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代表人物及艺术特色是什么?
2019-02-01 · 致力于图书出版、影视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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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时,法国绘画在造型艺术中取得了压倒一切的地位。科学的飞速进步使人们既渴望发明和创新,又不断地产生厌倦,这就造成欣赏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并形成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的繁荣局面。
随着大革命的到来,艺术倾向从表现女性的肉感变为宣扬视死如归的坚强。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以历史上的罗马作为借鉴,本是再自然不过的;庞贝城的出土更激起对古典艺术崇拜的狂热;而大卫(J.L.David,1748—1825)连续展出三幅歌颂古代英雄的力作《荷加斯兄弟的宣誓》、《苏格拉底之死》、《布鲁图斯》,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大卫笔下,不论是手执利刃的战士,还是技布于肩的哲人,无不刚毅坚强,勇于牺牲。其中,为维护共和而处决了两个儿子的布鲁图斯在阴影中黯淡神伤的形象尤其令人荡气回肠。不过,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大卫,并不满足于古代的理想美。《网球馆的宣誓》所描绘的就是该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一自称占全国人口96%的第三等级代表宣布不制订宪法绝不罢休。《马拉之死》更以严谨的写实手法表现刚刚发生的悲剧,作者对遇刺战友的崇敬通过刚劲的用笔溢于画外。至于《加冕式》所歌颂的拿破仑到底是革命英雄还是反革命暴君,在法国尚无定论,但这幅巨画为该段历史留下真实写照这一点却是没有异议的。为了达到逼真,大卫把画中许多人请去作过模特儿,对于满是刺绣和金饰的服装,画家也作了一丝不苟的描绘。骄横一世的拿破仑,毕恭毕敬的约瑟芬,遭到胁迫而无可奈何的教皇,以及如此宏大场面中的每个角色,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外国使节和将军,都鲜明生动,决无雷同。大卫的肖像画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蕾卡米埃夫人赤足侧卧在罗马式榻上,既高雅庄重,又婉约自然。恰到好处的虚实对比,爽利的用笔,简洁的艺术处理使它在绘画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大卫晚年对革命阵营内的自相残杀痛心疾首,创作了《萨宾女人》,表现被劫掠后与罗马人结婚生子的妇女勇敢地冲人战阵,以血肉之躯隔开如林剑戟,使自己的丈夫和父兄化干戈为玉帛的场面。1813年拿破仑大败,大卫又完成了中断10年之久的旧作《利奥尼塔斯》。英勇的斯巴达王率百名战士为掩护全军撤退,在作死守山谷的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地告别亲人,以壮烈牺牲为无上荣光,应该说画家的隐喻是十分明显的。尽管路易十八买下了这两幅大画,流亡布鲁塞尔的画家仍拒绝作任何妥协,终于在异国他乡去世。
大卫的杰出弟子有热拉尔、维涅·勒布仑夫人、吉洛德、格罗。安格尔。
热拉尔手法细腻,长于用微妙色调表现人体。《丘比特与普赛克》绘出神与人爱情的甜美。《蕾卡米埃夫人像》虽完整工细,却比老师略逊一筹。《画家依萨贝与其女》是他肖像画中最精彩的一幅,画家抓住人物携犬出门的一瞬,突破了一般肖像画的呆板格局。
维涅·勒布仑夫人是专为王后写像的画家,但她流芳千古的作品却是画自己和女儿亲切拥抱的两幅《母女图》,母亲特有的温柔慈爱自然是它们感人至深的原因。
吉洛德是继大卫之后新古典主义众望所归的领袖,但其画却不乏浪漫主义气息。《安底米翁的睡眠》描绘爱神使牧羊美少年终日沉浸在梦境之中,神与人在垂直、水平方向上的动态、迷人的逆光效果都属极为成功的创造。《大洪水》更荣获了拿破仑10年绘画奖。如果说该画中死神的凶恶,妻离子散者的绝望挣扎已实在无法归人古典主义范畴,那么,取材于夏多勃里昂名剧的《阿塔拉之死》,则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典型浪漫派了。
