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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判小孩
有两个妇人为了一小孩而闹上了公堂，包拯判定两人一人拉小孩的一只手，谁拉赢了那个小孩就是谁的，在经过一番拉扯之后，其中一位含着泪松开了手，但是最终包拯却把小孩判给了那位妇人．别人不明其理，问之，包拯说到：”谁会忍心让自己的小孩受到伤害啊！她放手是因为她心疼她的孩子!你没看见她是含着泪的吗?后来包拯就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最出名的）
有两个妇人为了一小孩而闹上了公堂，包拯判定两人一人拉小孩的一只手，谁拉赢了那个小孩就是谁的，在经过一番拉扯之后，其中一位含着泪松开了手，但是最终包拯却把小孩判给了那位妇人．别人不明其理，问之，包拯说到：”谁会忍心让自己的小孩受到伤害啊！她放手是因为她心疼她的孩子!你没看见她是含着泪的吗?后来包拯就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最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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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包公简直是个神，任何复杂的案件，经过他的审理，总能水落石出。任何狡猾的罪犯，在他的逼问下，总是原形毕露。他明察秋毫，摘奸发覆，洗冤雪枉，因而赢得“包青天”的称号。一部洋洋洒洒、50余万言的《包公案》讲述了包公许多精彩的断狱故事。其实，这些断案故事绝大多数都是后人虚构添加的。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包拯在历史上当然不至于只断过这上个案件，可惜其他的案例在史书上没有留下记载。包拯是人不是神，他不是时时事事都能做到“明察秋毫”的。他也不过失误，有过被人愚弄的事情。历史上倒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他任开封府知府时，有个人犯了法，按法律规定，应当杖脊。于是犯人贿赂了包拯身边的小吏。小吏深知包拯的性格，乃对那个罪犯说：“明天你见到包大人，他必定先交给我审问，你别的话不要说，只管喊冤自辩，我自有办法。”第二天，罪犯来见包拯，包拯果然吩咐上小吏审问。罪犯按照小吏的提示，只是喊冤，自辨不已。这个小吏故意装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大声呵车斥道：“少废话，给我老老实实地受杖！”包拯生平最恨以强凌弱，如今看到小吏这样狐假虎威，不禁大怒，当场将小吏打了17杖，而对那罪犯却从轻发落了。包拯这样做，其目的是想压一压小吏的气焰，殊不知却中了小吏之计，为他所卖了。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无权。包拯又称包待制，就是由此而来。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这倒是很重要的职务，可以指出朝政的种种弊病。在此任上，他曾多次抨击不法的权臣，而且对时政提出种种批评和建议。然而包拯在此任上并未干多久。两年后，包拯被改命为龙图阁学士，龙图阁是皇家“图书档案馆”，这也是包龙图这一称号的由来。龙图阁学士是个虚衔，包拯带着这个虚衔又先后在河北、庐州、池州、江宁等地任地方官，十几年后他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在开封府任上，他只干了三年，就升为权三司使之职。第二年又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传说中说包拯是宰相，甚至是首相，人们呼之为“包相爷”，恐怕就是据此夸张而来，其实包拯从未任过宰相。
不过，此时包拯已是年过六旬的垂垂老翁了，两年后，包拯就病死在开封。弥留之际，仁宗还亲临包拯府第看望。包拯死后，宋朝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所以人们也称包公为“包孝肃”。
包拯无论在什么任上，也确实能做到不畏权势。他最受到百姓爱戴，还是在开封府任上。因为在此任上，他经常直接处理百姓中的事情。据历史记载，他在任开封府知府期间，有两件事比较突出：
一是简化了民众告状的手续。当时尽管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一个平民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繁多，机时且根本见不到长官的面，这就为那些奸吏豪强舞弊创造了条件。包拯到开封府上任后，作出新规定：大开官衙正门，凡是告状之人，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当面陈述案情，任何人不得刁难。这一改革，深受百姓欢迎。
二是疏通惠民河。开封城内有一条惠民河，河两岸既有平民百姓的住宅，也有达官贵人的府第。一年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包拯经过调查，发现河水泛滥，在于河流淤塞不通。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一些达官贵人在河上筑堤修坝，将坝内之水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和自己的住宅连成一片，建成水上花园。要疏通河流，必须拆毁堤坝，冲走水上花园。包拯不顾达官贵人们的反对，毅然下令将所有堤坝和花园拆毁。虽然后来权贵们告到仁宗那儿，由于包拯做得完全正确，仁宗也只得缄口不言。
