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魏征是一代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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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魏征
隋朝末年,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堤坝迅速垮塌。此时,饱读诗书、素怀大志的魏征决心投奔义军,想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智慧去建功立业。但终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文韬武略难以得到施展。即使是在李建成府上任洗马期间,他的满腹经纶也未能被采纳和接受,以至于玄武门事变李建成被诛之后,作为先太子的僚属,面对李世民的厉声喝问和殿前武士的巨斧利刃,魏征毫不畏惧,慷慨陈词:如果先太子听从我的劝告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结局。这不能不让人在赞叹他的忠贞耿介之心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愤懑和遗憾。也恰恰是这一点,赢得了李世民的激赏和垂爱,不仅赦免了他,而且委以重任,由此拉开了君臣之间“契协云龙,义均鱼水”历史奇观的序幕。
李世民之所以不计前嫌,除了看中魏征所具有的忠贞不二、直言敢谏的品格和贯通古今的才学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明白,自己大位初登,国家百废待兴,如果没有一批有真才实学、敢讲真话的“左膀右臂”支持辅佐,终将一事无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民重用魏征,是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开创千秋大业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实践证明,自被李世民授任谏议大夫起,魏征在此后十几年的御前生涯中,先后向李世民谏陈二百余事,而且多被采纳并付诸实施。
魏征的标志性符号:直谏
魏征是自古以来杰出的谏官代表。他“事有必犯,知无不为”,即使是李世民发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比如贞观二年,许多地方发生蝗灾,甘肃一县令盗用官粮。李世民闻奏大怒,下令处斩。魏征认为罪不当斩,三次抗驳诏命。贞观三年,李世民曾下令免除关中地区租税两年,但不久又决定已经交纳的就从明年算起。魏征认为朝廷如此出尔反尔,失信于民。因此不顾太宗的震怒,几次拒绝在通告上签字。
由于魏征的据理力谏,有时居然使李世民产生了近似条件反射般的自觉意识。一次他想去秦岭打猎,车驾行装都已备好却迟迟没有成行。魏征问起此事,李世民不好意思地说,正是怕你谏阻,所以取消了此行。
贞观中期以后,李世民渐渐表现出“忘本”(忘记以民为本)、“忘危”(忘记隋亡教训)的苗头。对此,魏征于贞观十一年“频上四疏,以陈得失”。特别是《谏太宗十思疏》,规劝李世民按照人君治国理政应当遵从的十条规范对照反省自己。两年后,魏征又上《谏太宗十渐不克终疏》,直截了当地对李世民近年来放松自我要求,不能从严治政的十种表现进行了分析,并提醒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魏征体国情深的“双十上疏”,集中代表了他治国安邦的政治见解。但这常常让李世民下不了台,以至于不止一次说出“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下佬”这样的激愤之词。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正是看准这一点,往往引用隋亡史实来促他警觉。李世民也深知魏征的用心,所以气话说完回过味来,也不得不慨叹:安国立民,犯颜直谏,唯有魏征。
魏征直谏的基础:正己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李世民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难免有生气和犯糊涂的时候。魏征先后上疏二百多件,即使是备加小心,也难免百密一疏,况且又给过李世民那么多难堪,所以受冷遇、遭训斥甚至被威胁杀头的事也是常有的。可他批评皇上的底气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其原因在于他自己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却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如此,当他被人嫉妒,并有人告歪状说他结党营私时,他能心地坦然,神色不变。李世民捎话让他注意检点言行,免得别人议论。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只顾注意言行细节而不主持公道,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说了。还有人说他侍奉过的三个主子都先后灭亡了,挑拨太宗不要重用他。李世民则反驳说,那并不是魏征的错,而是因为三人未能正确使用魏征。
魏征曾多次劝告李世民要时刻牢记隋亡的教训,戒奢倡俭,而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朝为官二十多年,被封为郑国公,赐位特进。举朝上下能享受到此等待遇的也没几个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家居然简陋得连间接待宾客的正厅都没有。难怪李世民前来探视病中的魏征时也感到吃惊,慨叹偌大繁华京城里的国公府第居然如此简朴。魏征过世后,李世民要赐其一品仪仗。身穿一袭旧粗布短衣的魏征之妻谢绝道:魏征一生俭朴,如此厚葬非其生前所愿。可见对于戒奢以俭的主张,魏征不只是说给皇上听的,而且自己身体力行。
关于魏征的几点思考
魏征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包括经济思想、法治主张和文化观点在内的执政理念,和他切中时弊、持论雄辩的进谏艺术,忠于职守、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以及公道正直、宁折不弯的人格魅力,早已超出了历史时空的局限,形成了一种特殊但内涵却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
首先,魏征在政治方面的进步意义在于他的忠君思想和民本意识的统一。从李密到窦建德再到李建成,魏征曾三易其主。为他们出谋划策,他都自视为报效国家之举。辅佐李世民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致获得了当朝天子“敬之重之,同与师傅,不以人臣处之”的殊荣。但他的可贵之处是,在“忠君之事”的同时常怀爱民之心,或者说其忠君思想是以民本意识为基础的。
