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主要内容梗概是什么？
全书内容梗概
1929年，亦即民国1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冬天，哀鸿遍野，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梁三年过四十，妻子新丧，大家当然明白他的企图。果不其然，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二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他抚摸着宝娃子的头，发出了再创家业的豪壮誓言。
宝娃至此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连祖上传给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
。然而，创业艰难。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创业的担子，历史地落到了生宝的肩上。
梁生宝与郭振山的矛盾冲突核心是谁应该主宰蛤蟆滩社会生活的沉浮，掌握蛤蟆滩人生活的方向盘。他俩的矛盾斗争在《创业史》的第一部已经展开，只是居于次要地位，到第二部就上升为主要矛盾。“能人”郭振山在旧社会走街串巷卖瓦罐，有着商人的精明，土改时立了功，外号“轰炸机”。
梁生宝与贫雇农互助合作初期，蛤蟆滩很多人私下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要是代表主任郭振山出头领导那样一个互助组，也许还有点门路。”在蛤蟆滩人的眼里，“论办事能力，郭振山不在乡支书卢明昌之下”，然而，郭振山这位蛤蟆滩最早的党员，挂着代表主任的牌子，只想享受代表主任的荣誉，却不想承担代表主任为贫雇农生存发展操心的重任。他把富裕户郭世富当成自己的榜样，他给自己制定了五年计划，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赶上郭世富。
高增福互助组缺少畜力，想吸收两户中农，托他去做工作，他劝高增福，应该打自个过光景的注意。梁生宝垫钱为互助组买新稻种，他却暗中贯彻执行自己的五年计划，私下里投资韩万祥的砖瓦窑，事后还埋怨梁生宝没有给他留新稻种，忘了他这个入党介绍人。
梁生宝冒着危险带领群众进山割竹子，帮助困难户度春荒，他却埋头改旱地为水田，拼命追赶富裕户郭世富。此后，梁生宝克服各种困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灯塔社，他就搞假的互助联组，与梁生宝对抗。
梁生宝搞牲畜合槽，进行互助合作示范，他就杀猪卖肉，显示互助联组的优越性，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而，郭振山虽然聪明过人，却目光短浅，始终只看眼前，不知放眼未来。他既爱面子，又捞实惠的精明，不可能长久蒙蔽蛤蟆滩的群众。
梁生宝与郭振山的冲突，表面看来是新旧两位代表主任的矛盾，实质是对于代表主任职责的理解的冲突，是把“代表主任”看成公共利益的看守者，底层群众权益的保护者，还是看成捞取个人荣誉的招牌，获取一己私利的通行证。梁生宝把自己当成底层群众的公仆，办任何事情都以公字当先，为底层群众的利益着想。
郭振山是一个缺乏公共意识，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不想为底层群众奉献，单想获取公仆的荣誉，到后来，连许家大院最信任他的改霞妈，也对他产生怀疑，才使他认识到，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只有真心实意为集体谋福利，才能得到底层群众的信任，如果在群众面前玩小聪明，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一边为自己捞取权势和荣誉，一边又痴迷于发家致富，最终必然失去底层群众的信任，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身外型。
经过与郭世富和郭振山两位“能人”斗争的洗礼，梁生宝逐渐从蛤蟆滩的社会生活边缘走向中心，逐步占领了蛤蟆滩人改造旧世界、开创新历史的舞台。虽然旧的生存方式及其代表人物绝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他们机关算尽，采用各种手段阻止新生力量的成长，然而，这一切反作用力，只能催生新生势力的代表梁生宝在开拓新生活的道路上愈挫愈勇、不断壮大。
进一步来说，新生力量的代表，也只有经历各种艰难打磨，挣脱各种困苦羁绊，才有能力挑得起新事业的大梁。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事农业的公民，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砸碎了压在农村乡民身上的反动政治机器，使农村乡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农村乡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出台诸多具体的农业优惠政策，农村乡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
1955年之前进行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农村乡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它很好地缓解了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因规模狭小和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是适合当时农村的发展和农村乡民的认识水平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也是明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是到1955年以后，急躁冒进、盲目集体化的倾向才开始出现