正因为包拯敢于为民作主，不畏权贵，所以京城流传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尽管百姓打不通关节也不要紧，因为有包拯为我们做主。
但是，包拯毕竟权力有限，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法力无边，凭着皇帝赐给的三口“钢铡”，可以“先斩后奏”。因为当时宋朝法律规定，该判流刑和死刑的罪犯，地方上是无权判决的，必须上报中央审批，经皇帝钦定后才能实行，任何人包括包拯在内都没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包拯也从来没有所谓权威无边的三口“钢铡”。而且宋朝的死刑执行方式也只有斩、绞二种，尽管后来出现过“凌迟”（即千刀万剐），但也是极个别的特例罢了。
历史上的真包拯确实大公无私，做了官以后对家里人的要求也很严。他曾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已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谁要是做官犯了贪赃，死后不得葬进包家祖坟。所以包拯一直被人们视为心中的清官偶像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千古流芳。这就是清正廉洁、万世景仰的包拯。在宋代，他因整顿吏治、惩治贪官、解除民困而被称为“包青天”，后世则敬称他为包公。包公出生于合肥，成名在端州(今肇庆)，扬名于开封。然而如今关于包公的故事大都来自开封。有几人知晓包公与广东肇庆的历史渊源——包公于公元1040年到端州任知州，即端州最高行政长官，当时他42岁，是第一次担任州级长官。
包公主政端州3年，政声斐然。他因地制宜，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之雏形；他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他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谷仓——丰济仓。这几件大事，是包公为端州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而作的筹划与贡献。包公主政端州期间，还促进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而在端州流传最广的一件事是包公“不持一砚归”。当时端州出产的砚十分珍贵，被作为献给皇帝的贡品，实行限额开采。过去端州的地方官都以“进贡”名义层层加码掠夺百姓，而包公离开端州时，却“不持一砚归”，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
包公在端州不仅政绩突出，还留下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其中，七星岩的题字是现在仅存的包拯手迹，弥足珍贵。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独特的“包公文化”。“包公文化”不仅是宋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史研究上很有价值，还在岭南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广东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虽坐拥灿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肇庆长期以来却开发利用不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多次指出，包拯在开封府1年零3个月名扬天下，在肇庆为官3年而世人知之甚少。在建设文化大省的今天，肇庆市明确提出了以“包公文化”为切入点建设文化名市的战略。肇庆正在抓紧开发与“包公文化”相关的砚洲岛以及端砚文化，恢复包公府衙，出版《包公兴端州》一书，创作拍摄电视连续剧《包公端州传奇》，与开封、合肥联合开发“包公文化”旅游线路，等等。可以相信，擦亮“包公文化”品牌，将为广东文化大省建设写下光辉的一页。
记者目击
砚渚清风今犹在 包公胜迹处处寻
在迷茫的烟雨中，沿途的木棉花开始零落，记者一行来到肇庆，我们的脚正踩在近千年前包公执政的地方，我们寻访了包公祠、包公井、包公楼、包公府衙、砚洲岛等，寻找包公在端州执政时期的遗迹。“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当年包拯心中奔涌的诗思，在今天同样很有意义。
包公祠
清忠福绩著端州 正直遗型传稗史
巍峨挺立的包公祠在周围村庄的反衬下格外醒目。高耸的牌坊、别致的山门、雄伟的大殿及配殿，亭、台、楼、阁、廊、井浑然一体，透露出古朴大方、庄严肃穆，还夹杂了些许岭南古建筑的风韵。
步入主殿，但见正中是金色的包公坐像，一派伟岸威严，旁绕四虎将立像，备显英姿。两旁的配殿，陈列着有关包公在端州“丹心明志、挖井除疾、筑堤修路、兴教办学、为民伸冤”等几幅壁画，记载了包公在肇庆的政绩。
据肇庆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眼前这座包公祠重建于新千年之际，成为怀“青天”，寄嘱托，诉心迹，祈平安的去处。
包公祠陈列着后人赞颂之诗词、楹联，这里还不断举办有关包公的文化艺术活动。
砚洲岛
贤明正直万民景仰颂青天 维德清廉一砚不持留圣迹
