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舞蹈的西周
礼乐教化
周武王领导各方国部落,一举灭商,在公元前1046年建立周朝。西周初年制礼作乐,汇集整理了从远古到周初歌颂对推动人类进步有贡献领袖的乐舞,如黄帝的《云门》、尧的《咸池》、舜的《大韶》、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以及歌颂武王伐纣的《大武》,合共六舞,史称《六代舞》。分文舞、武舞两大类。 周代将这些乐舞用于礼仪祭祀。各种不同等级的人,用不同规模的乐舞,等级严明,不容僭越。
同时又编制《六小舞》,用以教育国子(即贵族子弟,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可说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教材。《六小舞》大都是古代民间舞,如舞缯(丝绸)的《帗舞》、舞羽毛的《羽舞》、《皇舞》、舞盾的《干舞》、舞牛尾的《旄舞》、舞袖的《人舞》。自此以后,雅乐舞体系建立。
雅乐舞一直延续到清代,各朝各代均按本朝歌功颂德的需要而增删、编制。直至当代,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仍保存了从中国大陆传去的雅乐舞。有的地区,用于祭孔,有的地区按自己国家的需要加以改编。流传到韩国的雅乐,用于祭礼,1995年,韩国的祭礼乐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山东曲阜孔庙,至今仍用雅乐祭祀孔子,是旅游观光的项目之一。
雅乐在世界流传了3,000多年,但由于它刻板僵化,仅仅成为祭礼仪式,毫无艺术感染力,又无欣赏价值,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渐趋衰落,不受人们的欢迎。 孔庙、孔林、孔府.
八佾的佾字,音逸,马融注:“佾,列也。”八佾舞,由舞者执羽而舞,以八人为一列,八列则八八六十四人。这是天子祭太庙所用的人数。邢昺《疏》说,天子所以八佾者,案《春秋》隐公五年左氏《传》,公问执羽人数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左传》杜预注,《公羊传》何休注,皆说,诸侯六佾,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佾,四四十六人。士二佾,二二为四人。邢《疏》又引服虔《左传解谊》说,诸侯用六,为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为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为二八十六人。后儒以为,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每列必须八人,当以服氏之说为允。 尽管周代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因袭商代,而且宗教观仍占统治地位,但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却已大不相同了。殷人信尚鬼神,周人则尊神而远之;加上“殷鉴不远”的历史教训,促使周王朝制订了“礼乐”制度。雅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由此,周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宫廷雅乐体系。雅乐,即中国古代祭祀天地、祖先、神灵以及祝祷风调、雨顺、丰收等典礼时所演奏的音乐形式,它体现在当时的宫廷郊社、庙宇宗堂或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例如最为西周统治者推崇,便是被后来的儒家奉为典范的“六代之乐”。
这些乐舞不仅反映出当时统治者“王者功成作乐”的心态(如《乐记》:“夫乐者,象成者也。”意指所奏的音乐,象征着战争得胜利),同时也反映出西周的“礼乐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周礼.春官.大司乐》中道:“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表明当时已指定了严格的音乐制度,即王的乐队和乐器可以排列为东西南北四面;诸侯可排列三面;卿和大夫可排列两面;士只可以排列一面。由此可见,这种带有等级的“礼乐制度”,事实上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而设定的。 广西花山岩画和云南沧源岩画中,都有戴着长长羽翎或披羽的人。古代传说:禹征有苗30天,有苗仍不服。于是收兵,“舞干羽于两阶”。70天后,有苗归服了。禹用干(防御性武器)和羽(表示和平愿望的橄榄枝),于是有苗归服,战争停止了。雅乐舞体系中的另一大类──文舞,就是拿着羽毛和籥(编管乐器)舞蹈的。
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贮贝(当时的钱币)器盖上,刻有一群手执羽毛的舞人纹样。滇王庄跷,本楚国将领,奉命出征云南。秦灭楚国后,庄跷定居云南,被当地民族拥护为滇王,故滇王墓随葬品中,有不少带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文物。
至今白马藏人,还有用漂亮羽毛向姑娘求爱的风俗。羽毛是勇敢、智慧猎人的标志,容易受到姑娘的青睐,故送羽毛求爱。 ──刑天舞干戚
原始时代,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常常发生掠夺或血亲复仇的战争。既有战争生活,就产生了反映战争的舞蹈,如甘肃黑山岩画中的操练图;云南沧源岩画中手执干(盾)戚(斧)的人物形象;阴山岩画有杀战俘庆功的舞蹈场面:一个没有脑袋的尸体张臂躺在地下,头颅则滚到一个手执牛尾、兴奋起舞的舞者的脚步下。 宁死不屈的刑天精神,传为千古佳话:刑天氏与帝争战。帝胜,砍掉刑天的头,葬在常阳之山,刑天不屈,以乳为眼睛,以肚脐为口,手执干(盾)戚(斧)而舞。刑天宁死不屈,虽死仍战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炎黄子孙。手执干戚而舞,成为古代典型的武舞,是雅乐舞体系中的一大类。与后世武术中的各种器械术,戏曲中的把子功以及舞蹈中的《剑舞》等等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