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
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谈，包括了他们的产物等问题，越详细越好。是我们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课题，谢谢大家了，帮忙想一下。悬赏100分！！！谢...
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谈，包括了他们的产物等问题，越详细越好。
是我们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课题，谢谢大家了，帮忙想一下。
悬赏100分！！！
谢谢几位朋友的答案，还有没有一些 积极方面的影响，一些好的影响，就是全球化给德国有没有带来哪些好处？ 展开
是我们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课题，谢谢大家了，帮忙想一下。
悬赏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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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3l.87美元，日本为20.84美元，而美国仅为l7.70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5.82 美元。[2]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3]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soziale）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4]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原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5]。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öchst、BASF、达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6]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7]。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8]。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9]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
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的团结这一基本的理念必须保持，而同时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导向未来。”
我们从经济上讲，究竟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何种好处？我们是否值得这么做？全球化从未来来说，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续的？还是会食品或能源供应的瓶颈的限制？[11] 面对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如何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穷国是否会被推向国际经济整合的边缘？
国内政策如何与国际政策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类发展也影响了教育与研究。目前对研究的定义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们区分了纯基础研究、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和基于生产的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但这种区分已不适合于今天。 这三种研究类型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动态的研究三角形。当经济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间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未来的学术与研究，应该是受问题驱动的跨学科的研究。
创新应该是在所有组织层次和所有商业领域里进行。除了产品创新外，还要在生产环节、管理实践、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服务领域里提出的挑战。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已给德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改进。
德国能保持增长和生产力的成绩表明了德国研究体系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创新机制加速了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合约研究体制表明了在工业界、政府、学术界为了相互利益而互动的潜力。资源根据工业需要被有效地引导。小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体系得以有机会进行合约研究。技术扩散网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各种各样的从技术概念到市场管理的创新信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了技术创新。它把工人培养成能适应创新的技术能手。而且，工业界的声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体现出来。
尽管德国的研究体制有许多毛病，但它在促进创新方面至今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不能再依靠传统制造业来谋求经济发展，除非它能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到新的能应用到工业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术上来。传统的制造业应辅以放在关键技术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德国必须对研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才能继续保持在工业竞争力方面的领先水平。[12]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对相对僵化的研究体制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的资助，以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德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之中。作为一个“过份自觉”的民族[13]，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体系在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3l.87美元，日本为20.84美元，而美国仅为l7.70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5.82 美元。[2]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3]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soziale）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4]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原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5]。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öchst、BASF、达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6]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7]。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8]。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9]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
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的团结这一基本的理念必须保持，而同时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导向未来。”
我们从经济上讲，究竟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何种好处？我们是否值得这么做？全球化从未来来说，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续的？还是会食品或能源供应的瓶颈的限制？[11] 面对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如何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穷国是否会被推向国际经济整合的边缘？
国内政策如何与国际政策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类发展也影响了教育与研究。目前对研究的定义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们区分了纯基础研究、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和基于生产的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但这种区分已不适合于今天。 这三种研究类型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动态的研究三角形。当经济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间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未来的学术与研究，应该是受问题驱动的跨学科的研究。
创新应该是在所有组织层次和所有商业领域里进行。除了产品创新外，还要在生产环节、管理实践、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服务领域里提出的挑战。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已给德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改进。
德国能保持增长和生产力的成绩表明了德国研究体系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创新机制加速了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合约研究体制表明了在工业界、政府、学术界为了相互利益而互动的潜力。资源根据工业需要被有效地引导。小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体系得以有机会进行合约研究。技术扩散网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各种各样的从技术概念到市场管理的创新信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了技术创新。它把工人培养成能适应创新的技术能手。而且，工业界的声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体现出来。
尽管德国的研究体制有许多毛病，但它在促进创新方面至今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不能再依靠传统制造业来谋求经济发展，除非它能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到新的能应用到工业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术上来。传统的制造业应辅以放在关键技术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德国必须对研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才能继续保持在工业竞争力方面的领先水平。[12]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对相对僵化的研究体制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的资助，以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德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之中。作为一个“过份自觉”的民族[13]，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体系在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资料： http://www.cqvip.com/qk/90455X/200108/5456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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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往来增多、资金在国际间流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目前，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又有反面的消极作用。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并敢于抓住这个机遇，使德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正视这个挑战，那么经济全球化就很有可能带来风险，而不是机遇。在一些发展德国家，这些风险
