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7、18世纪西班牙美术的“黄金时期”有哪三大代表人物？

Answer 1

进入17世纪，昔日的西班牙大帝国日益衰弱，逐渐降为二等国，正像马克思所说：“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激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凶焰中消失了。”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西班牙的美术人才辈出，在17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西班牙艺术的繁荣主要有3个条件：一是西班牙文学对美术的有力影响，二是西班牙地方画派中现实主义力量的存在和发展，三是意大利卡拉瓦乔主义艺术的影响。16世纪下半期，西班牙的文学先于美术开始了繁荣时期，这时最伟大的文学代表是塞万提斯和大戏剧家维加。维加就曾经说过，艺术要表现时代，应该把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反映出来。塞万提斯和维加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作品启发后人去观察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爱好和思想，并在作品中力求表现出民族精神。西班牙艺术中的波德格涅斯（Bodegones）风格就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发展起来的。西班牙“黄金时期”艺术的特点，除了上面已经指出的以外，还有就是在肖像画中，特别在一些底层人民的肖像画中，画家笔下的人物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一坚定、冷峻、尊严和刚毅的力量，这在别国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这种力量和气质的形成无疑与长达近800年反抗摩尔人的斗争有关。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特点，西班牙的肖像画才能在世界的艺坛上独树一帜，并具有永恒的意义。西班牙美术的“黄金时期”有3大代表人物，他们是里韦拉、苏巴兰和委拉斯贵支。

一、里韦拉与苏巴兰

荷西·德·里韦拉（J．de Ribera，1591—1652）出生于瓦伦西亚，早年随父去意大利，后长期定居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早期在艺术上曾受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人的影响，卡拉瓦乔的艺术对他的影响尤为直接与明显。从1616年起，他成为那不勒斯总督的宫廷画家。在他早期的《圣巴多罗买的殉教》（1630）一画中，我们看到，画家热情地歌颂了理想中的英雄，虽然画的是殉教，但很少有宗教气息。画面上的人物好像是那不勒斯的渔民，他们显得十分繁忙，好像正准备扬帆出海。把宗教题材世俗化正是卡拉瓦乔主义艺术的一大特色，这件作品正是如此。《圣伊涅萨》（1641）也是他的一件代表作品，题材取自于宗教传说，描绘了一位14岁的少女与异教徒作斗争的情景，表现她在强暴压力下，宁受脱衣之辱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那坚强不屈的形象如同一座纪念碑令人肃然起敬。除宗教题材画以外，他还创作了一系列的肖像画，这些肖像作品更加鲜明地表现了画家朴素、先进的美学思想，表明美和智慧来自于下层人民。他的《笑着的德漠克里特》（163）、《第欧根尼》（163）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些画虽然以古代哲学家命名，但是画上的人物完全是照着西班牙的流浪汉、农民的形象画出来的。他们的形象呈现出一种真实、自然、粗犷、豪放的特色，这种富有农民气质的肖像画，在以前是很少见的。他的《跛足者》（1642）同样是一幅很不错的肖像画。画面上这个跛着足的孩子，脸上泛着淡淡的笑容，在笑容后面似乎隐藏着悲伤、寂寞和孤独，他的手上拿着一块小纸头，上面写着：“可怜，可怜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人物身后的风景十分宁静、美丽，充满大气和阳光，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里韦拉的代表作还有《雅各之梦》（1639）、《圣安德烈》（1635）、《抹大拉·玛利亚》（1644—1647）、《圣杰罗姆》（1626）、《盲雕刻家》（1632）等。1648年，里韦拉的艺术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马萨尼埃诺领导的人民起义失败，统治阶级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他辞去宫廷中的职务，隐居在那不勒斯的郊外。两年代后，他才又重新拿起画笔，晚期的作品有《牧人来拜》（1650）等。里韦拉活着的时候常受一些学院派画家的攻击，有人指责他的画风粗俗不雅，把他叫他“强盗”和“凶手”。其实，里韦拉的伟大之处正是在这里，他和卡拉瓦乔一样是一位把社会的真实生活毫不粉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画家。