砚洲岛位于肇庆市之东，羚羊峡出西江下游之江心，面积达6平方公里。近年这里开始发展旅游业，开发“砚洲沙滩度假村”。度假村有河滩近2平方公里，风景如画。滩上金沙闪烁，绿树婆娑。西望羚羊峡，碧波千里，端水悠悠，让人不禁联想起砚洲富有神话色彩的故事。
据传，包公离任时，端州男女老幼都来码头送行。一些名流、士绅携物相赠，都被包公一一谢绝。官船在一片赞扬声中解缆沿西江而下，不久就到了羚羊峡。本来风和日丽，天色晴朗，但这时风云突变，乌云翻滚，浊浪排空。包公感到事有蹊跷，便命家人包兴把随行人员叫来查问。随从书僮忽然跪下：“大人，有一事我忘了禀告，离开端州之前，绅士徐乐天特地送给大人端砚一件，因小的认为是小事，没有启禀，私下替大人收了，现放在船上。”包公一听，当即命令书僮从速将砚取出，果然是方好砚，外包黄布袱，砚身雕龙刻凤。包公一拿端砚到手，旋即抛到了江里。说也奇怪，砚一落江，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随后，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了一片沙洲。包裹端砚的黄布，掉进水里，顺流而下，一片黄光，后来成为沙滩。这便是传说中的“砚洲”和“黄布沙”。
包公“不持一砚归”之说，在《宋史•包拯传》中确有记载。
包公楼
空中气象清新楼有三层高百尺 世上风波如此囊无一砚竟千秋
包公楼坐落于砚洲岛东部，在茫茫的田野中，楼宇巍峨，蔚为壮观。包公楼始建于清朝道光十四年，是洲人合力募捐所筑，原称“包公祠”，楼层3叠，四合院式建筑，四周环以墙，后植以木。到了清同治七年，年久失修，将原楼3叠改为两层，后来终因风霜侵蚀、于1984年被台风摧毁。
新建的包公楼于1990年告竣，1995年砚洲管理区投入300多万元进行了扩建。步入包公楼，第一进为微孝肃牌坊，前面为放生池。第二进为大门口，横额有“包公楼”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穿过牌坊，内有包公楼主楼建筑及浩然亭、南北厢廊、天井、聚宝塔、五义桥等，楹联、匾额、钟鼓、神台、香案、宫灯等陈设俱全。在首层殿堂正中，端坐包公圣像，铁面包公威严表情让人肃然起敬。
包公井
江水何如井水清 一挖甘洌福斯民
在肇庆市区一处尚未落成的宿舍建筑工地的角落，我们找到了被石灰墙围拢的一口包公井。路过此地的一位老者告诉我们，由于担心建筑工地落下杂物污染井水，市里派人搭了这间小小的石灰房。井口被井绳多年来勒下的痕迹，依稀透出历史的气息。
当年包拯莅临端州时，洪水肆虐，瘴疠横行，居民因饮用西江水和沥湖水常导致瘟疫流行。对此，包公牵挂于怀，直到游览惠能井时受到启示，后来就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开凿了7口井。而我们见到的这口井是7口包公井中仅存的两口之一。虽然年代久远，但是井水仍然清澈甘甜。
据清代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井水”条云：“肇庆昔有7井，包公守郡时凿。内五外二，以象七星。”但如今，7口“包公井”只剩下龙顶岗井和今米仓巷高要市委宿舍大院内的一口井。而据张渠记载：“各署日需岭峡泉，雇夫舟运，穷日之力而往返。论者谓幽溪邃涧之水，饮之消人肌体，不如浚治龙冈旧井，多益而省费。”可见历史上包公井对于民生的重要性。在不少史籍中对于包公井水的“泉清滑甘”、“食无患害”、“端州之人咸受其福”都有记载。
包公府衙
星岩朗曜光山海 砚渚清风播古今
肇庆的宋城墙经历千年风霜仍然屹立不倒，在全国来讲，除了江西赣州的宋城墙，别无他处。在古城中心，我们看到了供奉宋徽宗御书的丽谯楼，御书“肇庆府”3个瘦金体大字笔力遒劲。环顾四周，密密麻麻的居民建筑已经将古宋城的痕迹掩埋，而我们身后的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正是当年包公办公的地方——包公府衙。
据史料记载，包公府衙始建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内有10多座建筑物，形成独具岭南特色的园林建筑群；中央为大厅，西有枕书堂，东有清心堂，周边有相魁堂、节堂、敬简堂、双瑞堂、秋霜堂、宅生堂；大厅西侧建有菊圃，行10多步即见有轩，轩前垒土为山，砥石为基，书榜曰：“烂柯洞天”，左有包公井，西北还凿有洗砚池。如今，这些早已被岁月尘封，但是包拯当年写在府衙中央大厅墙壁上的那首明志诗《书端州君斋壁》却依然让我们感受到包公当年的意气风发：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
往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康定元年，42岁的包拯自扬州天长县知县，以殿中丞知端州。任端州知州，是包拯第一次担任州级长官，在政治上步入了成熟阶段。他深知做官难，要上忧其君，下忧其民，都非易事，所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为政宗旨，这成为他的一篇施政纲领，更成为他一生为官的政治准则。他在入宦之初，即宣告“清心直道”，可见志向高远。他以毕生时间践行了这个宣言。而这篇《书端州君斋壁》是包公一生仅存于史册、流传于后世的惟一诗篇，诉说了包公和端州不解的渊源。
在不久的将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将搬迁，在原址上将原样恢复包拯府衙，突出披云楼、丽谯楼的景观效果，重现当年包公执政的风采。
包公生平及贡献
