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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羲之
书圣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二王”。王羲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代表作有《黄庭经》《乐毅论》《十七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书圣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二王”。王羲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代表作有《黄庭经》《乐毅论》《十七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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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画家喜欢说“书画同源”,他们将此当作历史事实来叙述,并从中引申出许多艺术方面的道理。关于“书”与“画”具有共同的源头的言论,在历代画论著作中随处可以见到。但是,“书”与“画”是否真的同源?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将“书”与“画”说成是“同源”的?哪种中国人在这么说?有什么理由?通过这个说法,他们究竟想表述什么样的意思?这是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吗来对此得出一些结论,但是,问题本身要比结论重要得多。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来说,一个有趣而充满意味的思想资源,能够成为最古老的思想与最新的理论的交汇点。
也许,我们首先在“书画同源”这个命题中感受到的是一种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诱惑。在中国,过去曾经盛行过艺术起源研究,直到今天,还不断有这方面的新著出现。研究艺术起源的人,常常借助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资料,考察原始人的艺术活动与非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那些与今天的艺术品多少类似或对应的物品在原始社会是出于什么动机,或由于人的哪种(物质的或精神的)需要制作出来的。
同样,研究“书画同源”,似乎也可以从考古学与人类学出发,考察“书”与“画”在远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情况。一个“源”字,将人们的视野引向遥远的蛮荒岁月,引向通过艰难的狩猎与采集活动为文明的出现做准备的那些可敬的人类祖先的生活。然而,这种历史考察带给“书画同源”说的却很可能是一个简单而否定的回答。
绘画与文字并不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这在考古学与人类学界似乎早就成了定论。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我们读到,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这一观点虽然古老,但今天仍为人们普遍接受。
我们在论述世界上的一些古代文明时,例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商周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等等,都以文字记录作为证据。我们常常根据是否有历史记载来对人类历史与史前时期做出区分。如果这样的话,显然,文字的起源晚于绘画的起源。任何我们所说的“原始艺术”,都出现在文字产生之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从欧洲的洞穴壁画到中国的阴山岩画等大量的例子为证,说明绘画的起源要远远早于文字。
我们不讲阿尔塔米拉文明、阴山文明,更不讲尼安德特人、克鲁马农人,不讲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文明”,原因就在于,那时没有文字存在,因而不是文明。我们也不用“原始文明”一词,原因在于既已“文明”,就不“原始”,“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本来就含有与“野蛮” (barbarism)对立的意思。中国人用“文明”一词翻译civilization,也是取其“文采光明”“文德辉耀”一类的意思,与“文字”“文章”的出现和作用有关。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可以将“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可以讲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这也许是“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之间众多的意义区别之一。
阴山岩画《群虎图》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大坝沟一带,其具体所在的巴日沟,汉语意为“老虎沟”,即是因为这幅画而得名。岩画面积超大,高1.26米,宽3.45米,六只老虎十分显眼,各具姿态,画中同时还有人、骆驼、马、小鹿,其造型之优美,形态之生动,构图之完整,世所罕见。
如果是这样的话,张彦远所说的“书画同体而未分”的状态并不存在。考古学告诉我们,在“画”出现了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后,才出现了“字”。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得出一个结论:书画实际上并不同源,“书画同源”的说法只是当时人不了解考古学的事实而得出的一个想当然的结论?当然不能,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古代中国人并非在讲一个可以由考古学简单否定的观点。何况,这些考古学所获得的材料也需要进一步解读。人们说,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起源于巫术,艺术起源于劳动,甚至艺术起源于季节变换符号 等等。
但是,模仿本来只是图像制作方法,而不是艺术方法。为了省力和协调动作而在抬木头时唱的劳动号子、成为氏族崇拜物的图腾柱、记录季节变换的刻在鹿骨上的符号,更与莫扎特的音乐、达·芬奇的画没有什么关系。比起研究与今天的“艺术品”相似的那些原始人的制作物,对解决艺术起源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被称为“艺术”(以大写字母A开头的Art,成为高雅艺术集合的the fine arts)的概念及其对象形成的动力,这包括形成为“艺术”目的而制作一些人工制品,并将之当作“艺术”来欣赏的状况的动力。同样,确定“画”与“书”谁先谁后,并不能解决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
我们所考虑的,并不是哪一幅画,甚至哪一种画,与哪一个字、哪一类字之间的渊源,而是持续不断的视觉图像的制作和使用活动与文字符号的制作与使用活动之间在基本性质上的相互关系。毋庸置疑,这两种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上总是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这种影响是怎样发生的?这里面有哪些具体情况?这一类的问题引导我们重新关注“书画同源”的论述。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古代中国人的论述,有着重新解读的必要。这些论述可以对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一些思路。