17世纪上半期另一个重要的画派是塞维利亚画派，法·苏巴兰就是这一画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法·德·苏巴兰（F．de ZurbarAn，1598—1664，又译苏尔瓦兰或苏巴朗）早年曾从一位染木雕的工匠学习艺术，后来，老埃连拉和巴切柯在艺术上给了他不少的影响。他和里贝拉不同，里贝拉的艺术目光对准下层，气质上比较粗犷；而他是个修士，一生过着隐士的生活，他的艺术主要描绘寂静的僧侣世界。苏巴兰在早期画了一些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画，这些作品有着生活的情趣。30年代后，他的艺术更加成熟，1636年创作的一幅《圣劳伦斯的殉教》甚为出色。画面上描绘了殉教的情节，圣徒正在走向火刑架，这个中年男子显得十分平静、安详，好像正在与大地告别。苏巴兰笔下的圣徒与常人无异，丝毫没有宗教的气息，这个殉教者好像是他身边的一个修士那样真实可信，表情朴实自然。画面的背景也是西班牙的真实风景，丝毫没有臆造或理想化的成分，苏巴兰的艺术总是在平凡中含有诗意，从来没有人为的戏剧气氛。他画的《墓室中的圣方济格》（约1640）、《教堂餐桌上圣雨果的奇迹》（约1633）也都是这样的作品。这类宗教题材画，最大特点就是缺乏宗教气息，也不带有神秘色彩。他也画过几幅女圣徒的肖像，其中最为出色的如《圣马格丽达》（1634—1635）、《圣卡赛里达》（约1638—1642）。在这两幅画中，女圣徒的形象宛如常人，她们就像是塞维利亚社会中的贵妇，衣着华丽，打扮人时，好像还步履匆匆地从人们的面前走过，让人很难把她们和宗教联系起来。他晚年的一幅《圣母童年》（约1660）同样是一件充满生活情趣的作品，坐在小板凳上的小圣母是照着他的小女儿画成的。苏巴兰还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肖像画，《依·别列斯肖像》（1629—1633）就是肖像画中的一幅代表作。画面上的人物依·别列斯是画家的朋友，他是个修士和诗人。这个中年人有着一张很有个性特色的脸，从脸部的表情来看，他好像处在一种自我抑制的感情之中，宽大的僧袍难以掩盖他内心复杂的思绪和感情。把这幅肖像画和画家创作的另一幅肖像画《萨拉曼卡大学法学博士像》（约1635）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描绘的是一个有着自由内心的知识分子，他身着红色的长袍，显得十分自由洒脱。苏巴兰还是一位著名的静物画家。他的静物画不同于小荷兰画派的静物，他的作品反映的是宁静而朴素的僧侣生活，没有荷兰作品中的那种豪华气。在《有桔子和柠檬的静物》（1633）中，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寂静的僧房，窗明几净，一束阳光柔和地落在桌子上，照亮了桌上的器皿和水果，这些水果发出诱人的色彩。这幅画表现了一种宁静的美和生活的美。苏巴兰由于生活面不广，从而影响了他更广泛地接触和表现社会。50年代后，他的创作开始出现了一些衰退现象。他晚期的作品日益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作于60年代的《碟刑》就是一件宗教色彩比较浓的画。但是从总体上看，苏巴兰的画并不是宗教的，而是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他的代表作还有《圣彼得受难》（1629）、（圣拿连斯柯幻觉中的耶路撒冷》、（牧人来拜》（163）、《无垢受胎》（1661）等。

二、真理画家委拉斯贵支

西班牙17世纪最著名的绘画大师是委拉斯贵支（D．R．D．S．Velhouez，1599—1660），他出身于塞维利亚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在17世纪，塞维利亚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个传播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心。在委拉斯贵支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进了当地的老埃连拉画室学画，后又转人当时著名画家和理论家巴切柯门下继续学习。促使委拉斯贵文艺术成熟的更主要的因素是塞维利亚的下层生活。当时，在塞维利亚城流行着一种“波德格涅斯”的风格（即西班牙的卡拉瓦乔主义），波德格涅斯这一名词含有小酒店和小饭馆之意，由于一些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瞧不起描绘下层人民生活的风俗画，于是他们以嘲弄的口吻把这类作品通称为“波德格涅斯”的绘画。《卖水的人》（约1619）是画家早期的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表明了他对人物性格的努力探索，画中执杯酣饮者，显然是塞维利亚街头的普通人民。