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安徽合肥人。29岁中进士，初授大理评事。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由天长县令调任端州知州，任职3年。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任龙图阁直学士，人称包龙图；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任开封知府。后任京官枢密副使。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病逝任上，终年64岁。死后追授礼部尚书。
包拯在端州掌政3年，甚有政绩。
治理水患 为民兴利：宋时西江水患频繁。每当洪水季节，端州城郊变成泽国。包拯到任后，继前人在城西、城东扩筑西江堤围，与城墙连成一体，把西江河水堵截在城南主河道上。同时，指导民众在城郊开渠、凿池，改造沥湖(今称星湖)，排渍水、筑鱼塘、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在城内打井7口，改变居民历年来饮用西江河水或沥湖水的习惯，减少疾病的发生。
储粮备荒 兴文办学：在今城内中衙巷与米巷之间，兴建丰济仓，以储粮备荒。为了纪念包拯建粮仓，端州人民把丰济仓所在地命名为“米仓巷”，沿用至今。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是为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学校。
为政清廉 品德高尚：传说中的“不持一砚归”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包拯在历史上当然不至于只断过这上个案件，可惜其他的案例在史书上没有留下记载。包拯是人不是神，他不是时时事事都能做到“明察秋毫”的。他也不过失误，有过被人愚弄的事情。历史上倒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他任开封府知府时，有个人犯了法，按法律规定，应当杖脊。于是犯人贿赂了包拯身边的小吏。小吏深知包拯的性格，乃对那个罪犯说：“明天你见到包大人，他必定先交给我审问，你别的话不要说，只管喊冤自辩，我自有办法。”第二天，罪犯来见包拯，包拯果然吩咐上小吏审问。罪犯按照小吏的提示，只是喊冤，自辨不已。这个小吏故意装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大声呵车斥道：“少废话，给我老老实实地受杖！”包拯生平最恨以强凌弱，如今看到小吏这样狐假虎威，不禁大怒，当场将小吏打了17杖，而对那罪犯却从轻发落了。包拯这样做，其目的是想压一压小吏的气焰，殊不知却中了小吏之计，为他所卖了。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无权。包拯又称包待制，就是由此而来。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这倒是很重要的职务，可以指出朝政的种种弊病。在此任上，他曾多次抨击不法的权臣，而且对时政提出种种批评和建议。然而包拯在此任上并未干多久。两年后，包拯被改命为龙图阁学士，龙图阁是皇家“图书档案馆”，这也是包龙图这一称号的由来。龙图阁学士是个虚衔，包拯带着这个虚衔又先后在河北、庐州、池州、江宁等地任地方官，十几年后他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在开封府任上，他只干了三年，就升为权三司使之职。第二年又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传说中说包拯是宰相，甚至是首相，人们呼之为“包相爷”，恐怕就是据此夸张而来，其实包拯从未任过宰相。
不过，此时包拯已是年过六旬的垂垂老翁了，两年后，包拯就病死在开封。弥留之际，仁宗还亲临包拯府第看望。包拯死后，宋朝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所以人们也称包公为“包孝肃”。
包拯无论在什么任上，也确实能做到不畏权势。他最受到百姓爱戴，还是在开封府任上。因为在此任上，他经常直接处理百姓中的事情。据历史记载，他在任开封府知府期间，有两件事比较突出：
一是简化了民众告状的手续。当时尽管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一个平民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繁多，机时且根本见不到长官的面，这就为那些奸吏豪强舞弊创造了条件。包拯到开封府上任后，作出新规定：大开官衙正门，凡是告状之人，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当面陈述案情，任何人不得刁难。这一改革，深受百姓欢迎。
二是疏通惠民河。开封城内有一条惠民河，河两岸既有平民百姓的住宅，也有达官贵人的府第。一年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包拯经过调查，发现河水泛滥，在于河流淤塞不通。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一些达官贵人在河上筑堤修坝，将坝内之水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和自己的住宅连成一片，建成水上花园。要疏通河流，必须拆毁堤坝，冲走水上花园。包拯不顾达官贵人们的反对，毅然下令将所有堤坝和花园拆毁。虽然后来权贵们告到仁宗那儿，由于包拯做得完全正确，仁宗也只得缄口不言。
正因为包拯敢于为民作主，不畏权贵，所以京城流传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尽管百姓打不通关节也不要紧，因为有包拯为我们做主。
