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把"清明"这首诗改成一篇叙事的散文(600字以上)

Answer 1

清明时节

马上就是清明了，总应该祭奠什么，为逝去的人致哀这是最深刻的，但是过往都是一去不复返，该追忆的怎么会仅仅只是逝者呢。如果什么东西曾深深的打动我们，当它失去时我们是否会想到在这清明节时祭奠一下呢？或是岁月，或是经历，或是曾经的单纯，那些曾经存在，现在似乎已经消逝了的美好，是不是都会在这回忆过往的时刻浮现在眼前呢。
清明，总是伴着纷纷扰扰的细雨，透着春天的阴冷与寂寞，丝雨细如愁，多少人在这忧愁中徜徉留恋......傍晚天气开始阴沉下来，些许的冷意更让人有清明时节细雨断肠的感觉，对岁月的感叹，对过往的敬畏涌入心中。本不该这么情绪化，多少事情要我们去忘掉自己的心情，忘掉自己美丽忧伤的小怀想，和最开始的坚持......但如果失去它们，也必将失去自我。一个人在岁月的洗涤下，在世俗的晕染中，是多么容易变成另外一副模样。就在这清明节，向我们曾经不愿改变但又无能为力的过往存一份敬畏吧。

清明思念
清明节,一个让人深思的节日.
　　清明节,一个让人对故去人抒发思念,给自己留一个思恋他们的时间与空间的节日.
　　清明节,一个让我们推敲生与死意义的节日.
　
　清明节,一个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忘记人的节日.

清明节,更确切地说,是我想念和思念爸爸的日子.
　
　爸爸,那个爱我,疼我的人，走了。。。

那个让我撒娇的人走了。。。

那个还没得到女儿孝心的爸爸，走了。。。

我有很多次都像是梦中，又好像是在生活中，与你说话，与你交谈，你是那么亲切．你是那么慈爱．
每次。。。伸手想去拉你叫你别走。。。可你还是走了只是叫我好好照顾自己，，，
照顾妈妈，听妈妈的话。。。、你还是走了。。
留下的只是我惊醒的眼泪。。。。。
爸爸放心吧，，，我已不在是那个任性的小女孩了。。。我长大了。。。
你走了，我们明白，你还是有放不下的事．
更多是的关于妈妈，我知道并能够理解，
自从你离去后．她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她很痛苦，有几次，都放声痛哭．
那哭声中更多的是对你的思念及想念．
爸爸放心吧，我们会竭力照顾妈妈的．

清明节，是我对爸爸，一种想念的痛。
打完了这些。。。泪也浸湿了键盘。。。我真的。。。真的好想你。。。

Answer 2

清明.往事如烟

一
岁岁清明，又近清明，这是父亲走后的第十个清明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父亲。曾经有段日子，只要有人提到父亲，我的心都会痛，咬着牙让泪水往肚里流。在路上，遇到蹒跚漫步的老人，总要注视很久，想着父亲或许又回来了。夜里，压抑不住涌流的泪滴，涓涓成河，枕巾湿透。我多希望有灵魂的存在，拉近我与父亲的距离，满腔悔恨无所寄，空留哀思付江流。
父亲的过逝，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每次祭奠父亲，我都不敢说话，我一直在骗自己，父亲还活着，他正在外地旅行，说不定哪天就会回到我的身边，还会牵起我的手，带我去散步。哀伤的音乐一圈圈在空中盘旋，是我无声的呼唤与父亲的回应。
清明的到来是那样的并不可喜，细细春雨下，我麻木地随着人流拾级而上，缓缓走进坟茔累累的山谷。住脚的一瞬，内心深处的疼痛愈来愈烈，悔恨愈来愈浓，像这山上的乌云紧压着我，难以挣脱。心不再是空的，装的全是痛楚；不用抬头，亦知道要面对的，是那块沉甸甸的石碑。
香烟缭绕，纸钱翻飞，种种往事，蓦地涌上心头，不禁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可怪的是，在从小至大的成长历程里，我独记得一个镜头：在一间小黑屋子里，父亲用他那双粗糙的手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说：“三儿，你就给他们低低头，认个错吧！”他那唦哑颤抖的嗓音，至今仍回响于耳，他那浑浊凄惨的眼神，至今仍令我惶恐入梦。如果，此时此刻我能在父亲的墓碑上留字，我会刻上“悔恨莫及”四个大字。
