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它实际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李贽反对以儒家经典规范现实社会与人生，袁宏道等反对以前代的文学典拍嫌范约制当代的文学创作，而提倡一种具有时代性、个人性、真实性，能够表现内在生活情感与欲望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对旧的精神传统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公安派的理论也存在显著的局限和前后矛盾。从人生态度来说，袁宏道等人并不具有李贽那样公然以“异端”自居的反叛精神，他们对于守旧的政治与社会势力既抱有强烈的厌憎，又抱有很大的畏惧。还在李贽遭迫害前几年，袁宏道就已感觉他的见解“尚欠稳实”——实即太过偏激(见袁中道为他写的行状)，并忧念“今时作官，遭横口横事者甚多”(《答黄无净祠部》)。至李贽死后，他们以之汪清为戒的畏祸之心更重(见袁中道《李温陵传》、陶望龄《辛丑人都寄君爽弟书》等)。所以公安派的文学理论虽以个性解放的精神为底蕴，但“独抒性灵”必然会遭到的个人与群体的正面抗争，则是他们较少涉及的。袁宏道解释“性灵”文学所提及的实例，大多具有虽有违于传统文化精神却并不直接与社会激烈冲突的特点。从前后变化来说，袁宏困贺前道早期诗论，对“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风格很表赞赏(《叙小修诗》)，后来却提出：“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叙氏》公安派为了强调“独抒性灵”，打破模拟的风气，有些观点虽有矫枉过正的意义，但其偏激的一面(如袁宏道认为袁中道的诗疵处比佳处可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隐患。特别是讲究形式的诗歌，容易因此而流于率易。钱谦益一方面肯定“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同时也指出其影响的消极面：“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列朝诗集小传》)撇开其立论的基点不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