至关紧要的。在“情”与“志”发生冲突时，没有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情”必须用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志”来约束，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把感情也纳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的性情不超出“礼义”的标准。
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欲，非礼勿言”。《毛诗序》的作者，在封建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将“言志”和“抒情”统一起来，明显烙有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印记。
2.关于诗歌社会作用问题的论述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毛诗序》的作者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而又有所发展，它进一步在理论上明确了诗歌创作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
在这两方面中，作者偏重的是“上以风化下”的教化作用：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邦国焉。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统治者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文艺的作用来达到宣传、教化的目的。
可见，作者将文艺的教化作用看作是文艺的根本目的。但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下层百姓在穷苦无告时，也可以利用诗歌来“刺上”。
臣民对政治或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可以把诗歌作为讽刺的工具，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促使统治者改良政治或改正过失。不过，这种“刺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主文而谲谏”，即是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其过失，必须委婉曲折，注意方式方法。
和诗歌的社会作用密切相联系，作者认为，从一个时代的诗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也就是诗歌的认识作用的问题。换句话说，诗歌是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
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观点，无疑是作者在分析、研究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比较正确的结论。
3.总结了诗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
“六义”，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只不过不叫“六义”而称“六诗”。后来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解：“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用彼三事，成其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也就是说，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而赋、比、兴则是《诗》的表现手法。 在《毛诗序》中，作者着重谈的是风、雅、颂。
它认为“风”是通过个人抒情言志反映一个地区的政教和风俗。
4. 诗品序原文翻译
钟嵘《诗品序》读解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
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可见，《诗品》产生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空前活跃的时期。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自己品诗的来由时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可见“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评，因为在对人的品评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晋时期，品藻人物就开始由对人物的品评推及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同时，因为齐梁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出现“准的无依”“不显优劣”“曾无品第”的局面。
钟嵘写作《诗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显优劣、列品第。钟嵘的“品”可作动词和名词两种方式来理解：作为动词它为品尝、品味之意。
它是个体的感觉，与个人的具体经验有关；又是对感觉的进一步感觉，即是对具体经验去进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产生的开始；它又意味着分辨或区分，在其中择优取善从美，于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作为分辨区分的结果，就是名词意义上的“品”了。
钟嵘总体上把五言诗的诗人划分为三品，一品即为一类，各类中再以风格的不同分细类，所以其理论文本的结构就是“三品论诗”。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经”。
把三大类别的诗歌的文学风格总结为“国风”、“楚辞”和“小雅”，“国风”类的诗歌温柔敦厚且富于文采变化，钟嵘又将其分为质朴（古诗一派）与华丽（曹植一派）二派。“楚辞”类则注重抒发个体遭遇和个性情感的抒发，以李陵为代表。
“小雅”类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哲学思考，忧患意识较突出，此派独阮藉一人。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纬”。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心雕龙》就文章立论不同，《诗品》专就五言诗立论，钟嵘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全书分总论（诗品序）及正文两部分。总论讨论诗的本质、五言诗的历史、品诗的标准及方法等，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
正文以“品”为经，以风格类别为 “纬”，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它一共品评了从汉至南朝共123位五言诗人（包括《古诗》的无名作者），论其优劣，定其品第。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 其一、“吟咏性情”说。
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
“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
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
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其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
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共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
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
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 “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
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其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
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5. 《诗大序》为什么从美刺的角度解释风雅颂
主要原因： 1、《毛诗大序》的主要内容是宣扬封建教化的观点。
2、《毛诗》是古文经学，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多。 3、时代局限，作为封建士大夫，总是对忠君思想恋恋不忘。
意义：美刺说（讽谏说）是《毛诗大序》提出的一个观点。《诗大序》在六义的解释中提出了美刺的概念：释“颂”为“美盛德之形容”；释“风”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一方面有自上而下的教化，另一方面还有自下而上的讽谏。……《诗大序》对刺诗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但同时也对刺诗的写法作了一定的限制。
如对“风”的说明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大序》要求刺诗避免直切显露，而采取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这和《礼记·经解》所说的“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同一个调子。
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写作必然会大大削弱刺诗的战斗作用。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消极的。
（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