但是，包拯毕竟权力有限，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法力无边，凭着皇帝赐给的三口“钢铡”，可以“先斩后奏”。因为当时宋朝法律规定，该判流刑和死刑的罪犯，地方上是无权判决的，必须上报中央审批，经皇帝钦定后才能实行，任何人包括包拯在内都没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包拯也从来没有所谓权威无边的三口“钢铡”。而且宋朝的死刑执行方式也只有斩、绞二种，尽管后来出现过“凌迟”（即千刀万剐），但也是极个别的特例罢了。
历史上的真包拯确实大公无私，做了官以后对家里人的要求也很严。他曾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已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谁要是做官犯了贪赃，死后不得葬进包家祖坟。所以包拯一直被人们视为心中的清官偶像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千古流芳。这就是清正廉洁、万世景仰的包拯。在宋代，他因整顿吏治、惩治贪官、解除民困而被称为“包青天”，后世则敬称他为包公。包公出生于合肥，成名在端州(今肇庆)，扬名于开封。然而如今关于包公的故事大都来自开封。有几人知晓包公与广东肇庆的历史渊源——包公于公元1040年到端州任知州，即端州最高行政长官，当时他42岁，是第一次担任州级长官。
包公主政端州3年，政声斐然。他因地制宜，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之雏形；他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他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谷仓——丰济仓。这几件大事，是包公为端州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而作的筹划与贡献。包公主政端州期间，还促进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而在端州流传最广的一件事是包公“不持一砚归”。当时端州出产的砚十分珍贵，被作为献给皇帝的贡品，实行限额开采。过去端州的地方官都以“进贡”名义层层加码掠夺百姓，而包公离开端州时，却“不持一砚归”，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
包公在端州不仅政绩突出，还留下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其中，七星岩的题字是现在仅存的包拯手迹，弥足珍贵。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独特的“包公文化”。“包公文化”不仅是宋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史研究上很有价值，还在岭南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广东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虽坐拥灿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肇庆长期以来却开发利用不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多次指出，包拯在开封府1年零3个月名扬天下，在肇庆为官3年而世人知之甚少。在建设文化大省的今天，肇庆市明确提出了以“包公文化”为切入点建设文化名市的战略。肇庆正在抓紧开发与“包公文化”相关的砚洲岛以及端砚文化，恢复包公府衙，出版《包公兴端州》一书，创作拍摄电视连续剧《包公端州传奇》，与开封、合肥联合开发“包公文化”旅游线路，等等。可以相信，擦亮“包公文化”品牌，将为广东文化大省建设写下光辉的一页。
记者目击
砚渚清风今犹在 包公胜迹处处寻
在迷茫的烟雨中，沿途的木棉花开始零落，记者一行来到肇庆，我们的脚正踩在近千年前包公执政的地方，我们寻访了包公祠、包公井、包公楼、包公府衙、砚洲岛等，寻找包公在端州执政时期的遗迹。“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当年包拯心中奔涌的诗思，在今天同样很有意义。
包公祠
清忠福绩著端州 正直遗型传稗史
巍峨挺立的包公祠在周围村庄的反衬下格外醒目。高耸的牌坊、别致的山门、雄伟的大殿及配殿，亭、台、楼、阁、廊、井浑然一体，透露出古朴大方、庄严肃穆，还夹杂了些许岭南古建筑的风韵。
步入主殿，但见正中是金色的包公坐像，一派伟岸威严，旁绕四虎将立像，备显英姿。两旁的配殿，陈列着有关包公在端州“丹心明志、挖井除疾、筑堤修路、兴教办学、为民伸冤”等几幅壁画，记载了包公在肇庆的政绩。
据肇庆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眼前这座包公祠重建于新千年之际，成为怀“青天”，寄嘱托，诉心迹，祈平安的去处。
包公祠陈列着后人赞颂之诗词、楹联，这里还不断举办有关包公的文化艺术活动。
砚洲岛
贤明正直万民景仰颂青天 维德清廉一砚不持留圣迹
砚洲岛位于肇庆市之东，羚羊峡出西江下游之江心，面积达6平方公里。近年这里开始发展旅游业，开发“砚洲沙滩度假村”。度假村有河滩近2平方公里，风景如画。滩上金沙闪烁，绿树婆娑。西望羚羊峡，碧波千里，端水悠悠，让人不禁联想起砚洲富有神话色彩的故事。
