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问题中我们得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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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谈到的各式各样本体论和一堆支持或反对它们的论证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就我个人而言,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让我相信极端二元论,相反,不相信它的理由倒有很多。在我看来,认为存在两种本体,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这种观点几乎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如果有的话也很少)。而且这种观点产生的哲学问题如此之多,以至掩盖了这个理论的优点。
唯物主义又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唯物主义必定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构成我们所占据的宇宙一角的质料与宇宙其他部分的“质料”是一样的,这必定是正确的。在科学史上,这意味着:宇宙显然是由亚原子微粒构成的,而亚原子是由能量束或能量量子构成的。但这对于唯物主义为真的意义并不大,因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我们普通人通过描述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思想、行动、希望、恐惧、怀疑来解释人类活动,而我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指望按照分子、原子、电子以及能量量子来给出更为精确的方式解释人类活动。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所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坚持认为用物质来描述世界是一种完整的描述,认为任何精确的现象都必然是物质事实的结果,它们“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依赖于”物质事实。在我看来,没有哪个追求同一性的理论家已经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来反对我们直观认为这是事实的观点。
唯物主义似乎不仅不能说明“精神事实”,它甚至不能解决“制度事实”。考虑以下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比尔看到了玛丽。”将来是否会出现一种纯粹的物理性描述,即按照物理的、化学的定律和实体描述,以合乎逻辑地代替“比尔看到了玛丽”这种表述?我不能确定那样的描述会是怎样的,但我认为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还说得过去,因此对这种情况我们会承认唯物主义取得了胜利。
第二个例子是:“比尔爱玛丽。”世界将来是否会出现纯粹的物理性描述,即按照物理的、化学的定律和实体描述,以合乎逻辑地代替“比尔爱玛丽”这种表述?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有某种大脑扫描仪或者组织检查、血液检测来明确地回答“比尔爱玛丽”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但是由于之前我在报纸上引用的一篇有关神经学研究的文章,我也同意把这种可能性赋予唯物主义者。
第三个例子是:“比尔和玛丽结婚了。”我们还期望用一种纯粹的物质性描述来代替这种说法吗?我认为不能。没有哪种大脑扫描仪、组织检查或者血液检测能够判断“比尔和玛丽结婚了”是真还是假。原因很简单,结婚根本不是一种物质状态,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状态或精神状态。结婚是一种法律状态,是一种社会状态。如果比尔是一个未婚的适婚男性,他和玛丽这位未婚的适婚女性并肩站在被指派来的牧师面前。如果他们对牧师提出的问题都回答“我愿意”,他们就结婚了。没有哪种大脑扫描仪、组织检查或者血液检测或尿液检测能够决定或驳斥这个事实。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正确的,即比尔和玛丽的所有分子都必须处在某种状态下才能结婚。唯物主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是真的,但这个意义无足轻重。
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关于人类习俗的科学,没有理由期待分子会取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习俗的描述,从而取代我们谈论这些习俗的日常话语。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于接受了斯马特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事情都能够用物理学来解释”。为什么任何事情都要用物理学来解释呢?例如,为什么委拉斯开兹的画《布列达的投降》的历史意义以及美学特征要用物理学来解释呢?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生活形式多种多样,认为必定有一种形式来解释所有的形式,这是一种哲学错误。
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地方,我已在所有意义上抛弃了二元论和唯物主义,在这点上我似乎在为赖尔的一元论做宣传,在某些方面我也确实如此。我发现,日常语言、哲学、文学以及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范畴的自由结合足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自己作为存在论者,情况会是怎么样呢?记得几个大问题吗:什么是实在,什么是表象?是否有一种理论能够区分实在与表象,同时又能解释存在的每个事物,或者实在和表象的区分是依语境而定的、临时制定的、非正式的区分?关于这一点,就我们的智力发展阶段而言,我认为实在与表象的区分是无效的,这似乎是正确的。但是这种选择对本体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实在论不存在吗?或许不存在。我们上次谈到奥斯汀的时候,他开始丢弃了他的感觉材料的想法,而用以下方式来谈论“真实”这个词:
[“真实”这个词是]非常独特的,它的独特性在于:不同于“黄色”、“马”或者“行走”这些词,它没有一个单一的、可以明确指明的、始终保持一贯的意义。(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看透了这一点),同时它也没有许多不同的意义。
……
“一只真实的鸭子”这一表述与简单说“一只鸭子”的唯一区别在于,它是被用来排除“真实的鸭子”之外的各种情况,如仿造的鸭子、玩具鸭、鸭子的图片或诱饵鸭等等。而且,我不知道如何断言它是一只真实的鸭子,除非我知道在特定的场合下说话者在心里排除的是哪些情况。
……
很显然,我们无法制定一般的标准来区分真实的与不真实的。这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即在具体情况下,真实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奥斯汀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实在”这类东西,因而也就没有“研究真实性”的研究。这会是什么情形呢?这是否意味着中心并非保持不变,而我们作为本体论者的唯一功能就是传授令人困惑的真理呢?不。我们依旧可以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和科学的)进行哲学审视,并试图搞清各种生活方式是如何保持一致的,如果事实上它们保持一致的话。在这些领域,我们必须对他们宣称的新的突破、新的范式转换保持警惕。因为科学、艺术或政治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可能要求我们改变认识世界的“日常”方式,以及改变我们哲学的内容。因此,正如大多数哲学任务一样,本体论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
