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Answer 1

据历史记载，应该是秦朝就有陆陆续续的佛教法师进入中国。
不过公认的正规的时间，根据《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这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当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就是“白马驮经”的故事。
应该说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8年。

洛阳白马寺和当年驮经的白马雕像

Answer 2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
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驮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
《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公元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公元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
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
延伸：
1. 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
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2. 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
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
3. 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
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
4. 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
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
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Answer 3

《周书异记》中载，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国王曾感知到佛陀出世的异相，这种说法在唐僧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中曾引用，而法琳此书又被收入《广弘明集》传世，因而在佛教界内影响很大。但《周书异记》是一部伪书，大致成书于南北朝时期。
3.孔子时期传入说
《列子·仲尼第四》中说到，孔子就已经深知西方的佛为大圣，能“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孔子是春秋末年人，生活的年限大致是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而佛教开始向外传播的年代是阿育王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远远晚于孔子生活的时代。然这一说法广为佛教界所引用。
4.战国末年传入说
此说见于晋人王嘉的《拾遗记》，此书载有一位据说是一百三十岁的印度僧人在燕昭王七年(前305)持瓶荷锡来到燕都，并施行异术的说法。但这一时期的印度佛教尚未北传出境，此书原文也多佚失，是南朝萧梁时代的萧绮收集补作的，书中所记，多诡怪离奇之事。
5.齐晋时期传入说
宗炳在《明佛论》中根据佛图澄关于临淄(今属山东省淄博市)有古阿育王寺遗迹的说法，而认为“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哉！”至于古阿育王寺是在何时兴建的，法琳有个说法，是在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见其《对傅奕废佛僧事》，《广弘明集》卷十一)，这一说法也是不可信的，但从中也反映出中国佛教对阿育王的尊敬。
6.秦朝时期传入说
法琳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说，道安和朱士行的《经录》中讲到，秦始皇时，有释利防等十八位外国僧人持经来化秦始皇，秦始皇不听，并把他们囚禁起来，夜里有金刚劫狱，救出僧人，秦始皇这才因恐惧而稽首称谢。从时间上看，秦始皇时代，阿育王已派人传教，但尚无确凿史料证据来证明秦朝和孔雀王朝有过交往，且法琳所引的这种说法，首见于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一，不过费长房并未说明此说是出于道安和朱士行的《经录》，不知出自何处。如果道安的《众经目录》中有这种重要事件的记载的话，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史作品就应该注意到了，但像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慧皎的《高僧传》中都未提及。朱士行的《经录》则是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