第二,魏征在履行职责方面提供的范示是直谏和善谏的结合。魏征以报效国家为己任,所以进谏从不转弯抹角,避重就轻。为此君臣二人曾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辩,但由于魏征每次进谏所讲的理由都很充足,所以争辩的结果大多是李世民接受劝谏,并且给予魏征某种嘉奖。
第三,魏征在做人与为官方面值得借鉴的是立德、立功与立言相得益彰。
古人把立德、立功和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三个层次。魏征作为谏官,在位时尽职尽责,勤奋敬业;身体不佳时主动退位,让贤于人,真可谓坦荡无私,高风亮节。他曾被授任太子太师,最后被李世民尊为可以知得失的“人镜”,可见其德行操守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此外,从贞观初年开始,魏征呕心沥血历时五年多,主持编纂了一部资政大典《群书治要》。此书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晋代末年,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庸主败政的教训;既有先贤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李世民看了都情不自禁地击节叫好,并指示抄给诸子百官,以传后嗣。几乎是与此同时,魏征奉命开始了历时七年的《隋书》等史籍的编纂工作。其间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熬掉了多少青丝与白发。到了晚年,甚至在病重弥留之际,他仍在书写奏章,为朝政的得失而劳神操心。一代名臣忠贞至此,连李世民也不得不为痛失“一镜”而潸然泪下。
魏征的一生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都堪称楷模。特别是他直言敢谏的可贵品格和辅国治世的深刻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文化坐标和鲜明符号,为后人提供了宝贵镜鉴,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发现、所发展,从而为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隋朝末年,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堤坝迅速垮塌。此时,饱读诗书、素怀大志的魏征决心投奔义军,想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智慧去建功立业。但终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文韬武略难以得到施展。即使是在李建成府上任洗马期间,他的满腹经纶也未能被采纳和接受,以至于玄武门事变李建成被诛之后,作为先太子的僚属,面对李世民的厉声喝问和殿前武士的巨斧利刃,魏征毫不畏惧,慷慨陈词:如果先太子听从我的劝告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结局。这不能不让人在赞叹他的忠贞耿介之心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愤懑和遗憾。也恰恰是这一点,赢得了李世民的激赏和垂爱,不仅赦免了他,而且委以重任,由此拉开了君臣之间“契协云龙,义均鱼水”历史奇观的序幕。
李世民之所以不计前嫌,除了看中魏征所具有的忠贞不二、直言敢谏的品格和贯通古今的才学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明白,自己大位初登,国家百废待兴,如果没有一批有真才实学、敢讲真话的“左膀右臂”支持辅佐,终将一事无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民重用魏征,是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开创千秋大业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实践证明,自被李世民授任谏议大夫起,魏征在此后十几年的御前生涯中,先后向李世民谏陈二百余事,而且多被采纳并付诸实施。
魏征的标志性符号:直谏
魏征是自古以来杰出的谏官代表。他“事有必犯,知无不为”,即使是李世民发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比如贞观二年,许多地方发生蝗灾,甘肃一县令盗用官粮。李世民闻奏大怒,下令处斩。魏征认为罪不当斩,三次抗驳诏命。贞观三年,李世民曾下令免除关中地区租税两年,但不久又决定已经交纳的就从明年算起。魏征认为朝廷如此出尔反尔,失信于民。因此不顾太宗的震怒,几次拒绝在通告上签字。
由于魏征的据理力谏,有时居然使李世民产生了近似条件反射般的自觉意识。一次他想去秦岭打猎,车驾行装都已备好却迟迟没有成行。魏征问起此事,李世民不好意思地说,正是怕你谏阻,所以取消了此行。
贞观中期以后,李世民渐渐表现出“忘本”(忘记以民为本)、“忘危”(忘记隋亡教训)的苗头。对此,魏征于贞观十一年“频上四疏,以陈得失”。特别是《谏太宗十思疏》,规劝李世民按照人君治国理政应当遵从的十条规范对照反省自己。两年后,魏征又上《谏太宗十渐不克终疏》,直截了当地对李世民近年来放松自我要求,不能从严治政的十种表现进行了分析,并提醒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魏征体国情深的“双十上疏”,集中代表了他治国安邦的政治见解。但这常常让李世民下不了台,以至于不止一次说出“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下佬”这样的激愤之词。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正是看准这一点,往往引用隋亡史实来促他警觉。李世民也深知魏征的用心,所以气话说完回过味来,也不得不慨叹:安国立民,犯颜直谏,唯有魏征。
魏征直谏的基础:正己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李世民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难免有生气和犯糊涂的时候。魏征先后上疏二百多件,即使是备加小心,也难免百密一疏,况且又给过李世民那么多难堪,所以受冷遇、遭训斥甚至被威胁杀头的事也是常有的。可他批评皇上的底气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其原因在于他自己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却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如此,当他被人嫉妒,并有人告歪状说他结党营私时,他能心地坦然,神色不变。李世民捎话让他注意检点言行,免得别人议论。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只顾注意言行细节而不主持公道,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说了。还有人说他侍奉过的三个主子都先后灭亡了,挑拨太宗不要重用他。李世民则反驳说,那并不是魏征的错,而是因为三人未能正确使用魏征。