唯物主义又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唯物主义必定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构成我们所占据的宇宙一角的质料与宇宙其他部分的“质料”是一样的,这必定是正确的。在科学史上,这意味着:宇宙显然是由亚原子微粒构成的,而亚原子是由能量束或能量量子构成的。但这对于唯物主义为真的意义并不大,因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我们普通人通过描述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思想、行动、希望、恐惧、怀疑来解释人类活动,而我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指望按照分子、原子、电子以及能量量子来给出更为精确的方式解释人类活动。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所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坚持认为用物质来描述世界是一种完整的描述,认为任何精确的现象都必然是物质事实的结果,它们“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依赖于”物质事实。在我看来,没有哪个追求同一性的理论家已经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来反对我们直观认为这是事实的观点。
唯物主义似乎不仅不能说明“精神事实”,它甚至不能解决“制度事实”。考虑以下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比尔看到了玛丽。”将来是否会出现一种纯粹的物理性描述,即按照物理的、化学的定律和实体描述,以合乎逻辑地代替“比尔看到了玛丽”这种表述?我不能确定那样的描述会是怎样的,但我认为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还说得过去,因此对这种情况我们会承认唯物主义取得了胜利。
第二个例子是:“比尔爱玛丽。”世界将来是否会出现纯粹的物理性描述,即按照物理的、化学的定律和实体描述,以合乎逻辑地代替“比尔爱玛丽”这种表述?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有某种大脑扫描仪或者组织检查、血液检测来明确地回答“比尔爱玛丽”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但是由于之前我在报纸上引用的一篇有关神经学研究的文章,我也同意把这种可能性赋予唯物主义者。
第三个例子是:“比尔和玛丽结婚了。”我们还期望用一种纯粹的物质性描述来代替这种说法吗?我认为不能。没有哪种大脑扫描仪、组织检查或者血液检测能够判断“比尔和玛丽结婚了”是真还是假。原因很简单,结婚根本不是一种物质状态,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状态或精神状态。结婚是一种法律状态,是一种社会状态。如果比尔是一个未婚的适婚男性,他和玛丽这位未婚的适婚女性并肩站在被指派来的牧师面前。如果他们对牧师提出的问题都回答“我愿意”,他们就结婚了。没有哪种大脑扫描仪、组织检查或者血液检测或尿液检测能够决定或驳斥这个事实。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正确的,即比尔和玛丽的所有分子都必须处在某种状态下才能结婚。唯物主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是真的,但这个意义无足轻重。
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关于人类习俗的科学,没有理由期待分子会取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习俗的描述,从而取代我们谈论这些习俗的日常话语。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于接受了斯马特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事情都能够用物理学来解释”。为什么任何事情都要用物理学来解释呢?例如,为什么委拉斯开兹的画《布列达的投降》的历史意义以及美学特征要用物理学来解释呢?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生活形式多种多样,认为必定有一种形式来解释所有的形式,这是一种哲学错误。
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地方,我已在所有意义上抛弃了二元论和唯物主义,在这点上我似乎在为赖尔的一元论做宣传,在某些方面我也确实如此。我发现,日常语言、哲学、文学以及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范畴的自由结合足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自己作为存在论者,情况会是怎么样呢?记得几个大问题吗:什么是实在,什么是表象?是否有一种理论能够区分实在与表象,同时又能解释存在的每个事物,或者实在和表象的区分是依语境而定的、临时制定的、非正式的区分?关于这一点,就我们的智力发展阶段而言,我认为实在与表象的区分是无效的,这似乎是正确的。但是这种选择对本体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实在论不存在吗?或许不存在。我们上次谈到奥斯汀的时候,他开始丢弃了他的感觉材料的想法,而用以下方式来谈论“真实”这个词:
[“真实”这个词是]非常独特的,它的独特性在于:不同于“黄色”、“马”或者“行走”这些词,它没有一个单一的、可以明确指明的、始终保持一贯的意义。(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看透了这一点),同时它也没有许多不同的意义。
……
“一只真实的鸭子”这一表述与简单说“一只鸭子”的唯一区别在于,它是被用来排除“真实的鸭子”之外的各种情况,如仿造的鸭子、玩具鸭、鸭子的图片或诱饵鸭等等。而且,我不知道如何断言它是一只真实的鸭子,除非我知道在特定的场合下说话者在心里排除的是哪些情况。
……
很显然,我们无法制定一般的标准来区分真实的与不真实的。这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即在具体情况下,真实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奥斯汀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实在”这类东西,因而也就没有“研究真实性”的研究。这会是什么情形呢?这是否意味着中心并非保持不变,而我们作为本体论者的唯一功能就是传授令人困惑的真理呢?不。我们依旧可以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和科学的)进行哲学审视,并试图搞清各种生活方式是如何保持一致的,如果事实上它们保持一致的话。在这些领域,我们必须对他们宣称的新的突破、新的范式转换保持警惕。因为科学、艺术或政治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可能要求我们改变认识世界的“日常”方式,以及改变我们哲学的内容。因此,正如大多数哲学任务一样,本体论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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