纵有千里眼，也难见父面。跪在漫漫烟雾中，用手指细细抚摸墓碑上镌刻的“慈父曾汉卿之墓”几个大字，冥想着父亲在那边的孤寂与悲凉。我低着头，眼里淌着泪，心如刀绞，默默地说：永别了，生我养我的父亲！安息吧，疼我爱我的父亲！
那年侄儿放假回来。我病后虚弱，要侄儿陪我上坟。下山时，他问我坟墓里躺着的是谁？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想要知道的，无非是那个人的相貌和为人。但关于那个人的相貌，我无法向他加以描述。因为遗憾的是，那人活在世上七十多年，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后来找到的，仅有他的一张身份证，但身份证上的那个样子，怎么能传递一个人的一生呢？
我告诉侄儿这是爷爷的坟墓，他问我爷爷是怎么死的？这墓里还装有什么？可是，我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呢？我所能够告诉他的是，这坟是座空坟，墓穴里什么也没有，只放有爷爷的一张身份证和一顶他曾经戴过的蓝色的工作帽。而身份证上的那个人，那个在你小时候疼你抱你的最爱你的爷爷，已经失踪十多年了……
二
1991年7月23日，是我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父亲就是在那天晚上失踪的。
那天黄昏，父亲把两张竹床从屋里搬到屋外，顺墙摆在屋檐下，摆得平平稳稳的。接着到厨房提了两桶水，泼洒在竹床下面及周边的水泥地上，给那被骄阳烤了一天的地皮降降温度。然后，用抹布把竹床擦得干干净净。自退休以后，他特别喜欢做这些诸如劈柴禾、生煤炉、烧开水、修理桌椅板凳之类的小事情。哥哥姐姐在外地都已成家立业，老家里仅剩我们四人相依为命，母亲、小妹和我，已然适应父亲的这些习惯了。
盛夏时节，每当天色黑尽以后，小巷的路灯便渐进放出昏黄的光亮，白天炎热空寂的巷弄也渐进喧闹起来，楼上楼下、各家各户的竹床都搬了出来，摆成了一排排、密匝匝的竹床阵。每到这时，我和小妹就会各自架起双拐，从屋里慢慢挪到屋外，爬上竹床，与邻居一块儿摇着蒲扇聊天、打扑克、下象棋，惬意地消度酷暑。
那晚特别闷热，小巷里没有一丝风。父亲是光着上身出门的，下身穿一条黑布短裤，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手里拿着一把黑纸折扇，光脑袋，其它什么也没带，就这么潇洒地出门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临走前，他的神态平静祥和，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当时就我一人在屋里，正陷在一本名叫《生活在别处》的书里不能自拔。父亲经过我身边时轻声说：“三儿，到竹床上去乘凉吧，外面凉快些。”我头也没抬地应道：“好的，过一会儿我就出去。”后来才知道，这是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次日一早，我听到邻居小发在屋外和母亲说话：“曾奶奶！昨晚可真热啊，收音机都报40度了。”母亲应道：“是啊，确实太热了！我活了一大把年纪，也没见过这么热的。”小发使劲地摇着扇子说：“您不知道吧？江里发了大水呢，船码头的水面，都高过滨江大道的路面了。对了，昨晚我还碰到曾爷爷的咧！”母亲说：“你在哪里碰到他的呀？这死老头子玩得一夜都不回，不知道他又跑到哪家喝酒去了。”小发答道：“在一元路滨江公园门口。昨晚我和几个同事到江边堤上去乘凉，玩到转鈡才回来。我们出园，老爷子进去，我看到他喊了声曾爷爷！我跟他就隔三米远，应该听得到的。谁知他理也不理我，径直往里头走了。他往天不这样的，昨夜晚他是不是有点怪？”后来才知道，小发是父亲所见到的最后一个熟人。
第三天，母亲和我开始着急了。先是到叔叔和姨妈家去问，然后托他们到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家去寻。我们四处奔波，贴启事、登广告、上电视台、报告公安局，只要能想到的都试过了……如大海捞针一般，却查不到一点线索。真奇怪，活生生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母亲和小妹终日以泪洗面。我满腔的悲愤无处发泄，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夜深人静时去街头游荡、寻找。