已经造成对金融业的冲击、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过快带来大量失业等严重的现实经济问题。只有积极地应对挑战，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才能避免被全球化发展抛弃的"边际化"趋势。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德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意味着德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获利机会增多，另一方面也使德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各国企业纷纷抢占的制高点。
始于1978年的对外开放使德国把握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德国家转移的大好时机，利用国内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对外开放前后经济实绩的天壤之别充分证明了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德国经济已经日益与世界经济融合成一个整体，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逐步提高(参见表4)。
随着德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不断加深，德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准入程度将提高，但同时国内市场的全方位、大幅度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德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使德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大幅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德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则由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很可能遭受外国同类进口产品的巨大冲击，使经济增长受阻，并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由于德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又加之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购买力旺盛，各方面的经济环境正日趋改善，因此已经成为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推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的重要目标市场。因此，面对国外无论在价格还是非价格方面均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进口产品，国内企业可能要受到较大的冲击。
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又要避免其不利影响，德国在现阶段应充分注意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地
积累财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积极利用世界性资本、技术和产业大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德国的劳动力要素逐渐变得相对短缺，而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则逐渐相对丰富起来；同时先进国家的某些产业由于丧失了比较优势，也不得不向更高层次的产业转移，其丧失优势的产业将逐步转向发展德国家。这样，发展德国家就可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逐步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由于发展德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缩短产业升级的时间。在这方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长期国际经济的实践表明，发展德国家要谋求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第二，经济全球化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在德国大举实施兼并，这在提高德国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将对德国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德国国内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一方面给德国企业带来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遍布全球的外销渠道，这对于提升德国企业的运行效率，推动德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兼并国内企业后，外资将在国内形成生产能力，对国内原有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将造成较大的冲击，引发国内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和重新组合。此外，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间的兼并收购之风形成了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巨型跨国公司，它们往往拥有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的集中度日益提高，发生垄断的危险也在不断增大。对于未被跨国公司兼并的德国企业来说，其出口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其他与德国经济结构类似的发展德国家，通过兼并收购形成的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由于其产品与德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属于同类产品，因此会对德国企业的出口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第三，经济全球化将促进德国的资源配置优化，为德国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参与经济全球化，面对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发展德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后来居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贸易战略愈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愈深，经济实绩就愈优。反之，贸易战略愈封闭，与国际经济的隔离程度愈深，经济实绩就愈糟。1996年5月7日，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世界经济前景与发展德国家》的研究报告认为，发展德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德国家的经济增长，反之，面对经济全球化裹足不前，必然影响经济顺利发展。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对于德国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以及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德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以及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务的机会，具体地说就是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资金融通、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以解决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低的困难；与发达国家经济接轨，推动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甚至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向德国转移，尽快提高德国的工业化水平。
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的不断产生和现代经济结构的不断变革。而现代经济结构对于包括德国在内的发展德国家来说是外生的，德国要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必须积极从外部引进；否则，单纯或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的。目前，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新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速度大大提高，德国如果不积极从外部引进技术而只靠自己闭门造车，不仅难以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而且还可能继续扩大，永远停留于落后状态。
第四，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德国作为一个发展德国家，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督职能和预警机制也尚不完善，很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
国际上有人称亚洲金融危机是"21世纪危机"，也可以说是"全球化危机"。目前，世界各类资本市场（包括贷款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总规模估计高达350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而且一旦发生，其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近年来，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日趋加大。金融衍生工具作为一种商品，既为金融自由化提供了空前繁荣的市场，极大地扩大了业务领域，同时也为过度的投机活动创造了条件。面对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许多国家建立了防范保护机制，以免金融体系因个别金融机构的不测事件而受到震荡。但是，应该说这种监督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缺乏国际间的应急预防机制。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也呼吁及早建立金融管理的"早期预警系统"。
对于德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在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中，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特别是短期资本即"游资"占有很大的比重，其特点是投机性强，并以"光速"出入于各国的资本市场，在给各国带来巨大的资金供给的同时，也可能给各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如果短期国际资本突然大规模撤出本国市场，本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和金融危机。近年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合理和完善的金融预警和防范机制，克服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才能将发生国内金融危机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否则，一旦将来德国开放资本市场，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而且即使不开放资本市场，在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人民币业务的开展，短期游资同样会通过国内外资金调动，影响德国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给国内经济改革带来新的压力，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游戏规则的全球化，德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按照游戏规则来改革国内的贸易和经济体制。例如，德国"复关"的程序首先就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对德国贸易和经济体制的审查和认可。70年代末以来，德国一直在进行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改革的道路是漫长的，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20余年，但德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目前还遇到了许多深层次问题，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的任务本来就已经很繁重，再按照国际规则来重塑经济体制，势必增加改革的困难。