1952年5月柳青到陕西省长安县后皇甫村落户，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田间生产中。《创业史》以秦岭山脚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互助组的曲折发展过程，来反映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的过程和必然趋势。在《创业史》的开篇，中国土改已经结束，互助组刚刚建立但是面临很多问题，通过蛤蟆滩上形形色色人物的出场和表现，可以看到乡村伦理和政治话语冲突之下的各阶层权力的博弈和纠缠。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
在《创业史》小说中，核心人物梁生宝一出场就具备了沉着、冷静、思想觉悟高等一系列将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的性格特征。对于奋斗和抗争苦难的叙述中，因为他的出身和苦难经历以及党员身份，就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具备了充分的革命理由，所以很快被引导到革命队伍，迅速地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中间人物拉开距离，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领路人。
梁生宝最重要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领导，我慌啥”，完全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自居，时时刻刻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纳入到“集体”的圈子里来。这样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个人的奋斗微不足道，集体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
在他办的农业合作化和进山劳动等几件事中，作者将其预设为“共同劳动”、“集体进行”才能完成的工作，为进一步夸大集体力量的无所不能和突出梁生宝的“英雄人物”形象，做了周到的计划。在展现“集体话语”的模式下，梁生宝抗争苦难、对抗命运的重心已经游移，成了他与“蛤蟆滩”“三大能人”能力的比试。
而在“三大能人”地位、身份、年龄、心计都比梁生宝略胜一筹时，他的道德、觉悟、党性都成了与其对抗的有力砝码。个人奋斗的主题被完全掩盖，转而成为了两种政治力量的殊死较量。同样，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个人因素并不是考虑的核心，人本要求和自主选择的意识也被淡化，党的威信、“思想觉悟”的高低、处理不好婚姻问题对党的影响成为梁生宝考察的第一要素。
并且为了合作化的事业不停地拖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梁生宝实际性格特征中的强弱质，渗透了集体意识形态对于当时大众的规约。
作者在《创业史》文本中，塑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众生群像，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是每一次变革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作为男权传统思想统治下的女性，在变革中的变化能够深层地体现变革的本质。
一、缺失的自我——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柳青在《创业史》中用他关怀的目光塑造了梁秀兰和赵素芳这两个生活在男权话语下的两个青年女性，梁秀兰是被所有人肯定和赞扬的，赵素芳是从被唾弃到被拯救的，然而两者得到的社会评价都是基于男权话语世界的，两者都是生在缺失了女性自我的状态下的，这就是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梁秀兰是一个极具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带着所有人羡慕和支持的目光到了婆家，之后，便再也没有露面。秀兰无非过着和她母亲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的一样的生活，这种失掉自我的人物让人们感到遗憾，然而，这却是当时传统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柳青用秀兰和她的母亲，共同演绎了女性从“女儿”“儿媳”“妻子”“母亲”“婆婆”“祖母”的一系列社会赋予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她们两个人甚至可以看做是一个人。这两个人物形象，几乎得到了所有旁观者的肯定，无论是初次看到梁生宝母亲的邻居，还是梁生宝朋友韩培生的赞美，即使是新时期走向新生活的徐改霞，面对秀兰包办婚姻的选择，也从最初来源于少女情怀、追求爱情的观点转向对秀兰深深的敬意。
柳青通过韩培生的口直接赞美：“她，外表平凡，又沉默寡言；但是她的心情是多么伟大、崇高啊。”她们符合社会规范的举止行为使得她们没有受过家庭暴力，也没有受过世俗异样的眼光，然而看似美好的生活下是苍白而无趣的自我，这就是最真实的女性生存的状态。
赵素芳是《创业史》中刻画最为悲剧的女性形象，她的悲剧从新中国成立前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柳青常用“可怜的素芳”来称呼她，她生存在矛盾与挣扎的自我救赎当中，这种矛盾与挣扎恰恰是人的真实写照。
自始至终，素芳都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审判，她的父母、她的公婆、她的丈夫傻栓栓、她的邻居，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这种眼神来源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旧中国小市镇庸俗、低级、灰色的生活环境，轻而易举地损毁了这个幼小的灵魂！”在这种压抑的毫无生气的环境中，仍不能泯灭她作为女性、作为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她向邻家的梁生宝示好，她并不是放纵的女人，她只想和一个人好，她内心里看不起和多人暧昧的翠娥。生活在缺少关怀和爱的家庭，这种渴求是本能而真实的，于是她屈服于姚世杰。然而没有人从“人”的角度给予她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即使是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也冷冷地拒绝帮助她走出家门参加群众和社会活动，她的身上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