几年以后，当我再仔细地回忆父亲当年失踪的情形时，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麻木不仁。如果当时我对父亲多一点点的关心，也不会对于他的痛苦没有一点察觉的。时过境迁，悲哀像一块冷却的铁，虽还压在心头，但已失去当初灼痛的热度了。因此，现在能够沉重地、但冷静地想想他的命运。
三
父亲出生于穷苦农家，没上过学，自幼在乡下放牛，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那年乡下大旱，地里没有收成，爷爷托人把11岁的父亲送到城里当学徒。父亲做事勤快利索，忠心耿耿服伺师傅师娘，吃了很多苦，终于学到一手做白案的好手艺。满师后，父亲到一家餐馆打工，还将弟弟从乡下带出来，跟他一块儿做白案。抗战胜利后，街面上逐渐热闹起来，父亲和叔叔商议着搭伙开个店。他俩在马路边租了间四尺宽的小门面，支起火炉和案板，找老乡赊了一袋面粉，开了一家卖生煎包子的小店。
解放以后，父亲和叔叔把小店捐给国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地做事，干干净净地做人，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小时候，我曾听父亲自豪地对朋友说：“凭自己的一双手勤快做事，就能养活一大家人！”
父亲为人诚实厚道，说话有礼貌，做事守规矩，待世人都很好。
有礼貌到什么程度？见什么人都言必称您。除小孩以外，上至老人，下至比他小几十岁的年轻人，他总是恭敬地招呼道：“您吃了么？”“您走好！”也许，这和他做了一辈子的服务行业所养成的职业素养有关。
守规矩到什么程度？可以说他参加作几十年，从未迟到、早退过，从未请过一次病、事假，就是生了病，他也一定要坚持到休班那天才去看医生。
父亲的诚实几乎到了迂腐的程度。1975年，我瘫痪了住进医院。他去病房探视我，邻床病人问他，您老高寿？在哪儿工作？赚多少钱？像派出所查户口似的。他居然老老实实地告诉那人，生于1915年6月30日，在时寿居餐馆工作，每月工资49块5毛。
父亲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记得暑假，9岁的我到他当时工作的农场去玩。晚饭后他带我到附近的乡间散步，沿着一条平坦的小路往前走。突然，从一个草堆后面跳出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伸开双臂站在路中央大声喝道：“我们是梁山好汉，请留下买路钱！”这顶多只是一场孩子气的恶作剧罢了。父亲那时正当壮年，只要大喊一声便可吓退这两位“好汉”，也就可以继续我们的散步了。然而父亲却拉着我的手，另拣一条小径继续朝前走了。我们本来是无目的地散步，走哪条道都无所谓，只是父亲的表现如此退让，令我深感失望。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在蚊帐里对我说的一番话，却使我至今都无法忘记：“三儿，爸爸打小没进过学堂，只是解放后在扫盲班学会了认几个字，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首诗，我却记得蛮清楚：千里修书为堵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父亲是个忧愁的人，他的后半生可以说是在忧伤与痛苦中度过的。其实在以前那个民生凋敝的年代，快乐的人并不多，谁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现在我只能猜想，他的痛苦可能源自于他的阶级成分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每个成年人都要划阶级、定成分。