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冲击也恶化了改革的外部环境，对改革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德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天都发生着德国与世界之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通过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德国在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德国。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将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随着国际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将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国内经济发展，如果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某些类似的隐患，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在国内出现。即便不存在这些隐患，由于心理因素的作用，也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只不过程度较低和时间较短而已。1997年7月1日以来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资本市场没有开放等原因而使德国避免了发生类似危机，但亚洲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经济全球化正在把德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做法已不可能。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德国的国内产业将面临外国竞争力的冲击。过去，德国通过贸易保护的办法建立了门类繁多、体系齐全的国内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多数至今仍不具备足够的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开放国内市场后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将是巨大的。现在，德国仍然存在较多的贸易壁垒，所以国内产业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并不大。但是，那些绕过贸易壁垒、通过投资方式进入德国国内市场的大批外国企业，它们生产的商品对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生产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威胁到国内同类企业的生存。目前，德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在谈判的过程中和谈判结束以后，随着德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又有反面的消极作用。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并敢于抓住这个机遇，使德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正视这个挑战，那么经济全球化就很有可能带来风险，而不是机遇。在一些发展德国家，这些风险
已经造成对金融业的冲击、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过快带来大量失业等严重的现实经济问题。只有积极地应对挑战，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才能避免被全球化发展抛弃的"边际化"趋势。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德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意味着德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获利机会增多，另一方面也使德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各国企业纷纷抢占的制高点。
始于1978年的对外开放使德国把握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德国家转移的大好时机，利用国内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对外开放前后经济实绩的天壤之别充分证明了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德国经济已经日益与世界经济融合成一个整体，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逐步提高(参见表4)。
随着德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不断加深，德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准入程度将提高，但同时国内市场的全方位、大幅度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德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使德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大幅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德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则由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很可能遭受外国同类进口产品的巨大冲击，使经济增长受阻，并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由于德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又加之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购买力旺盛，各方面的经济环境正日趋改善，因此已经成为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推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的重要目标市场。因此，面对国外无论在价格还是非价格方面均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进口产品，国内企业可能要受到较大的冲击。
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又要避免其不利影响，德国在现阶段应充分注意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地
积累财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积极利用世界性资本、技术和产业大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德国的劳动力要素逐渐变得相对短缺，而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则逐渐相对丰富起来；同时先进国家的某些产业由于丧失了比较优势，也不得不向更高层次的产业转移，其丧失优势的产业将逐步转向发展德国家。这样，发展德国家就可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逐步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由于发展德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缩短产业升级的时间。在这方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长期国际经济的实践表明，发展德国家要谋求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第二，经济全球化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在德国大举实施兼并，这在提高德国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将对德国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德国国内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一方面给德国企业带来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遍布全球的外销渠道，这对于提升德国企业的运行效率，推动德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兼并国内企业后，外资将在国内形成生产能力，对国内原有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将造成较大的冲击，引发国内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和重新组合。此外，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间的兼并收购之风形成了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巨型跨国公司，它们往往拥有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的集中度日益提高，发生垄断的危险也在不断增大。对于未被跨国公司兼并的德国企业来说，其出口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其他与德国经济结构类似的发展德国家，通过兼并收购形成的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由于其产品与德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属于同类产品，因此会对德国企业的出口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第三，经济全球化将促进德国的资源配置优化，为德国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参与经济全球化，面对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发展德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后来居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贸易战略愈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愈深，经济实绩就愈优。反之，贸易战略愈封闭，与国际经济的隔离程度愈深，经济实绩就愈糟。1996年5月7日，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世界经济前景与发展德国家》的研究报告认为，发展德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德国家的经济增长，反之，面对经济全球化裹足不前，必然影响经济顺利发展。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对于德国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以及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德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以及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务的机会，具体地说就是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资金融通、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以解决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低的困难；与发达国家经济接轨，推动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甚至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向德国转移，尽快提高德国的工业化水平。
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的不断产生和现代经济结构的不断变革。而现代经济结构对于包括德国在内的发展德国家来说是外生的，德国要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必须积极从外部引进；否则，单纯或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的。目前，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新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速度大大提高，德国如果不积极从外部引进技术而只靠自己闭门造车，不仅难以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而且还可能继续扩大，永远停留于落后状态。
第四，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德国作为一个发展德国家，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督职能和预警机制也尚不完善，很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
