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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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他用自己的双手实现了梦想
麦克斯·亚历山大
阿尔弗雷多·金尼奥内斯－伊诺霍萨弯着腰在田地里采摘西红柿，炙热的太阳灼烤着他的肌肤。很少有美国人愿意为了一星期挣区区155美元去干这个活。在加州中部这个方圆10，000英亩的农场上，跟金尼奥内斯一起打工的伙计，大多与他一样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一年前，在1987年的1月2日，金尼奥内斯19岁生日那天，他在表兄弟的协助下越过了加州边境城市加利西哥市的隔离栏，进入了美国。
阿尔弗雷多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大，五岁起便开始干活，在父亲经营的加油站里给汽车加油。长大一点以后，他又在一个卖玉米面的摊子打工，帮家里挣些额外收入。
但是，他仍旧继续他的学业。“父亲总是对我说，‘你想像我这样吗？那就别去上学。’我可不想步他的后尘。”
14岁的时候，金尼奥内斯取得了进入墨西哥卡利市一个速成班的资格，那个速成班要把学生培养成小学教师。
他几乎以班里最优异的成绩毕业。然而，由于家里没有有权有势的熟人，他被分配在一个边远的学校任教。“我不愿忍受那种不公的待遇，”他说道。
不久，他打算离开墨西哥去寻找更好的机会。以前，他来过美国两次，在夏季打短工。所以，这次到来之后，他就和表兄弟直奔圣华金河谷，找农活干。“我采西红柿、花椰菜、球花甘蓝，还收玉米，摘葡萄。”
在农田里抬头望去，金尼奥内斯能看到的最好工作便是开大型拖拉机。拖拉机手都有技术，还监管其它劳工。别人告诉他，要想得到这种晋升机会，需要干完十年农活。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操纵起结构复杂的犁和挖沟机了。他还学会了如何检修发动机，拿到了临时工作许可证。
几个月后，金尼奥内斯告诉表兄弟他打算离开农场。表兄弟回答说：“你胡说什么？在这里坚持干下去，有一天你能当上工头！”
“有时人得冒点险嘛，”金尼奥内斯说道。
他来到斯托克顿，在一个铁路车辆调度厂找到一份活。这样，他就可以在圣华金三角洲学院上夜校学习英语。他的第一份工作——铲硫磺，又臭又脏，是他一辈子干过的最糟糕的工作。像以前那样，他又一次努力学会了新的技能，这次是作为焊工修理罐车的阀门。不到一年，他当上了工头。
金尼奥内斯英语长进了，他就改上夜班，开始全日学习科学和数学。为了维持生计，他还兼当其他学生的辅导老师。
1991年，他获得准学士学位以后，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1）他搬到奥克兰一个房租低廉的地区，靠奖学金、贷款、少量的补助金一级一如既往地打工勉强度日。
在伯克利激烈竞争的环境中，金尼奥内斯表现出色，高等课程适中门门优秀。他的优秀毕业论文论述人脑中毒品感受器的作用。作为兼职，他还教授微积分。到了1993年的春季，他的导师看了看他的成绩报告单，对他说他很有希望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金尼奥内斯决定试一试。
哈佛录取了他。于是，在1994年的秋季，金尼奥内斯来到了东部。三年后，他成为美国公民。“那是在我翻越隔离栏后的第十个年头，我坐在那儿不禁想到，我的境况改善得多快啊。”
在哈佛医学院毕业时，他在学位颁授典礼上致辞。之后，他又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接受神经外科学方面的训练。这样的前景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心悸。一个非法入境的干农活的墨西哥人能成为脑外科医生？似乎不可能。
结果，住院实习期成了金尼奥内斯美国之旅的人生低谷。“神经外科学是为出身医学世家的人士预留的，”他郑重其事地说。“很少看到像我这样的人能进入这个要求极高的领域，这是一个许多病人会死亡的领域。”以前，他曾遭受过歧视——农场主的儿子对他故意视而不见，过去一位女友的母亲因为他的国籍而对他不屑一顾。“他们这样做使我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他说。
为了一年挣30，000美元，每周得干130个小时，他承认有时他想到了放弃。“没能力养家糊口，我感受到了父亲当年的心境，”他说。“但是，我有一个梦。”
此刻，现年40岁的著名脑外科医生金尼奥内斯大夫正端坐在病人的床边。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在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湾景医学中心，和他在一起的是这一天他的第二个脑外科学术病人。这位六十多岁的妇女长了两个肿瘤，其中一个长在控制肌肉运动的脑皮层中高度敏感的部位。（2）金尼奥内斯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的双眼。“手术结果的好坏，使我每天提心吊胆。坏的结果可能意味着生死存亡。”他坦率地对她说。她点点头。金大夫——大家都这么称呼他——认为病人值得同情，也理应坦诚相待。“那就是风险所在，”结束谈话时，他对她这样说。“我们一切准备就绪。过一会再见。”
四个半小时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病人苏醒时运动功能没有丧失。金大夫为此欣喜若狂。
尽管金尼奥内斯大夫年纪尚轻，他的同事们对他却印象深刻。“他不仅很有才干，尽职尽责，而且他能充分理解病人的需求。”约翰·霍普金斯湾景医学中心的神经外科主任亨利·布莱姆如是说，“此外，他还是一个浑身洋溢着快乐的人，热情奔放，充满行善天下的使命感。”
现在已是晚上七点多，金大夫已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其他医生忙着赶回家度周末，而他却直奔位于巴尔的摩市中心的研究实验室。（3）实验室是他手术室的延伸：他在那里研究手术中摘除的癌组织，借以找到新的治疗方法。他解释说：“我们希望使脑癌变成有点像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病，而不是一种毁灭性的致命疾病。”
第二天下午，许多医科学生来到金大夫家，享用一顿兼具墨西哥及美国南部特色的露天烤肉餐。在后阳台上，金大夫边翻转着烤架上的玉米薄饼边说道：“我想我的背景使我能更加个性化地与病人交往。他们感到害怕时，我感同身受。令我感到幸运的是，病人们允许我触及他们的大脑，触及他们的生命。进入他们的大脑，展现在我眼前的是这些不可思议的血管。此情此景总会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我用自己的双手采摘硕大而美丽的西红柿的那些年月。（4）此刻，在手术室，看着这同样的颜色——使大脑充满营养和奇迹的鲜红颜色，我仿佛回到了田间，正在那儿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