其依据是此人在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政治表现和社会地位，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世事与人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就全靠政府派来的工作队审察定夺了。偏偏当时的商业局工作队做事只求有“政绩”，不求细致准确，匆忙之间将父亲和叔叔这样的手工业者给划成了资本家（到了1980年才给纠正过来）。后来成年的我很不理解，他当时为什么那么胆怯？怎么不向工作队解释清楚？也不向上级领导申辩，居然就这么一声不吭地接受下来，害得自己后半辈子吃尽了苦头，害得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没了前程。当然，这只能怪那些工作队太极左，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运气不好罢了。于是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便成了被批斗、被抄家、被改造的对象，从此沦为了人下人。
此刻我只能猜想，以父亲软弱多愁的性情，说不定在“文革”那个动乱年代，他早就有过“失踪”的念头了。只是由于这个家庭人口众多，全指着他每月微薄的薪水来养活，他有责任，他不能过早消失。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父亲过于老实、过于软弱、逆来顺受。可是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内心一直是个善良的人，尽管生活困苦不堪，依然埋没不了他最本真的善良。所以他忍让着别人、忍受着母亲的埋怨，从不与人一般计较，总是默默的工作着。他知道只要自己努力些，拼命些，生活也许会慢慢好起来的。
四
父亲失踪几年后，母亲见父亲不可能回来了，就将暗楼上的一只油漆剥落殆尽的纸板箱搬了下来，那是父亲用了几十年的惟一的箱子。母亲和小妹仔细搜索，连箱板也给拆散了。最后只找到他的几件旧衣裤、一张身份证、一顶旧帽子和十几张发黄的奖状（以前那些年，他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却没有找到一件诸如房契、存折或金银首饰之类值钱的玩艺儿。母亲和小妹非常失望。父亲白顶了个资本家的成分，却没给后人留下一文财产。他光光地来到了这个世界，又光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唉——母亲伤心得长叹了一口气。
父亲上班时工作认真，服务热情，对顾客都好，他没有亏待这个城市。他做了一辈子白案，手艺是出了名的好，顾客都爱品尝他做的食品。特别是他潜心研制的“蟹壳黄”，名声享誉这个古老的都市，成了许多市民五、六十年代逢年过节走亲送礼的精美点心。前年腊月，父亲的老朋友，年已九十高龄的江老教授打电话来，谈起父亲仍唏嘘不已：“小三啊！我喜欢吃你爸爸做的点心，喜欢了五十多年哪。特别是他做的那个‘蟹壳黄’，现在已经失传了，再也买不到了……”
有些人对父亲却不好，这个城市也亏待了他。从1966年直到1991年，街道里某些握有小小权势的人，喜好拍上压下、鱼肉街邻。有时闲得无聊透了，也要拿我们这个弱势家庭耍一耍、开开心。高兴了就将父亲唤去训斥一番，然后做做清洁跑跑腿，买点夜宵和烟酒什么的。不高兴了就给我们兄妹的小摊罚款，交不出或交得不及时还要修理修理。看着一对残疾儿女受欺，父亲心里的伤痛比我们更甚。因而父亲的晚年过得极不愉快，难得见他有过宽心的笑容。一向结实健康的他，渐渐染上了胆结石、血压高、胃痛、前列腺炎等毛病。他不想对儿女诉说病痛，总是偷偷地上医院看病吃药，从不让我们为他担心。家里的事让他把心都操碎了，他自己的疾苦就只能一层一层地积压在肚子里了。
1990年夏，叔叔突发脑溢血在协和医院抢救，父亲得信后赶去医院探望。很晚以后才回家，他没有吃饭，只是坐在藤椅里发呆，整个人显得憔悴不堪。他就这么垂着头默默地坐到半夜，直至悲情难禁，才失声啜泣起来。
