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言文是如何过渡到白话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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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接
来源: 光明日报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开始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如雨后春笋,发展到几百家,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旧派文人所掌握的刊物,也逐渐改用白话。1920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至此,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能被白话文取代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汉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是一个体系的文字。特别是秦隶到现代文字,汉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语体变了,而记录语言的符号没有变。汉字这种超时代的特点,使古今汉语在书面上衔接得天衣无缝。汉语方言十分复杂,文言文千年一贯,具有超方言的作用;汉字更是有超方言的作用,文言文的这项功能汉字也能承接,汉字为其记录形式的白话文能够在全国各个方言区通行。这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阻力就小多了。 其次是白话文在近现代已取得优势。白话文能够为大众服务,“我手写我口”,打通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说和写一致,既容易学,又容易用。而文言文不同于口语,既难学又难用。白话文表现新意的力量强,用今语说今事,清楚明白,通俗易懂。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彼此隔膜,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抒情记事,是文言所长;反映现代科学技术,表现新时代的新内容,是文言所短。像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诉讼、计算机说明书、数理化论文,用文言就根本没有办法。 再次,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突变的。这中间,经历了古白话的过渡,符合语言演变的规律。魏晋以来,口语的双音化倾向日渐明显,白话口语的趋势已经见其端倪。南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有许多口语词。稍后的唐代传奇,带有讲故事的性质,口语化就越发明显。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的敦煌变文,是传播佛教的人讲给普通人听的,当然要用口语。再看宋元话本、元明杂剧,无一不是面对市井勾栏、“引车卖浆者流”的。元明清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是大白话。清代《红楼梦》的语言与现代汉语已没有很大的区别。 如今文言文已经废弃,但我们还要学习文言文,这是为什么呢? 文言的成分沉淀在现代文里。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累积型的,经过长时期的积攒,同时逐渐进行内部能量的调节、交换,采用旧的成分,形成新的系统。先秦汉语的单音词,一部分作为基本词进入现代汉语,另一部分作为构成现代双音词的语素,大量地积淀在现代汉语词汇里。比如“鄙”的“浅陋”义保留在“鄙见”、“鄙俚”、“鄙人”、“鄙意”等词中,无一不是先秦古义直接进入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例证。就现代汉语来说,这种含有先秦古义的双音词,因为其中有一个不自由语素,而且用的是古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一个统一的使用单位,使用者不会再去追究一个一个的语素义,特别是造词时的语素义了,古义也就被淡化了。直接进入现代汉语的古代双音节词也不少,《现代汉语词典》收的带〈书〉的词,就是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如“蟾宫”、“丹青”、“扼腕”、“垂青”;再如联绵词(只包括一个词素的双音节词):“忸怩”、“璀璨”、“徜徉”、“须臾”等,这都是文言词进入现代文的例证。文言文里本来就有白话文成分,白话文里也有文言文成分,两者相互渗透,极为自然。另外,汉语成语众多,是其他语言难以企及的。这些成语,能极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它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简洁而又充分,明白而又含蓄,丰富而又不枯燥,生动而又不油滑,是汉语的精髓。要弄懂这些双音节词和成语,就要到历史汉语里去挖根。 文言文里的民族精神。中国人长期有重视国学的传统。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五经”里面,它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五经”的义理较深,人们一般从《论语》和《孟子》入手。《论语》、《孟子》实际上是“五经”的通行本。古人读经,一方面培养语感,习得文言文能力,另一方面接受思想教育,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顾炎武、章太炎认为,只有把传统文化的根留住,才能把民族的魂留住。中国古代从幼童时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尽管他对里面的内容一时不理解,但是这些音符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当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这些音符就能转变为思想。这些传统的经典一直传承下来,构成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当人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高深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时,就能提升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民族精神和语言学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读熟《论语》也基本上能弄通文言文。 文言文的表情达意的能力。文言有“雅”的声誉,不同阶层的人在正式的场合,高雅的环境,使用文言,会显得庄重、典雅。寿联、挽联如果不用文言,就很不合时宜。现代人在书面语和口语中,喜欢引用典故和古典诗文。古事古语几乎都是名人之事,名人之言,具有公信力,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用典可以以简驭繁,唤起联想。如“百度”搜索,就是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的典故,命名就很有韵味。德国一种汽车名为BMW,汉语译为“宝马”,使我们自然想起李清照的《永遇乐》:“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辛弃疾的《青玉案》:“宝马雕车香满路。”古代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马,现代最好的代步工具是小轿车。“宝马”一词沟通了古今。文言的许多修辞手法有较强的表现力。比如对偶(对联),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最短小而又最精致的文学形式,而它又最符合汉语的特点:单音节词多、有四个声调;平仄交替,节奏鲜明;抑扬顿挫,和谐悦耳,最易表现汉语的形式美。这样,作者和读者、说者和听者都需要读一些文言典籍,吸收和欣赏其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以便提高文化修养。这就是当今文言文仍然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 (作者邵则遂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标题有改动,原文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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