魏征曾多次劝告李世民要时刻牢记隋亡的教训,戒奢倡俭,而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朝为官二十多年,被封为郑国公,赐位特进。举朝上下能享受到此等待遇的也没几个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家居然简陋得连间接待宾客的正厅都没有。难怪李世民前来探视病中的魏征时也感到吃惊,慨叹偌大繁华京城里的国公府第居然如此简朴。魏征过世后,李世民要赐其一品仪仗。身穿一袭旧粗布短衣的魏征之妻谢绝道:魏征一生俭朴,如此厚葬非其生前所愿。可见对于戒奢以俭的主张,魏征不只是说给皇上听的,而且自己身体力行。
关于魏征的几点思考
魏征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包括经济思想、法治主张和文化观点在内的执政理念,和他切中时弊、持论雄辩的进谏艺术,忠于职守、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以及公道正直、宁折不弯的人格魅力,早已超出了历史时空的局限,形成了一种特殊但内涵却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
首先,魏征在政治方面的进步意义在于他的忠君思想和民本意识的统一。从李密到窦建德再到李建成,魏征曾三易其主。为他们出谋划策,他都自视为报效国家之举。辅佐李世民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致获得了当朝天子“敬之重之,同与师傅,不以人臣处之”的殊荣。但他的可贵之处是,在“忠君之事”的同时常怀爱民之心,或者说其忠君思想是以民本意识为基础的。
第二,魏征在履行职责方面提供的范示是直谏和善谏的结合。魏征以报效国家为己任,所以进谏从不转弯抹角,避重就轻。为此君臣二人曾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辩,但由于魏征每次进谏所讲的理由都很充足,所以争辩的结果大多是李世民接受劝谏,并且给予魏征某种嘉奖。
第三,魏征在做人与为官方面值得借鉴的是立德、立功与立言相得益彰。
古人把立德、立功和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三个层次。魏征作为谏官,在位时尽职尽责,勤奋敬业;身体不佳时主动退位,让贤于人,真可谓坦荡无私,高风亮节。他曾被授任太子太师,最后被李世民尊为可以知得失的“人镜”,可见其德行操守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此外,从贞观初年开始,魏征呕心沥血历时五年多,主持编纂了一部资政大典《群书治要》。此书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晋代末年,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庸主败政的教训;既有先贤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李世民看了都情不自禁地击节叫好,并指示抄给诸子百官,以传后嗣。几乎是与此同时,魏征奉命开始了历时七年的《隋书》等史籍的编纂工作。其间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熬掉了多少青丝与白发。到了晚年,甚至在病重弥留之际,他仍在书写奏章,为朝政的得失而劳神操心。一代名臣忠贞至此,连李世民也不得不为痛失“一镜”而潸然泪下。
魏征的一生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都堪称楷模。特别是他直言敢谏的可贵品格和辅国治世的深刻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文化坐标和鲜明符号,为后人提供了宝贵镜鉴,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发现、所发展,从而为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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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贤臣,不能称之为忠臣;不能既是贰臣又是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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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臣魏征被历代封建帝王表面广为推崇,而实际并不喜欢这样的臣子;可百姓却真心实意喜欢这样好官。究其原因,魏征并不是忠臣,而是良臣。
忠臣就是以君主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为了维护君主的最大利益不惜遭至杀身之祸而冒犯君主的官吏。然而,忠臣并不等于良臣,因为忠臣所做的事,不一定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甚至对君主有利。
魏征不做忠臣做良臣的理念,不但是古代为官者学习的楷模,当今的公务员也值得借鉴!他提出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座右
铭,更是时下一些官员大肆“三公消费”的一面镜子。
忠臣就是以君主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为了维护君主的最大利益不惜遭至杀身之祸而冒犯君主的官吏。然而,忠臣并不等于良臣,因为忠臣所做的事,不一定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甚至对君主有利。
魏征不做忠臣做良臣的理念,不但是古代为官者学习的楷模,当今的公务员也值得借鉴!他提出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座右
铭,更是时下一些官员大肆“三公消费”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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