去年春节，我到婶婶家去拜年，她也因中风而瘫痪了。在那儿我见到了堂兄，多年未见不免多喝了几杯，酒后与他聊起了往事。这时我才知道，那天父亲赶到医院，我叔叔已处昏迷状态，内心世界恐怖万状，当时五官扭曲，四肢抽搐，嘴里连续不断地发出一种凄厉而令人心悸的尖叫声：“莫打了，我交代，我认罪……”堂兄对我说：“……说来真是惨不忍睹，我爸那个样子过世，你爸怎么受得了啊！他们老哥俩相依为命七十多年，谁也扔不下谁呀！”在我的印象里，叔叔高大威猛，豪爽乐观，没想到他心中的创伤与恐惧竟如此深重，到死也甩不掉“文革”这个恶魔的纠缠。那年叔叔的死，对父亲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我想，也许就是这些长长的忧伤和重重的痛苦，不断地折磨着和挤迫着父亲，年复一年，老人的精神支柱及特有的忍耐力终于被消磨殆尽了。
五
深感愧悔有罪的，是由我的倔强而犯下的难以赎补的错误，给了我老迈的父亲最后的致命一击，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可以说，是我害死了父亲。
1991年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集贸市场的小摊上摆放货物，准备开张。居委会的朱主任（外号肥猪）和麻副主任（外号麻雀）来到摊上，命我马上交纳明年的城市暂住费，每月8元，全年共计96元，一次性缴清。我连忙给二位主任敬烟点火，笑着说别人都是每月交3元，为什么偏偏要我交8元呢？肥朱说叫你交多少就交多少，哪来那么些屁话！
我是老三届的知青，那年上山下乡户口被迁往农村。后来我不幸遭遇雪冻得病瘫痪了，只得回城投靠父母，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病残知青的户口是可以迁回城市的。我年年向居委会和派出所申请，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好话说了几百遍，申请申报了十几回，结果皆如泥牛入海。他们不仅不同意，反而将我作为农村人口对待，每年都要收缴城市暂住费，隔长不短地还要交罚款和赞助费，我只能按期如数缴纳，不然就不让在家里住。以我家当时两老带两残疾儿女的贫弱状况，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够领救济金了，可在这个极左派肥朱这儿却不行。改革开放后，我和小妹在集贸市场申请了一个摊位，当起了街头小贩。由于体力不济，生意自然清淡，只是勉强维持糊口。且方方面面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其中最沉重的一些摊派和罚款都来自于这位大嗓门的胖主任，比如像我和妹妹这样的单身重残人每年都要交几十元的计划生育费和避孕药具费，还有些离奇而不可思议的批判会罚款、支援非洲难民捐款等等……
面对两位主任，我悲哀地诉说家中的种种困难，企图唤醒她们的恻隐之心，对我们这个特困家庭能给点儿照顾。没等我说完，肥朱便不耐烦地撇着个大嘴嚷道：“废话少说，拿钱来！我们要创收，要比去年翻番，不找你要找谁要啊？告诉你，就现在拿，没工夫跟你磨牙，不然的话，老娘就把你撵到乡下去，这儿没你呆的地方！”我苦笑着说：“您看我刚出摊，还没开张，等中午卖出钱来我再给您送去行不？”肥朱说：“不行不行，快点拿钱来！”就在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哪根筋儿给搅动了，突然傻气一冒说：“朱主任，听说您儿媳妇也是农村户口，不知道她要不要交钱？”肥朱勃然大怒：“好！好！你个婊子儿的！竟敢跟老娘顶嘴，有你好看的，你等着，马上叫人来收拾你！”……
人怕揭短，狗急跳墙，这事我应对得太蠢了。过了半小时，来了三个年轻人，为首的那位年纪大些，约莫二十七八岁，高高胖胖的，手里拎着个砖块似的公文包。他走到我摊前，说你开张没有啊？我连忙起身笑脸相迎，您想要点什么？他说我要钱你给不给？并将柜台使劲拍了一掌。跟在他身后的两瘦猴大声说，这是汤警官亲自来了，你的面子可不小啊！
前些日子听街坊说起过，我们这儿新调来一位姓汤的片儿警，为人阴损得很，听说是某处长的小舅子，办案子没本事，吃喝玩乐、敲诈勒索这一套倒挺在行。不知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汤饭”，就是窝囊废的意思。听到他的大名，我丝毫不敢怠慢，赶紧给几位大爷敬烟。我不大记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但我知道自己的措辞会比较文雅，比较谦卑，不会无礼，因为我根本不想让我在残疾以后的生活变得更艰难，或者毫无必要地去冒犯一个能完全摆布我的人。