这个时期委拉斯贵支创作的风俗画还有《早餐》、《音乐师》。《女混血儿》、《煮蛋的老妇人》等作品。

1623年，他来到了马德里。进入宫廷不久，他就给年轻的腓力四世画了一幅骑马像。据记载，腓力四世看了这幅画后，非常高兴，并下令今后只有委拉斯贵支才有资格给他画像，并任命他为宫廷画家。在马德里创作的早期，他创作的《酒神巴库斯》（1621—1628，又名《醉汉们》）是一幅颇有新意，具有鲜明乡土风格的作品。在这幅画中除了酒神的形象有些美化外，其余的流浪汉形象都描绘得极为真实动人。《火神的锻铁场》（1630）是画家在意大利居留期间完成的一件出色作品。这幅画的人物比《酒神巴库斯》又前进了一步，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和自然。1629年，他第一次去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特别是提香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31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作品的色彩变得更加明亮，这种新的色彩，我们可以在《布列达的投降》（1634—1635）一画中看到。

从意大利回来之后，他的肖像画技巧也更加成熟。30—40年代的肖像画基本上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宫廷肖像，其次是亲友的肖像，第三类是表现下层人民的肖像。在第一类作品中他创作的宫廷及上层人物的肖像有《拉弗拉格》（约1644）、《腓力四世骑马像》、《奥里瓦留斯骑马像》（1634）。《巴塔萨·卡洛斯王于骑马像》（约1635）以及一些宫廷狩猎者的肖像。他画这些上层人物的肖像，最大的特点是：从不粉饰和美化。他不会阿谀奉承，因此他被叫作真理的画家。委拉斯贵支描绘亲友的肖像虽然不多，但是这些作品与宫廷肖像全然不同，画得很自由流畅，显得真实亲切，如《马·蒙塔涅斯像（1636）、《拿扇子的妇人》（1648）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在委拉斯贵支的肖像画中，最有特点也是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表现下层人民肖像的作品，这些画有力地证明了波德格涅斯风格在委拉斯贵支创作中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时期人物的形象更加多样化。人物的心理刻画趋于深刻和复杂化。这些下层人物的肖像，不仅是真实的、生动的，而且具有社会和时代的特色，有时还包含有对社会批判的意味，大约在40年代创作的《伊索》、《默尼普》都是这样的作品。在1633—1648年间，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一组宫廷丑角和儒儒的作品，其中有《埃里·波波·德里·科林》（《卡拉巴扎斯肖像》）（约1647）和《唐·塞巴斯提安·德·摩拉》（约1645）等。画家在这些作品中主要强调的不是他们生理上的缺陷，而是他们的悲惨命运。1649年，委拉斯贵支第二次去意大利，在那里他完成了另一幅著名的肖像作品《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1650）。在这幅肖像中，画家既表现了这个人凶狠。狡猾的一面，又表现了这个76岁老头子精神虚弱的一面。画面上，火热的红色调子表现了特有的宗教的庄严气氛，白色的法衣和红色的披肩形成了诱人的色调的对比，笔触显得十分自由，表现了艺术家的高超技巧。当这幅肖像送给教皇时，教皇惊讶而又不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分像了。”倭拉斯贵支晚年最主要的作品之一是《纺织女工》（1657），这幅画描绘了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物：一边是正在悠闲地欣赏壁毯的宫中贵妇；一边是马德里皇家织造厂繁忙而疲惫的女工，他做这样的对比很可能和他当时不满的心情有关。他在这幅画里满怀激情地为纺织女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在晚期，除《纺织女工》外，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镜前的维纳斯》（约1650）《宫娥》（1656）、《玛格丽特公主肖像》等作品。

画家于1660年从法国回来后不久，身染重病，于同年8月7日逝世于马德里。

纵观委拉斯贵支的一生，他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平凡的是他一生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伟大的是指他的艺术，他和卡拉瓦乔、伦勃朗一样创作了不少不同凡响的作品，拓宽了17世纪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他的艺术具有民主、民族和批判的色彩。他虽然身为宫廷画家，但又不为宫廷所约束，他有一颗艺术家自由的内心。

委拉斯贵支的学生不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弟子有马索（J．B．delMazo，约1612—1667）和帕雷哈（J．de Pareda，1616—1679）等人。马索是委拉斯贵支的学生和女婿，擅长作肖像画，代表作有《画家的一家》、《王后马丽安娜肖像》等。帕雷哈是委拉斯贵支的助手和随从，亦擅长画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