即使到了1976年，柳青续写《创业史》第二部时，素芳在王瞎子死前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然而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没有文化的素芳想不了那么远那么多，她只能够想到自己的悲剧来源于封建社会对父亲的毒害，她要用劳动来获得解脱，她精神抖擞地要和弱智丈夫好好劳动好好过日子，她对未来的生活仍旧充满着希望，这不禁令我们唏嘘这个女人对生活那种朴实的渴望和追求。
柳青并没有安排素芳真正追求自己作为女性应得的幸福，她的婚姻也是包办婚姻，更何况她的丈夫还是一个弱智，这对女性来说是最大的不幸。
作者并没有安排素芳离婚，徐改霞可以抗婚，刘淑良可以离婚，离了婚的刘淑良还可以找到梁生宝这个大家公认的好小伙，而可怜的素芳仍然没有寻求幸福的意识，可以说，最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没有得到。
在徐改霞身上，显然看到了女性摆脱男性束缚、独立思考人生的品质。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柳青用了第六章一整章的内容在讲素芳政治上的思想变化而忽略了她作为女性应追求的幸福，这个可怜的女人虽然她走出了家门、参加了劳动、参加了社会活动，然而她自身对于女性的认知仍然是空白，这种解放仅仅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方面，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自主的解放。
二、找寻的自我——走向城市的女性形象
徐改霞是柳青最为喜欢的人物角色，柳青常用“咱改霞”“‘我们’的改霞”来称呼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农家姑娘。这个女子最初是寡妇母亲严加管教下的见人脸红的小姑娘，而后断然抗婚，并能在万人大会上发言；
她一开始对梁生宝一往情深，主动找一切机会向生宝表白，而后清醒认识自己，果断斩断情丝进入工厂。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徐改霞思考着爱情、婚姻、事业等相互关系，走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道路，这种觉醒是真正的女性自主解放、个性解放。可以说，徐改霞身上寄托了柳青对农村女性解放的思考和期望。
徐改霞是创业史》整部作品中抗婚成功的一个，婚姻的自由是女性自主的第一步，改霞对自己的婚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抗婚的缘由并不是其他人所想的因为女婿长得丑，而是她对自己的婚姻有着自己的追求，“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
这个有名的俊女子认为那些贪婪她美貌的人是肤浅的，美貌是男权世界对女性最主要的评价标准，她已经有意识地思考着女性自身的价值；面对秀兰的婚姻，她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个闺女家，可以拿一切行动表现自己爱国和要求进步，就是不能拿一生只有一回的闺女爱，随便许人”；
对于爱情，她有着懵懂的理解，“不管他男方是什么英雄或者模范，还要自己从心里喜欢，待在一块心顺、快乐和满意”。作者赋予改霞寻找自我的第一步。
在徐改霞创造机会与生宝亲近，试探生宝的心思，约见生宝表白，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爱情的过程中，她不断思索着爱情、婚姻与事业的关系，这是女性寻找自我的关键，追求爱情而不迷失自己。“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
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但他俩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刻很快过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
这是多么深刻的关于女性人生的思考啊，在新的社会中，女性既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工作，又背负着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在提高，女性是否能处理好新时期带给自己的挑战呢，这是真正站在女性的角度所做的实际的思考。
在《创业史》第二部中，为了烘托更为接农村地气、能下地劳动、能操持全家人吃穿的刘淑良，多次将改霞和淑良进行比较，甚至用“慌慌溜溜”来形容她，但是，正是由于这多次的比较，才更证明了梁生宝对改霞不能忘却的记忆，在这些词语里，能看到一个可爱的、积极的、上进的、有着少女情怀、对生宝无限爱恋的真实的姑娘。
虽然改霞对梁生宝有着无限的爱恋，虽然在《创业史》创作之时，批判农村女性进城的声音四起，该文本中也借用王亚梅的话语描述了当时对农村姑娘盲目进城为摆脱贫穷农村生活的做法的批判。
改霞作为柳青着力塑造的一位新女性的代表，在大环境的反对声中，柳青依然安排了改霞进城，这个进城并不仅仅是一段感情的结束，她更是改霞思考爱情、婚姻、事业的结果，是女性真正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柳青对妇女解放的思考显然不是把它作为社会解放的一个方面或者社会解放的结果，而应该是真正的女性解放、个体解放、个性解放。
三、独立的自我——走出家庭的女性形象
