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香港谈判成功

Answer 1

记 者：虽然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这次会面为随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定了调子，但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当时问题主要出在哪里呢？

　　周 南：谈判第一步需要讨论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正式谈判的议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形成了僵局。我们主张只有在英方承认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前提下，才能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英方则回避主权问题，要求只就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的问题进行谈判。一开始章文晋副外长跟英方谈，谈不下来，接着是姚广副外长，也谈不拢。从1982年9月一直到1983年7月，整整10个月的时间争论不休。小平同志规定的两年的谈判期限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英方开始感到焦急，后来撒切尔夫人主动给我国领导人写信，建议恢复两国之间的磋商。

　　很快双方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包括双方经过讨论，就“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这项议程的中、英文译法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第二阶段第一轮谈判。

　　记 者：后面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按照邓小平所设想的三个议程来谈的？

　　周 南：谈判并不顺利。前四轮的谈判没有任何效果，英方代表柯立达寸步不让，想以主权换治权，即英方把名义上的主权交给中国，要中国同意继续由英国长期管治香港，想同我们签订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取代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柯立达说：“你们讲的‘一国两制’是一种幻想、空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是乌托邦。更何况你们的政策多变，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不足取信于人。”我们就反驳他的观点，双方争执不下。这个时候，希思在1983年4月又一次来到中国，小平同志明确告诉他，以主权换治权根本行不通，希望你回去转告撒切尔夫人，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到了10月份，撒切尔夫人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第五轮谈判一开始，我们发现柯立达的讲话中有两句有问题。第一句：“英国不寻求1997年之后管治香港方面的主导地位。”“不寻求主导地位”是什么意思？还寻求什么地位？第二句话：“英国只是寻求在1997年以后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反问英方，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点破了这一条，他说：现在英国人还是想寻求1997年以后跟中国共管香港，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这句话中的“共管”，点破了英国人提出的所谓“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的意思。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讲了关键的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六轮谈判的时候，英方的态度松动了一点。到第七轮谈判的时候，英方才真正开始跟我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即讨论我们制定的十二条方针。谈判从第八轮开始由我接替姚广同志担任中方代表团团长。

　　记 者：您认为在后来的谈判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周 南：各轮谈判始终围绕着“国家主权”这个核心问题进行。

　　比如，我们提出的文件中写明，未来特区经中央授权得行使“高度自治”，英方则企图改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自治”，甚至要求特区与中央“绝缘”；我们写明特区是个地方政府，“直辖于中央政府”，他们也要求删去。总而言之，就是千方百计要把特区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便香港在回归后继续由他们操控。这些都被我们打掉了。此外，还有许多涉及主权问题的争论，我就不详细讲了。

　　关于在香港设立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使谈判几近破裂。小平同志有个想法，就是为了保证过渡期间香港不出现大的混乱，应该设立一个常设性的中英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我们根据这个思想准备了一份草案，主要讲为什么要组织中英联合委员会，任务如何，什么时候进驻香港。我们把这份草案拿出来时，英方没有料到，柯立达当时非常紧张。接下来的若干轮谈判中，英方激烈地反对。他们提出，这个机构一旦成立，特别是进驻香港以后，不就成了另外一个权力中心了吗？那港督就变成“跛脚鸭”了，香港老百姓有事情就会不登港府之门，而是去向联合委员会申述，港府就会办不成事情。英方把后果说得十分严重，无论我们怎么解释，英方就是不同意。

　　记 者：后来是怎样突破这个问题的？

　　周 南：1984年4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来访，小平同志接见他时当面跟他讲成立这个组织的好处，并表示：你们如果觉得不方便，我们还可以稍微让步，比如说，头一两年先不进驻香港，先在伦敦、北京、香港三个地方轮流开会。英国方面还是不同意。双方一直协商，拖到当年的6、7月份，柯立达坐不住了，他建议英国政府再派杰弗里·豪到中国来商量这个问题。

　　当时已经是7月份，距小平同志规定的两年期限只剩两个月了，我们和英方都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我跟代表团的团员们商量说：原则上要坚持，但是不是可以在方式上稍微灵活一些，比如说，名字不叫委员会，改成小组。任务更明确一点，写清楚这个组织不干预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只解决涉及香港平稳过渡的有关问题。再有就是给英国人一点面子，1997年回归以后中英联合小组可以再存在两年，一直到2000年1月1日，反正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好谈了。由于事关重大，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就要吴学谦外长和我飞往北戴河向小平同志汇报。

　　记 者：你们这次汇报大约是什么时间？

　　周 南：是1984年7月27日，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到北戴河我们就把这个想法跟小平同志讲了，他稍微考虑了一下，就说：“可以，进驻是必须要进驻的，时间方面可以灵活一点，你们按照这个想法去争取实现突破。”他还表示：基本法要提前到1990年而不是原来设想的1993年公布。接着，小平同志又作了重要指示，就是后来的“五不要”：要英方承诺不得滥用批出土地的收入；不要动摇港币地位；不要让英资带头撤走资金；不要增加特区财政负担；不要让英国人自己搞个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

　　第二天杰弗里·豪来了，上午开会的时候，吴学谦跟杰弗里?豪谈这个问题，双方还是按照原来既定的立场，谁也没有变。这是我方计划好的。中午，按预定计划，由我在钓鱼台邀请柯立达和高德年等人午宴，但没请他们的外交大臣。席间，我向他们提出一个比在北戴河和小平同志商定的“底线”更严格的妥协方案，并强调：时间已经拖了很久，这个问题也必须要解决，不搞联合小组是不行的。为了解除你们的顾虑，我们才做这样的让步。这是我们最后的方案，你们如果还不同意，我们就撤回这一方案，后果完全由你们承担。柯立达吃了饭以后，赶快去找杰弗里·豪商议。杰弗里?豪后来回忆说：“我也感觉问题比较严重，觉得这是会谈成败的关键时刻。我主张基本上接受中国的这个方案，可以打电报回去向撒切尔夫人汇报。同行的尤德当场反对，他主张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逼使中国最后放弃整个方案。但是尤德毕竟是少数，按照多数意见发电报回去。”

　　第二天中午，姬鹏飞请吃饭，我也在场。刚喝一道汤的时候，柯立达被叫回使馆接电话，大概是撒切尔夫人打来的。后来他们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果然透露了，说：“电报发回去以后，撒切尔基本同意，但是要求力争把联合联络小组结束工作的时间往后推，最好能够推到2002年或者更后。”我方拒绝了。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谈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