据传，包公离任时，端州男女老幼都来码头送行。一些名流、士绅携物相赠，都被包公一一谢绝。官船在一片赞扬声中解缆沿西江而下，不久就到了羚羊峡。本来风和日丽，天色晴朗，但这时风云突变，乌云翻滚，浊浪排空。包公感到事有蹊跷，便命家人包兴把随行人员叫来查问。随从书僮忽然跪下：“大人，有一事我忘了禀告，离开端州之前，绅士徐乐天特地送给大人端砚一件，因小的认为是小事，没有启禀，私下替大人收了，现放在船上。”包公一听，当即命令书僮从速将砚取出，果然是方好砚，外包黄布袱，砚身雕龙刻凤。包公一拿端砚到手，旋即抛到了江里。说也奇怪，砚一落江，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随后，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了一片沙洲。包裹端砚的黄布，掉进水里，顺流而下，一片黄光，后来成为沙滩。这便是传说中的“砚洲”和“黄布沙”。
包公“不持一砚归”之说，在《宋史•包拯传》中确有记载。
包公楼
空中气象清新楼有三层高百尺 世上风波如此囊无一砚竟千秋
包公楼坐落于砚洲岛东部，在茫茫的田野中，楼宇巍峨，蔚为壮观。包公楼始建于清朝道光十四年，是洲人合力募捐所筑，原称“包公祠”，楼层3叠，四合院式建筑，四周环以墙，后植以木。到了清同治七年，年久失修，将原楼3叠改为两层，后来终因风霜侵蚀、于1984年被台风摧毁。
新建的包公楼于1990年告竣，1995年砚洲管理区投入300多万元进行了扩建。步入包公楼，第一进为微孝肃牌坊，前面为放生池。第二进为大门口，横额有“包公楼”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穿过牌坊，内有包公楼主楼建筑及浩然亭、南北厢廊、天井、聚宝塔、五义桥等，楹联、匾额、钟鼓、神台、香案、宫灯等陈设俱全。在首层殿堂正中，端坐包公圣像，铁面包公威严表情让人肃然起敬。
包公井
江水何如井水清 一挖甘洌福斯民
在肇庆市区一处尚未落成的宿舍建筑工地的角落，我们找到了被石灰墙围拢的一口包公井。路过此地的一位老者告诉我们，由于担心建筑工地落下杂物污染井水，市里派人搭了这间小小的石灰房。井口被井绳多年来勒下的痕迹，依稀透出历史的气息。
当年包拯莅临端州时，洪水肆虐，瘴疠横行，居民因饮用西江水和沥湖水常导致瘟疫流行。对此，包公牵挂于怀，直到游览惠能井时受到启示，后来就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开凿了7口井。而我们见到的这口井是7口包公井中仅存的两口之一。虽然年代久远，但是井水仍然清澈甘甜。
据清代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井水”条云：“肇庆昔有7井，包公守郡时凿。内五外二，以象七星。”但如今，7口“包公井”只剩下龙顶岗井和今米仓巷高要市委宿舍大院内的一口井。而据张渠记载：“各署日需岭峡泉，雇夫舟运，穷日之力而往返。论者谓幽溪邃涧之水，饮之消人肌体，不如浚治龙冈旧井，多益而省费。”可见历史上包公井对于民生的重要性。在不少史籍中对于包公井水的“泉清滑甘”、“食无患害”、“端州之人咸受其福”都有记载。
包公府衙
星岩朗曜光山海 砚渚清风播古今
肇庆的宋城墙经历千年风霜仍然屹立不倒，在全国来讲，除了江西赣州的宋城墙，别无他处。在古城中心，我们看到了供奉宋徽宗御书的丽谯楼，御书“肇庆府”3个瘦金体大字笔力遒劲。环顾四周，密密麻麻的居民建筑已经将古宋城的痕迹掩埋，而我们身后的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正是当年包公办公的地方——包公府衙。
据史料记载，包公府衙始建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内有10多座建筑物，形成独具岭南特色的园林建筑群；中央为大厅，西有枕书堂，东有清心堂，周边有相魁堂、节堂、敬简堂、双瑞堂、秋霜堂、宅生堂；大厅西侧建有菊圃，行10多步即见有轩，轩前垒土为山，砥石为基，书榜曰：“烂柯洞天”，左有包公井，西北还凿有洗砚池。如今，这些早已被岁月尘封，但是包拯当年写在府衙中央大厅墙壁上的那首明志诗《书端州君斋壁》却依然让我们感受到包公当年的意气风发：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
往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康定元年，42岁的包拯自扬州天长县知县，以殿中丞知端州。任端州知州，是包拯第一次担任州级长官，在政治上步入了成熟阶段。他深知做官难，要上忧其君，下忧其民，都非易事，所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为政宗旨，这成为他的一篇施政纲领，更成为他一生为官的政治准则。他在入宦之初，即宣告“清心直道”，可见志向高远。他以毕生时间践行了这个宣言。而这篇《书端州君斋壁》是包公一生仅存于史册、流传于后世的惟一诗篇，诉说了包公和端州不解的渊源。
在不久的将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将搬迁，在原址上将原样恢复包拯府衙，突出披云楼、丽谯楼的景观效果，重现当年包公执政的风采。
包公生平及贡献
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安徽合肥人。29岁中进士，初授大理评事。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由天长县令调任端州知州，任职3年。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任龙图阁直学士，人称包龙图；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任开封知府。后任京官枢密副使。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病逝任上，终年64岁。死后追授礼部尚书。
包拯在端州掌政3年，甚有政绩。
治理水患 为民兴利：宋时西江水患频繁。每当洪水季节，端州城郊变成泽国。包拯到任后，继前人在城西、城东扩筑西江堤围，与城墙连成一体，把西江河水堵截在城南主河道上。同时，指导民众在城郊开渠、凿池，改造沥湖(今称星湖)，排渍水、筑鱼塘、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在城内打井7口，改变居民历年来饮用西江河水或沥湖水的习惯，减少疾病的发生。
储粮备荒 兴文办学：在今城内中衙巷与米巷之间，兴建丰济仓，以储粮备荒。为了纪念包拯建粮仓，端州人民把丰济仓所在地命名为“米仓巷”，沿用至今。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是为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学校。
为政清廉 品德高尚：传说中的“不持一砚归”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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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 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官场生涯
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 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 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 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 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 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 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 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 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 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 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 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 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也是维护平民利益。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 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官场生涯
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 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 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 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 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 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 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 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 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 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 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 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 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也是维护平民利益。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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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少年包青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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