被誉为质朴幽雅典范的普吕东(Prud’hon,1758—1823)成名很晚,他50岁所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终使最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无可比拟的大师,而唯一的指责是说他把凶手画得太可憎了。《劫走普赛克》把人体美画得有如上界笙歌,爱神拥着沉睡的少女,在天空中邀游飞升,可谓温柔高雅之极。遗憾的是画家当年为臻于完美而大量用油和薄施透明色,以致刚画完时灿烂辉煌的颜色今日已灰暗得难以想象昔日华美。不过,《约瑟芬在马尔梅松》尽管也严重变黑,但人物略带忧伤的娴雅和微妙,以及优美的造型,仍然足以颉颉画家一生敬仰的达·芬奇。
格罗(Gros,1771—1835)的《雅法城的黑疫病人》以闷热的清真寺为背景,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瘟疫使法军损失惨重,可格罗却不忘歌颂皇帝的大智大勇。拿破仑不仅亲临死神横行之处,而且用手去触摸患者的肌肤。病人的悲痛、绝望、麻木令人不禁产生恐怖和同情。《埃罗战役》中的拿破仑由众将簇拥,巡视双方死伤数万人的战场,硝烟尚未散尽,遍地狼藉的武器,东倒西歪的尸体,燃烧的村庄,滩滩的血迹,都告诉人们战斗的规模与残酷程度。雪地上的俄国、法国、立陶宛、哥萨克兵组成没有确切形状的人堆,但每一局部又都可称为完整的画面,连持论最严的大卫都承认在历史画方面,格罗没有可以竞争的对手。
大卫的另一个学生是安格尔(Ingres,1780—1867),他的艺术典雅精美。《瓦平松浴女》华妙庄严,曲线和形有如音乐中的节奏与韵律,奏出完美的和声。安格尔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夸张。《大宫女》通过拉长人体、加强线条流动感和近似平涂的笔法,创造出接近东方美的新趣味。《泉》、《土耳其浴室》即富有音乐感的无数圆的配合使我们体会到他的格言:“在一切形中,最美的是圆形。”安格尔自始至终地追求着理想化的美、使用具有生命的线,留下卓绝千古的素描《斯特马蒂一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他的油画肖像也是略施明暗,主要靠高超的亮部造型,突出人物的个性。《利维耶尔小姐》、《欧松维尔子爵夫人》、《贝尔丹先生》都坚实洗练,代表其天才的顶峰。
谈到新古典主义,我们不能忽略雷诺尔的学生盖兰(Guerin,1774—1833),这不仅因为他为卢浮宫留下6幅杰作,而且因为浪漫主义名家借里柯、德拉克洛瓦、施菲、高尼埃等均出自他的门下。《塞克斯图斯归来》把潜回罗马的政治家悲愤到几乎失常的精神状态描绘得惨不忍睹。《克莉腾纳丝刺杀阿林门农》则以笼罩着凶光的红色帷幕使行刺前的气氛惊心动魄。
随着大革命的到来,艺术倾向从表现女性的肉感变为宣扬视死如归的坚强。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以历史上的罗马作为借鉴,本是再自然不过的;庞贝城的出土更激起对古典艺术崇拜的狂热;而大卫(J.L.David,1748—1825)连续展出三幅歌颂古代英雄的力作《荷加斯兄弟的宣誓》、《苏格拉底之死》、《布鲁图斯》,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大卫笔下,不论是手执利刃的战士,还是技布于肩的哲人,无不刚毅坚强,勇于牺牲。其中,为维护共和而处决了两个儿子的布鲁图斯在阴影中黯淡神伤的形象尤其令人荡气回肠。不过,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大卫,并不满足于古代的理想美。《网球馆的宣誓》所描绘的就是该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一自称占全国人口96%的第三等级代表宣布不制订宪法绝不罢休。《马拉之死》更以严谨的写实手法表现刚刚发生的悲剧,作者对遇刺战友的崇敬通过刚劲的用笔溢于画外。至于《加冕式》所歌颂的拿破仑到底是革命英雄还是反革命暴君,在法国尚无定论,但这幅巨画为该段历史留下真实写照这一点却是没有异议的。为了达到逼真,大卫把画中许多人请去作过模特儿,对于满是刺绣和金饰的服装,画家也作了一丝不苟的描绘。骄横一世的拿破仑,毕恭毕敬的约瑟芬,遭到胁迫而无可奈何的教皇,以及如此宏大场面中的每个角色,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外国使节和将军,都鲜明生动,决无雷同。大卫的肖像画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蕾卡米埃夫人赤足侧卧在罗马式榻上,既高雅庄重,又婉约自然。