国际上有人称亚洲金融危机是"21世纪危机"，也可以说是"全球化危机"。目前，世界各类资本市场（包括贷款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总规模估计高达350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而且一旦发生，其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近年来，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日趋加大。金融衍生工具作为一种商品，既为金融自由化提供了空前繁荣的市场，极大地扩大了业务领域，同时也为过度的投机活动创造了条件。面对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许多国家建立了防范保护机制，以免金融体系因个别金融机构的不测事件而受到震荡。但是，应该说这种监督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缺乏国际间的应急预防机制。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也呼吁及早建立金融管理的"早期预警系统"。
对于德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在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中，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特别是短期资本即"游资"占有很大的比重，其特点是投机性强，并以"光速"出入于各国的资本市场，在给各国带来巨大的资金供给的同时，也可能给各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如果短期国际资本突然大规模撤出本国市场，本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和金融危机。近年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合理和完善的金融预警和防范机制，克服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才能将发生国内金融危机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否则，一旦将来德国开放资本市场，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而且即使不开放资本市场，在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人民币业务的开展，短期游资同样会通过国内外资金调动，影响德国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给国内经济改革带来新的压力，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游戏规则的全球化，德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按照游戏规则来改革国内的贸易和经济体制。例如，德国"复关"的程序首先就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对德国贸易和经济体制的审查和认可。70年代末以来，德国一直在进行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改革的道路是漫长的，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20余年，但德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目前还遇到了许多深层次问题，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的任务本来就已经很繁重，再按照国际规则来重塑经济体制，势必增加改革的困难。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冲击也恶化了改革的外部环境，对改革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德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天都发生着德国与世界之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通过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德国在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德国。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将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随着国际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将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国内经济发展，如果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某些类似的隐患，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在国内出现。即便不存在这些隐患，由于心理因素的作用，也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只不过程度较低和时间较短而已。1997年7月1日以来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资本市场没有开放等原因而使德国避免了发生类似危机，但亚洲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经济全球化正在把德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做法已不可能。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德国的国内产业将面临外国竞争力的冲击。过去，德国通过贸易保护的办法建立了门类繁多、体系齐全的国内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多数至今仍不具备足够的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开放国内市场后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将是巨大的。现在，德国仍然存在较多的贸易壁垒，所以国内产业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并不大。但是，那些绕过贸易壁垒、通过投资方式进入德国国内市场的大批外国企业，它们生产的商品对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生产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威胁到国内同类企业的生存。目前，德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在谈判的过程中和谈判结束以后，随着德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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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德国科技、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方在庆
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3l.87美元，日本为20.84美元，而美国仅为l7.70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5.82 美元。[2]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3]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soziale）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4]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原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5]。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öchst、BASF、达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6]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7]。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8]。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9]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
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的团结这一基本的理念必须保持，而同时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导向未来。”
我们从经济上讲，究竟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何种好处？我们是否值得这么做？全球化从未来来说，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续的？还是会食品或能源供应的瓶颈的限制？[11] 面对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如何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穷国是否会被推向国际经济整合的边缘？
国内政策如何与国际政策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类发展也影响了教育与研究。目前对研究的定义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们区分了纯基础研究、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和基于生产的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但这种区分已不适合于今天。 这三种研究类型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动态的研究三角形。当经济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间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未来的学术与研究，应该是受问题驱动的跨学科的研究。
创新应该是在所有组织层次和所有商业领域里进行。除了产品创新外，还要在生产环节、管理实践、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服务领域里提出的挑战。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已给德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改进。
德国能保持增长和生产力的成绩表明了德国研究体系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创新机制加速了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合约研究体制表明了在工业界、政府、学术界为了相互利益而互动的潜力。资源根据工业需要被有效地引导。小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体系得以有机会进行合约研究。技术扩散网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各种各样的从技术概念到市场管理的创新信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了技术创新。它把工人培养成能适应创新的技术能手。而且，工业界的声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体现出来。
尽管德国的研究体制有许多毛病，但它在促进创新方面至今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不能再依靠传统制造业来谋求经济发展，除非它能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到新的能应用到工业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术上来。传统的制造业应辅以放在关键技术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德国必须对研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才能继续保持在工业竞争力方面的领先水平。[12]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对相对僵化的研究体制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的资助，以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德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之中。作为一个“过份自觉”的民族[13]，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体系在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 比如Dornbusch就在《德国奇迹的终结》中提到了这一点。参见Dornbusch, R. (1993), “The End of the German Mirac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1, pp. 881-885. 另外在《工业产品的未来观点》中，Meil也提出了类似乎的观点。参见Meil, P. (1998), “Der Blick von aussen” (View from Outside). In: B. Lutz (Ed. ), Zukunftsperspktiven industrieller Produktion, Campus Verlag, München, pp. 11-44.