没想到，“汤饭”冷笑一声，将香烟扔到我脸上，接着一把掀翻柜台，将货架上挂着的衣服扯下来扔了一地。我气得浑身发抖，却丝毫不敢反抗，只能低声下气地哀求他：“汤队长，有事好好说，您掀了我的摊子，我们一家人靠啥吃饭呢？”他用脚踩着衣服，转着圈儿地踩，伸手抓着我的衣领说：“你还想吃饭？老子今天来就是砸你的饭碗！”
平日我与市场里的小贩们和睦相处，颇有人缘。这时，隔壁左右的小贩们便围过来帮我解劝，说队长您大人大量，熄点火，有事说事，借债还钱，随便动手打人可要不得啊！过路的行人也纷纷谴责他。“汤饭”扭过头去对着围观的群众大声吼叫：“老子不吃你们这一套！婊子养的，个体户都他妈邪完了！你们想咋的，想聚众闹事吗？告诉你们，这是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走走走！都给老子滚远点！”何大姐是我们市场受人尊敬的军嫂，有名的心直口快，好打抱不平，就走出来脆声说：“你开口就骂人，动手就打人，哪儿像个人民警察嘛，简直就是个地痞流氓！”谁料想，“汤饭”突然从公文包里摸出支手枪来，朝天开了一枪，“啪”的一声响，把塑料天棚打了个窟窿，周围的人都吓得一蹦高。随即，“汤饭”大声命令那两个瘦猴：“把这个瘸子铐走！旁边的人谁再敢多话，都给老子抓起来！”
六
我被他们抓到派出所里，过堂、录口供、打耳光，挨臭骂，滋味可真不好受，最难受的是挨灯照。那是一盏很大的灯，绿色的铁皮灯罩，那只灯泡大约500瓦，也许是1000瓦，搁在办公桌上，正对着我的脸。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淌到胸口，淌到肚子上，一直淌到脚面。我的脸发烫，觉得快要烤糊了；眼睛也睁不开，觉得快要烤瞎了。“汤饭”和另一个人坐在灯罩后面，那个做笔录的警察说：“小子，现在该认错了吧，写份悔过书，再交点罚款，汤警官就会宽大处理你了。”我这人平常比较软弱，但有时候爱认死理，遇强则强，烦起来谁也不怕。我闭着眼睛对他们说：“我有什么错呢？抓人，砸摊子，都是汤警官做的，他应该向我道歉才是。中国是个讲道理、讲法制的国家，你们是执法者，这么对待我不大合适吧？我这人什么都怕，可就是不怕死，反正活着也是遭罪。逼供讯我不怕，就是烤瞎了眼睛，我也不会跟你认错的。你顶多关我48小时吧，过了这个时限我看你怎么下台？”也许，就是我的这几句话，提醒了“汤饭”，使他后来设计陷害我。
第二天黄昏，“汤饭”指使肥朱、麻雀叫来了我父亲。我听到他们在办公室里嘀嘀咕咕的，不知说些啥。我猜，也许是父亲又在给他们下跪求情了。过了好大一会儿，肥朱和麻雀才带着父亲来到留置室，一左一右地“开导”他：“老曾头，劝劝你的傻儿子吧，和公安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莫吃眼前亏嘛！你劝他写个悔过书，我们再帮着说点好话，汤警官就会放了他的。要不然，判他几年徒刑……”父亲听到这里，吓得脸色发青，手脚颤抖，他拉着我的手结结巴巴地说：“三儿，你就低、低头，跟他们，认个错吧！……你别犟了，我和你妈，都求你了。”看到泪水在父亲昏花的老眼里转着，我不敢对视，心里一阵刀割似的痛，我没有做声，只是紧咬着牙关不开口。我感觉，那一阵是我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
肥朱他们幸幸地出去了。又臭又脏的黑屋子回复了安静。我仰着头，在心里默默地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毫无疑问，真理是可以战胜邪恶的，乌云怎能遮得住太阳的光辉？我要到法院去告他们，到市里，到省里，我一定要告倒他们，我发誓！”但是，半小时过后，我的誓言便被卑劣的现实击得粉碎。