中国古代画家喜欢说“书画同源”,他们将此当作历史事实来叙述,并从中引申出许多艺术方面的道理。关于“书”与“画”具有共同的源头的言论,在历代画论著作中随处可以见到。但是,“书”与“画”是否真的同源?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将“书”与“画”说成是“同源”的?哪种中国人在这么说?有什么理由?通过这个说法,他们究竟想表述什么样的意思?这是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吗来对此得出一些结论,但是,问题本身要比结论重要得多。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来说,一个有趣而充满意味的思想资源,能够成为最古老的思想与最新的理论的交汇点。
也许,我们首先在“书画同源”这个命题中感受到的是一种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诱惑。在中国,过去曾经盛行过艺术起源研究,直到今天,还不断有这方面的新著出现。研究艺术起源的人,常常借助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资料,考察原始人的艺术活动与非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那些与今天的艺术品多少类似或对应的物品在原始社会是出于什么动机,或由于人的哪种(物质的或精神的)需要制作出来的。
同样,研究“书画同源”,似乎也可以从考古学与人类学出发,考察“书”与“画”在远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情况。一个“源”字,将人们的视野引向遥远的蛮荒岁月,引向通过艰难的狩猎与采集活动为文明的出现做准备的那些可敬的人类祖先的生活。然而,这种历史考察带给“书画同源”说的却很可能是一个简单而否定的回答。
绘画与文字并不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这在考古学与人类学界似乎早就成了定论。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我们读到,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这一观点虽然古老,但今天仍为人们普遍接受。
我们在论述世界上的一些古代文明时,例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商周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等等,都以文字记录作为证据。我们常常根据是否有历史记载来对人类历史与史前时期做出区分。如果这样的话,显然,文字的起源晚于绘画的起源。任何我们所说的“原始艺术”,都出现在文字产生之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从欧洲的洞穴壁画到中国的阴山岩画等大量的例子为证,说明绘画的起源要远远早于文字。
我们不讲阿尔塔米拉文明、阴山文明,更不讲尼安德特人、克鲁马农人,不讲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文明”,原因就在于,那时没有文字存在,因而不是文明。我们也不用“原始文明”一词,原因在于既已“文明”,就不“原始”,“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本来就含有与“野蛮” (barbarism)对立的意思。中国人用“文明”一词翻译civilization,也是取其“文采光明”“文德辉耀”一类的意思,与“文字”“文章”的出现和作用有关。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可以将“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可以讲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这也许是“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之间众多的意义区别之一。
阴山岩画《群虎图》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大坝沟一带,其具体所在的巴日沟,汉语意为“老虎沟”,即是因为这幅画而得名。岩画面积超大,高1.26米,宽3.45米,六只老虎十分显眼,各具姿态,画中同时还有人、骆驼、马、小鹿,其造型之优美,形态之生动,构图之完整,世所罕见。
如果是这样的话,张彦远所说的“书画同体而未分”的状态并不存在。考古学告诉我们,在“画”出现了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后,才出现了“字”。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得出一个结论:书画实际上并不同源,“书画同源”的说法只是当时人不了解考古学的事实而得出的一个想当然的结论?当然不能,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古代中国人并非在讲一个可以由考古学简单否定的观点。何况,这些考古学所获得的材料也需要进一步解读。人们说,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起源于巫术,艺术起源于劳动,甚至艺术起源于季节变换符号 等等。
但是,模仿本来只是图像制作方法,而不是艺术方法。为了省力和协调动作而在抬木头时唱的劳动号子、成为氏族崇拜物的图腾柱、记录季节变换的刻在鹿骨上的符号,更与莫扎特的音乐、达·芬奇的画没有什么关系。比起研究与今天的“艺术品”相似的那些原始人的制作物,对解决艺术起源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被称为“艺术”(以大写字母A开头的Art,成为高雅艺术集合的the fine arts)的概念及其对象形成的动力,这包括形成为“艺术”目的而制作一些人工制品,并将之当作“艺术”来欣赏的状况的动力。同样,确定“画”与“书”谁先谁后,并不能解决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
我们所考虑的,并不是哪一幅画,甚至哪一种画,与哪一个字、哪一类字之间的渊源,而是持续不断的视觉图像的制作和使用活动与文字符号的制作与使用活动之间在基本性质上的相互关系。毋庸置疑,这两种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上总是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这种影响是怎样发生的?这里面有哪些具体情况?这一类的问题引导我们重新关注“书画同源”的论述。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古代中国人的论述,有着重新解读的必要。这些论述可以对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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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
1、书圣
王羲之
2、
虞世南
3、
褚遂良
4、
柳公权
5、
颜真卿
6、
欧阳询
7、
苏轼
8、
黄庭坚
9、
米芾
10、
蔡襄
11、
赵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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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
2、
虞世南
3、
褚遂良
4、
柳公权
5、
颜真卿
6、
欧阳询
7、
苏轼
8、
黄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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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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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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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怀素,欧阳修……。确实很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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