王亚梅在文中的出场并不是很多，只有寥寥几处，但细读该文本，却发现，她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带着热情，带着对是非的分析判断，虽只是为相关的人物做了陪衬，然而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笔。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柳青用这样一个女人来传达正确的思想是深有意味的。王亚梅的首次出场是徐改霞报考棉纺织厂时与之巧遇，王亚梅是青年团县委的同志，而且是县上某位负责同志的爱人。改霞报了名，在人群中挤路，王亚梅喊着改霞的名字“从人丛中挤过来”，并且抓住了改霞的手，脸上带着“喜欢改霞的神情”、“一见如故”拉过她、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非常熟悉”地询问改霞的情况，“用手亲热地摸着改霞的肩膀”，还关心地问起生宝的情况；
这一系列的描写，体现她对这样一个两年没见的仅仅下乡时见过的积极分子的关心，以及作为领导干部的她对农村事业的关心和热情，这种积极了解基层情况的工作作风，持续存在于创业史的两部创作中。她解答了改霞的藏于心中的困惑，改霞豁然开朗，“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
改霞认识到了郭振山的狭隘思想，很快觉醒，摆脱了郭振山的影响，放弃报考工厂回了家。改霞自小受着郭振山的影响，从抗婚到进学堂，到参加社会工作，到报考工厂，实际上，作为女性的改霞始终被作为男性的郭振山所引领，她的自主意识的觉醒并不是自主的，而此刻，由于王亚梅的点拨，改霞开始了真正的女性自主解放。
而后，王亚梅作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次一次出现，总是在关键时刻画龙点睛。在《创业史》第二部中，她作为工作组的干部为灯塔农业社第一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起了个郭秋霞的名字，并说这是“老来红”的意思。
虽然这是别人转述的话，仍然能感受到王亚梅爽朗的性格以及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赵素芳终于得以走出家门参加妇女小组学习，“好心肠的亚梅”同志鼓励她认真学习。王瞎子死了，素芳借埋葬公公的机会痛哭了自己的命运，傍晚时分，王亚梅来看望她，用“亲姐姐一般怜惜的眼光看着她”，用“手指纤细白净的两手，捉住素芳粗糙结实的两手”。
赵素芳一直处于自卑而迷茫中，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这一刻，当王亚梅鼓励她“日子会过好的”时候，她终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为启发教育魏奋，故意设计了电话通知的语言，柳青安排了王亚梅道出了杨书记有意安排的深层含义。
王亚梅的形象随着一次次出场而逐渐鲜明起来，可以说，直到《创业史》第二部的第二十七章，才看到了柳青塑造王亚梅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创业史》第二部第十三章的时候，杨国华教育魏奋时提到“要学会干革命，不光会写、会说革命。有些同志硬是几十年都迈不出这一步。”
担心作为县委书记妻子的王亚梅误会他“在下边同干部谈话时映射书记不深入实际”，此时，书记和书记夫人的工作作风的不同已经彰显。到了第二十七章，这种对比更加凸显。王亚梅在杨国华找陶书记谈话之前见了杨国华，热情地谈起了梁生宝婚事的情况，而且了解得很详细，还故意去看了刘淑良，这种特别的关心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眼光，而是“完全是从革命工作出发”，这是王亚梅了解基层工作、了解基层干部的体现；
而后进来的陶书记却只愿“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掌握全部’”，脱离基层、脱离实际、偏听偏信，用原则制约着具体问题的解决。作为生活在陶书记身边的人，王亚梅看似不经意的出现和家常式的谈话却更加衬托出陶书记的脱离群众的思想，这种衬托远比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的衬托对比更鲜明突出。
至此，这个女性出场的使命也越来越清晰，身上闪耀着光芒，她并不是随意出现的普通干部，而是作为女性干部出现，她身上有着女性特有的理解、耐心和聪慧，她虽为陪衬，却总是在关键时刻传达出正确的思想，用一位女性来担当这样的角色，这是柳青对女性充分的肯定。女性形象的书写，为《创业史》增添了主题的张力
参考资料：创业史--百度百科
《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
《创业史》，是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最早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这部巨著蕴藏着作者柳青14年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共分四部，作者生前仅完成了两部。
（作家柳青）
其中人物有梁生宝为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
《创业史》，是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最早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这部巨著蕴藏着作者柳青14年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共分四部，作者生前仅完成了两部。
（作家柳青）
其中人物有梁生宝为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
《创业史》，是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最早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这部巨著蕴藏着作者柳青14年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共分四部，作者生前仅完成了两部。

（作家柳青）
其中人物有梁生宝为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陆思吟运动的一块绊脚石。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