我被提到预审室，“汤饭”命我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纸和笔放在我面前，要我写一份检讨书，我不写。他说：“你不写也得写。你晓不晓得？老子这个手啊最近老是发痒，一发痒就想打人。”我的脸上随即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接着我的脑袋、身子缓缓上升，我使劲挣扎着。“怎么样？瘸子，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呀？呸！老子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想啥时候整你就啥时候整你，哼！你还敢跟老子充硬？信不信？老子分分钟都可以捏死你，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臭虫，轻松得很！”他把我狠狠地扔在椅子上。我觉着脖子和脸上有一种发烧疼痛的感觉。
“汤饭”喘了一会儿气，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平平整整地铺在办公桌上。然后给自己点上一根烟，吐了个大烟圈，然后将脚搁在桌上，用打火机敲着桌面说：“看到没有？这是你们居委会的朱主任、麻副主任，还有你老爹三个人一起写的证明材料。他们都在现场目睹了你在市场上聚众闹事，妨碍人民警察执行公务，并且围攻、辱骂人民警察的犯罪事实。”我在那张雪白的公文纸上，看到了一篇集歪曲、捏造、诬陷、恶毒于一纸的旷世奇文，看到了一个又红又圆的公章和三个鲜红的指印，看到了肥朱和麻雀那歪歪扭扭的笔迹，还有父亲那苍老而颤抖的签名。我的眼睛突然一阵发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我被彻底打垮了。晚上，父亲又来了一趟，如数缴清了我所“欠”的城市暂住费及治安拘留罚款。至此，在小黑屋里已被关押了36小时的我才被释放回家。后来，根据“汤饭”的建议，工商所没收了我的所有货物，并且吊销了我的营业执照。我们兄妹赖以糊口的小摊，终于被“汤饭”彻底砸碎了。从那以后，我对生活几乎丧失了信心，对自己、对他人，乃至于对人性也几乎丧失了信心。
七
从派出所出来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少言寡语的人，白天除了吃饭，整天躺在床上发呆，晚上架着拐杖出去游荡，直到夜深人静才回家睡觉。父亲也改变了许多，放弃了平日听收音机、看报纸或与邻居打扑克的嗜好。每天搬只凳子出去坐在街边，看马路上来去匆匆的行人，有时不愿看了，就闭着眼睛背靠电杆打盹。母亲和小妹也都死气沉沉地活着，连走路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响声。谁知道表面的平静下却蕴藏着一种难以排遣的绝望，一种难以置信的抉择——父亲竟然作出了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决定。
父亲失踪后的一天下午，母亲又絮絮叨叨地说起了父亲往日的种种好处和种种困苦。小妹忽然说记起一件事，那是在我被派出所放出来后的第三天夜里，母亲先睡了，我喝了一杯闷酒后就到街上游荡去了。父亲跟小妹说话，说着说着眼泪就淌下来了，边哭边说不该在那张纸上签字画押的，不该胆战心惊地上了肥猪和麻雀的当，把三儿给害惨了。小妹说父亲那天还骂了许多脏话，骂肥猪是母夜叉，骂麻雀是破鞋，骂“汤饭”是黑社会，骂他们坏事做绝了，不得好死会有报应的等等。听了小妹的叙述，我深感震惊，没想到平生唯唯诺诺、温良恭顺的父亲竟会骂出如此恶毒的话来。当时还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说是一种刺激，一种欣慰或一种发泄，都不够贴切，这感觉总归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堵在心口里。父亲居然敢在背地里诅咒那几个在他心目中握有生杀大权的“官僚”，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对于命的反抗，可惜的是，在他七十多年的生命里，仅仅迸发过这么一回。有人说“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父亲却是在沉默中爆发，在爆发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