2 据美国劳工部1998的统计。
3 参见Womack J. P., Jones, D. T., and Roos, D. (1990),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Rawson Associates, New York.
4 BMBF，Zur technologischen Leistung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Zusammenfassender Endbericht 1999, S. 89, BMBF, Januar 2000.
5 据新华社波恩1999年1月8日电，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今天援引德国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部即将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德国在高科技研究和发展方面开始扭转落后态势，并重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份题为《技术能力》的报告为此列举了四个事实进行阐述。
首先，没有一个工业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申请发明专利的比例比德国高。每100万工作的人当中，德国有190个专利，而日本为180个，美国为140个，欧洲的其他国家均在100个以下。
其次，德国在技术领域新建立的4万个企业中有2.7万个企业提供高技术产品，这是世界之最。
再次，德国高科技产品占整个工业产品的比例从1990年的10%上升到了目前的12%。
最后，高精尖产品主要集中在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福以及柏林等大城市。
6参见Frieder Meyer-Krahmer (Ed. ), Globalisisation of R&D and Technology Markets, Consequences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Physica-Verlag, Heidelberg, 1999. pp. 9-20.
7 参见L. Krüger: “Einheit der Welt -- Vielheit der Wissenschaft”, in J. Kocka (ed. ), Interdisziplinarität Praxis - Herausforderung - Ideologie, Frankfurt 1987.
8 参见U. Steger (ed. ): Glob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Konsequenzen für Arbeit, Technik und Umwelt, Berlin/Heidelberg/ New York, 1996.
9 参见Klaus Faber, Wissenschaftlerarbeitslosigkeit und Zukunftsorientierte Wissenschaftspolitik, im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üro Leipzig (Herausg. ): Wissenschaftler-Arbeitslosigkeit und Zukunftsorientierte Wissenschaftspolitik, Leipzig, 4-6 März, 1994. S. 175-186.
10有关夫琅和费协会的内容得到了夫琅和费协会北京办事处主任李迎建博士的帮助。
11 Ulrich Hemenz, etc. : “The World in 2020: Towards a New Global Age”，in Frieder Meyer-Krahmer (Ed. ), Globalisisation of R&D and Technology Markets, Consequences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Physica-Verlag, Heidelberg, 1999. pp. 79-101.
