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学发展史上有哪三次大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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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灸学理论体系的肇始时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个人临床实践对针灸知识的初步认识,大约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有传说中的岐伯、伯高、少俞等和春秋时期的名医医缓、医和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经脉的文献,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其中对十一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法进行了论述,这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文献,反映了经络系统认识的早期面貌。
(二)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
主要从战国到秦汉,以《黄帝内经》成书为标志。《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治方法和原则,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体系。其中对经络的循行和病候、腧穴、针灸方法及适应症、禁忌症等,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中有大量篇幅专门论述针灸学理论和临床治疗,故被称为“针经”,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这个时期,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阐明《黄帝内经》为要旨,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用五行学说对五输穴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已佚的《明堂孔穴治要》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华佗亦对针灸颇有研究,创立了“华佗夹脊穴”。东汉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也记载了许多针灸处方,主张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这些成就都丰富了针灸学的发展。
(三)针灸学术发展时期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
《针灸甲乙经》,共收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和刺灸法,并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成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是继《黄帝内经》之后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随着针灸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临床医家和针灸专著。如晋代名医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收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大大地推动了灸法的临床应用。隋唐时代,针灸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初时针灸已成为专门的学科,设"针师"、"灸师"等专业称号。隋至唐初的甄权、孙思邈,都是精通中医各科的大医学家,在针灸学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均佚)。唐政府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组织甄权等人对明堂图经进行了校订,足见当时对针灸学的重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广泛收集了前代针灸医家的经验和个人的体会,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把人体正面、侧面及背面的十二经脉用五种颜色标出,奇经八脉用绿色标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已佚),他还创用了"阿是穴"和"指寸法".另外,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收录了大量的灸治经验,可以看出两晋和唐朝时代,灸法的应用较为盛行。唐代是国家针灸教育体系成立的开端,唐太医署负责医学教育,内设针灸专业,有"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为针灸学的规范教育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个人临床实践对针灸知识的初步认识,大约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有传说中的岐伯、伯高、少俞等和春秋时期的名医医缓、医和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经脉的文献,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其中对十一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法进行了论述,这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文献,反映了经络系统认识的早期面貌。
(二)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
主要从战国到秦汉,以《黄帝内经》成书为标志。《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治方法和原则,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体系。其中对经络的循行和病候、腧穴、针灸方法及适应症、禁忌症等,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中有大量篇幅专门论述针灸学理论和临床治疗,故被称为“针经”,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这个时期,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阐明《黄帝内经》为要旨,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用五行学说对五输穴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已佚的《明堂孔穴治要》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华佗亦对针灸颇有研究,创立了“华佗夹脊穴”。东汉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也记载了许多针灸处方,主张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这些成就都丰富了针灸学的发展。
(三)针灸学术发展时期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
《针灸甲乙经》,共收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和刺灸法,并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成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是继《黄帝内经》之后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随着针灸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临床医家和针灸专著。如晋代名医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收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大大地推动了灸法的临床应用。隋唐时代,针灸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初时针灸已成为专门的学科,设"针师"、"灸师"等专业称号。隋至唐初的甄权、孙思邈,都是精通中医各科的大医学家,在针灸学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均佚)。唐政府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组织甄权等人对明堂图经进行了校订,足见当时对针灸学的重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广泛收集了前代针灸医家的经验和个人的体会,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把人体正面、侧面及背面的十二经脉用五种颜色标出,奇经八脉用绿色标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已佚),他还创用了"阿是穴"和"指寸法".另外,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收录了大量的灸治经验,可以看出两晋和唐朝时代,灸法的应用较为盛行。唐代是国家针灸教育体系成立的开端,唐太医署负责医学教育,内设针灸专业,有"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为针灸学的规范教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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