恰到好处的虚实对比,爽利的用笔,简洁的艺术处理使它在绘画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大卫晚年对革命阵营内的自相残杀痛心疾首,创作了《萨宾女人》,表现被劫掠后与罗马人结婚生子的妇女勇敢地冲人战阵,以血肉之躯隔开如林剑戟,使自己的丈夫和父兄化干戈为玉帛的场面。1813年拿破仑大败,大卫又完成了中断10年之久的旧作《利奥尼塔斯》。英勇的斯巴达王率百名战士为掩护全军撤退,在作死守山谷的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地告别亲人,以壮烈牺牲为无上荣光,应该说画家的隐喻是十分明显的。尽管路易十八买下了这两幅大画,流亡布鲁塞尔的画家仍拒绝作任何妥协,终于在异国他乡去世。
大卫的杰出弟子有热拉尔、维涅·勒布仑夫人、吉洛德、格罗。安格尔。
热拉尔手法细腻,长于用微妙色调表现人体。《丘比特与普赛克》绘出神与人爱情的甜美。《蕾卡米埃夫人像》虽完整工细,却比老师略逊一筹。《画家依萨贝与其女》是他肖像画中最精彩的一幅,画家抓住人物携犬出门的一瞬,突破了一般肖像画的呆板格局。
维涅·勒布仑夫人是专为王后写像的画家,但她流芳千古的作品却是画自己和女儿亲切拥抱的两幅《母女图》,母亲特有的温柔慈爱自然是它们感人至深的原因。
吉洛德是继大卫之后新古典主义众望所归的领袖,但其画却不乏浪漫主义气息。《安底米翁的睡眠》描绘爱神使牧羊美少年终日沉浸在梦境之中,神与人在垂直、水平方向上的动态、迷人的逆光效果都属极为成功的创造。《大洪水》更荣获了拿破仑10年绘画奖。如果说该画中死神的凶恶,妻离子散者的绝望挣扎已实在无法归人古典主义范畴,那么,取材于夏多勃里昂名剧的《阿塔拉之死》,则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典型浪漫派了。
被誉为质朴幽雅典范的普吕东(Prud’hon,1758—1823)成名很晚,他50岁所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终使最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无可比拟的大师,而唯一的指责是说他把凶手画得太可憎了。《劫走普赛克》把人体美画得有如上界笙歌,爱神拥着沉睡的少女,在天空中邀游飞升,可谓温柔高雅之极。遗憾的是画家当年为臻于完美而大量用油和薄施透明色,以致刚画完时灿烂辉煌的颜色今日已灰暗得难以想象昔日华美。不过,《约瑟芬在马尔梅松》尽管也严重变黑,但人物略带忧伤的娴雅和微妙,以及优美的造型,仍然足以颉颉画家一生敬仰的达·芬奇。
格罗(Gros,1771—1835)的《雅法城的黑疫病人》以闷热的清真寺为背景,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瘟疫使法军损失惨重,可格罗却不忘歌颂皇帝的大智大勇。拿破仑不仅亲临死神横行之处,而且用手去触摸患者的肌肤。病人的悲痛、绝望、麻木令人不禁产生恐怖和同情。《埃罗战役》中的拿破仑由众将簇拥,巡视双方死伤数万人的战场,硝烟尚未散尽,遍地狼藉的武器,东倒西歪的尸体,燃烧的村庄,滩滩的血迹,都告诉人们战斗的规模与残酷程度。雪地上的俄国、法国、立陶宛、哥萨克兵组成没有确切形状的人堆,但每一局部又都可称为完整的画面,连持论最严的大卫都承认在历史画方面,格罗没有可以竞争的对手。
大卫的另一个学生是安格尔(Ingres,1780—1867),他的艺术典雅精美。《瓦平松浴女》华妙庄严,曲线和形有如音乐中的节奏与韵律,奏出完美的和声。安格尔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夸张。《大宫女》通过拉长人体、加强线条流动感和近似平涂的笔法,创造出接近东方美的新趣味。《泉》、《土耳其浴室》即富有音乐感的无数圆的配合使我们体会到他的格言:“在一切形中,最美的是圆形。”安格尔自始至终地追求着理想化的美、使用具有生命的线,留下卓绝千古的素描《斯特马蒂一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他的油画肖像也是略施明暗,主要靠高超的亮部造型,突出人物的个性。《利维耶尔小姐》、《欧松维尔子爵夫人》、《贝尔丹先生》都坚实洗练,代表其天才的顶峰。
谈到新古典主义,我们不能忽略雷诺尔的学生盖兰(Guerin,1774—1833),这不仅因为他为卢浮宫留下6幅杰作,而且因为浪漫主义名家借里柯、德拉克洛瓦、施菲、高尼埃等均出自他的门下。《塞克斯图斯归来》把潜回罗马的政治家悲愤到几乎失常的精神状态描绘得惨不忍睹。《克莉腾纳丝刺杀阿林门农》则以笼罩着凶光的红色帷幕使行刺前的气氛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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