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时陈独秀因为什么事无法脱身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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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争论更是多样，原因也是众说纷纭。
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教育厅长。”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陈独秀没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原因的说法。后来有人则笼统地说：“陈独秀这时正在广东，他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的说：“陈独秀当时在广东孙中山政府里负责教育委员会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这些说法显然都源于陈潭秋。
与陈独秀关系十分密切的包惠僧回忆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情况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
这段回忆录对说明陈独秀没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比较详细具体，一直被作为陈未出席中共一大的权威史料。它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要召开的；二是陈独秀为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不能去参加大会，而派别人去；三是陈独秀有家长作风。
实际上，陈独秀此时的想法，首先是对外国人要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的做法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陈独秀认为：第三国际的马林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山统一筹办，召集成立大会才合乎情理，这也合乎陈独秀个人的性情。
这是因为：其一，陈独秀在“五四”前已成为影响—代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是“总司令”，其思想地位与影响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的推戴。“五四”运动后，他又成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经验的先驱，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领袖，“思想界的明星”。1920年夏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和—些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并任书记。他还为在我国建立一个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而奔波、联络，1920年底，陈独秀去广东任教育委员会负责人。第二年春天，由李达任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代理书记。陈独秀到广州后，重新组建了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也都是陈独秀亲自联系，或派人去帮助建立起来的。这样，陈独秀已成为全国各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实际上的公认的领袖。
其二，1920年底，陈独秀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和中共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信往来频繁，关系密切，还对中共上海发起组起着实际的领导作用。
其三，陈独秀在1920年11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年2月，他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把党章寄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这说明陈独秀等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有了比较完备的没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和各地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一旦商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会亲自到会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李达回忆说：在“一大”期间，有的代表称陈独秀是“我们的领袖”。代表们对陈独秀没来参加大会深表惋惜。
由于马林不先向陈独秀建议，事后也不征得陈独秀同意，李汉俊就突如其来地叫他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陈当然有意见。共产国际代表对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出席这次大会的—个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陈独秀不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也有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陈独秀当时刚过40岁，血气正盛，性格倔强，又有家长作风。这是公认的。包惠僧认为陈独秀有家长作风．“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林伯渠与陈独秀共事较久，“深知其倔强个性”。博古说，因为陈独秀的个性很强，自己的党龄太浅，就不敢轻易找陈谈问题。
毛泽东生前也讲过陈独秀有家长作风。他不随波逐流，自己认为正确的，就决心干下去，不怕别人反对自己，也不顾自己的名利。陈独秀花费了巨大心血，真诚而热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由两个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以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是顺理成章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林包办中共成立大会的错误倾向的强烈抵制。陈独秀以争取—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中共“一大”，实为借故抵制马林包办倾向的—种行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组织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大会，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已经接受了，陈独秀不好完全拒绝，也不好再改变召开大会的日期，但自己又有意见，他只好借故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而他仍叫陈公博、包惠僧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抵制包办倾向的行动。这也是陈独秀顾全大局的表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包惠僧奉命到广州接陈独秀去上海任书记，在广州，包惠僧向陈独秀谈到上海的情况，陈说他“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陈独秀和包惠僧在回上海的船上，包谈到马林在“一大”上的即席讲话，陈对马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反感的”。陈到上海后，与马林进行了多次交谈，“还是谈不拢”。当时，“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这时的思想，与不出席马林等确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的思想是相通的仍没有多大改变
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教育厅长。”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陈独秀没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原因的说法。后来有人则笼统地说：“陈独秀这时正在广东，他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的说：“陈独秀当时在广东孙中山政府里负责教育委员会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这些说法显然都源于陈潭秋。
与陈独秀关系十分密切的包惠僧回忆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情况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
这段回忆录对说明陈独秀没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比较详细具体，一直被作为陈未出席中共一大的权威史料。它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要召开的；二是陈独秀为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不能去参加大会，而派别人去；三是陈独秀有家长作风。
实际上，陈独秀此时的想法，首先是对外国人要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的做法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陈独秀认为：第三国际的马林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山统一筹办，召集成立大会才合乎情理，这也合乎陈独秀个人的性情。
这是因为：其一，陈独秀在“五四”前已成为影响—代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是“总司令”，其思想地位与影响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的推戴。“五四”运动后，他又成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经验的先驱，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领袖，“思想界的明星”。1920年夏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和—些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并任书记。他还为在我国建立一个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而奔波、联络，1920年底，陈独秀去广东任教育委员会负责人。第二年春天，由李达任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代理书记。陈独秀到广州后，重新组建了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也都是陈独秀亲自联系，或派人去帮助建立起来的。这样，陈独秀已成为全国各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实际上的公认的领袖。
其二，1920年底，陈独秀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和中共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信往来频繁，关系密切，还对中共上海发起组起着实际的领导作用。
其三，陈独秀在1920年11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年2月，他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把党章寄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这说明陈独秀等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有了比较完备的没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和各地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一旦商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会亲自到会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李达回忆说：在“一大”期间，有的代表称陈独秀是“我们的领袖”。代表们对陈独秀没来参加大会深表惋惜。
由于马林不先向陈独秀建议，事后也不征得陈独秀同意，李汉俊就突如其来地叫他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陈当然有意见。共产国际代表对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出席这次大会的—个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陈独秀不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也有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陈独秀当时刚过40岁，血气正盛，性格倔强，又有家长作风。这是公认的。包惠僧认为陈独秀有家长作风．“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林伯渠与陈独秀共事较久，“深知其倔强个性”。博古说，因为陈独秀的个性很强，自己的党龄太浅，就不敢轻易找陈谈问题。
毛泽东生前也讲过陈独秀有家长作风。他不随波逐流，自己认为正确的，就决心干下去，不怕别人反对自己，也不顾自己的名利。陈独秀花费了巨大心血，真诚而热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由两个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以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是顺理成章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林包办中共成立大会的错误倾向的强烈抵制。陈独秀以争取—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中共“一大”，实为借故抵制马林包办倾向的—种行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组织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大会，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已经接受了，陈独秀不好完全拒绝，也不好再改变召开大会的日期，但自己又有意见，他只好借故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而他仍叫陈公博、包惠僧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抵制包办倾向的行动。这也是陈独秀顾全大局的表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包惠僧奉命到广州接陈独秀去上海任书记，在广州，包惠僧向陈独秀谈到上海的情况，陈说他“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陈独秀和包惠僧在回上海的船上，包谈到马林在“一大”上的即席讲话，陈对马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反感的”。陈到上海后，与马林进行了多次交谈，“还是谈不拢”。当时，“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这时的思想，与不出席马林等确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的思想是相通的仍没有多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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