12参见贾清：《德国科研政策作出调整》，载1999年7月29日《光明日报》。
13德国人常带自嘲的口气说，我们是一个不被邻居喜欢，但却常让邻居觉得惊奇的民族。在历史上，德国人特别在意其他国家的人对他们的评价。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自卑感在作怪，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自我尊重的表现。无论如何，时刻考虑自己的处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应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的象征。
原载《科技导报》2001年第八期，有删节。
方在庆
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3l.87美元，日本为20.84美元，而美国仅为l7.70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5.82 美元。[2]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3]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soziale）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4]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原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5]。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öchst、BASF、达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6]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7]。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8]。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9]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
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的团结这一基本的理念必须保持，而同时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导向未来。”
我们从经济上讲，究竟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何种好处？我们是否值得这么做？全球化从未来来说，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续的？还是会食品或能源供应的瓶颈的限制？[11] 面对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如何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穷国是否会被推向国际经济整合的边缘？
国内政策如何与国际政策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类发展也影响了教育与研究。目前对研究的定义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们区分了纯基础研究、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和基于生产的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但这种区分已不适合于今天。 这三种研究类型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动态的研究三角形。当经济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间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未来的学术与研究，应该是受问题驱动的跨学科的研究。
创新应该是在所有组织层次和所有商业领域里进行。除了产品创新外，还要在生产环节、管理实践、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服务领域里提出的挑战。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已给德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改进。
德国能保持增长和生产力的成绩表明了德国研究体系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创新机制加速了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合约研究体制表明了在工业界、政府、学术界为了相互利益而互动的潜力。资源根据工业需要被有效地引导。小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体系得以有机会进行合约研究。技术扩散网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各种各样的从技术概念到市场管理的创新信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了技术创新。它把工人培养成能适应创新的技术能手。而且，工业界的声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体现出来。
尽管德国的研究体制有许多毛病，但它在促进创新方面至今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不能再依靠传统制造业来谋求经济发展，除非它能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到新的能应用到工业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术上来。传统的制造业应辅以放在关键技术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德国必须对研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才能继续保持在工业竞争力方面的领先水平。[12]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对相对僵化的研究体制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的资助，以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德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之中。作为一个“过份自觉”的民族[13]，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体系在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 比如Dornbusch就在《德国奇迹的终结》中提到了这一点。参见Dornbusch, R. (1993), “The End of the German Mirac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1, pp. 881-885. 另外在《工业产品的未来观点》中，Meil也提出了类似乎的观点。参见Meil, P. (1998), “Der Blick von aussen” (View from Outside). In: B. Lutz (Ed. ), Zukunftsperspktiven industrieller Produktion, Campus Verlag, München, pp. 11-44.
2 据美国劳工部1998的统计。
3 参见Womack J. P., Jones, D. T., and Roos, D. (1990),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Rawson Associates, New York.
4 BMBF，Zur technologischen Leistung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Zusammenfassender Endbericht 1999, S. 89, BMBF, Januar 2000.
5 据新华社波恩1999年1月8日电，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今天援引德国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部即将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德国在高科技研究和发展方面开始扭转落后态势，并重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份题为《技术能力》的报告为此列举了四个事实进行阐述。
首先，没有一个工业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申请发明专利的比例比德国高。每100万工作的人当中，德国有190个专利，而日本为180个，美国为140个，欧洲的其他国家均在100个以下。
其次，德国在技术领域新建立的4万个企业中有2.7万个企业提供高技术产品，这是世界之最。
再次，德国高科技产品占整个工业产品的比例从1990年的10%上升到了目前的12%。
最后，高精尖产品主要集中在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福以及柏林等大城市。
6参见Frieder Meyer-Krahmer (Ed. ), Globalisisation of R&D and Technology Markets, Consequences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Physica-Verlag, Heidelberg, 1999. pp. 9-20.
7 参见L. Krüger: “Einheit der Welt -- Vielheit der Wissenschaft”, in J. Kocka (ed. ), Interdisziplinarität Praxis - Herausforderung - Ideologie, Frankfurt 1987.
8 参见U. Steger (ed. ): Glob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Konsequenzen für Arbeit, Technik und Umwelt, Berlin/Heidelberg/ New York, 1996.
9 参见Klaus Faber, Wissenschaftlerarbeitslosigkeit und Zukunftsorientierte Wissenschaftspolitik, im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üro Leipzig (Herausg. ): Wissenschaftler-Arbeitslosigkeit und Zukunftsorientierte Wissenschaftspolitik, Leipzig, 4-6 März, 1994. S. 175-186.
10有关夫琅和费协会的内容得到了夫琅和费协会北京办事处主任李迎建博士的帮助。
11 Ulrich Hemenz, etc. : “The World in 2020: Towards a New Global Age”，in Frieder Meyer-Krahmer (Ed. ), Globalisisation of R&D and Technology Markets, Consequences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Physica-Verlag, Heidelberg, 1999. pp. 79-101.
12参见贾清：《德国科研政策作出调整》，载1999年7月29日《光明日报》。
13德国人常带自嘲的口气说，我们是一个不被邻居喜欢，但却常让邻居觉得惊奇的民族。在历史上，德国人特别在意其他国家的人对他们的评价。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自卑感在作怪，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自我尊重的表现。无论如何，时刻考虑自己的处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应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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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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