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布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有那些?
关于“不抵抗政策”,最接近事变的指示,是9月6日张学良致电东北军方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③
不难看出,“不抵抗”实际上是事变前南京与张学良方面的“共识”。该“共识”之基础,乃是认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军方,使冲突不致扩大。
故而,事变前夕,宋子文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做通盘商讨。此前之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开僵局,结案似已指日可待。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务省确曾阻挠过事变。在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之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之浪人,时为9月5日。
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④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约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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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对“不抵抗政策”的讲述,何以呈现出一种“反复无常”——所谓“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实;“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亦非无因,南京方面确实高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制约能力;
而张对唐德刚称:放弃锦州,与蒋无关,“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也是事实。今人重新审视“不抵抗”,须深切体察当日内政之芜杂,而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蒋、张二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不抵抗政策
“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
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