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劫富济贫是《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一个特色标签，也是千百年来为书场说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都知道梁山这伙人其实就是上山落草的土匪，但是在施耐庵的小说里他们自己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子，标榜着自己在做“除暴安良”的好事。
回到问题，梁山好汉劫了哪些富，又济了那些贫？
我们回头再读读施耐庵的《水浒传》，不难发现这些好汉还真的劫了不少的富。
《水浒传》中，晁盖火并王伦之后当上了梁山的一把手，为了收买王伦旧部的人心，他将与吴用、阮氏兄弟等打劫得来的生辰纲当众赏赐众小头目”。我们知道生辰纲这是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好汉打劫出的第一笔富金，当时的大首领晁盖并没有济贫，而是用着这笔劫富金笼络人心。
随着梁山的规模的愈来愈大，他们的经济来源，施耐庵在小说中的第七十一回就有了明确的阐述：
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要么就是拦路抢劫上任官员，并且杀全家；要么就是抢劫方圆一百多公里的大户人家，至少上千家。
由此可见，梁山好汉经济来源就在于他们的“劫富”，这个环节上，梁山好汉算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但他们在聚义堂前竖起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两面大，他们在安良济贫上做的怎样呢呢？
实际上，施耐庵并没有提到梁山好汉如何的济贫，小说里总是写道梁山好汉屡屡劫富成功，都是，尽数装载上山，并没有留下一个铜板。这正梁山这群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好不快活”的正是土匪写照。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以“梁山好汉”自居的这群人和他们的组织出济贫的记载并不多，甚至可以说，跟劫富比起来，那是少得可怜。
梁山好汉攻破东昌府之后，宋江倒是做得稍微地道一些，攻破东昌府的第二天，宋江就下令打开仓库，将府库银两装车运往水泊梁山。粮食一半救民，一半运往梁山。也就是说，这次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组织终于是躺开大门做出了济贫的大举。虽然没有给东昌府的百姓留下一个铜板，但还是破例的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在梁山这次济贫上，施耐庵却补上了一句“太守清廉”。这让我们想想当时的宋江等获得的油水于粮食并不多。最重要的是“太守清廉”四个字，让我们质疑，不是替天行道的好汉吗，连清廉的好官他们也劫，也要杀？
打完东昌府后，梁山这群人就开始了只进不出的貔貅生涯，在他们被朝廷招了安，开始拿朝廷的俸禄了，宋江一伙人离开梁山时，宋江将梁山上多年劫富来的财产全部拿走，按理说宋江走时会分些财物给周围的老百姓了，也算是一个济贫，可是宋江还是没舍得。宋江把这笔巨大的财富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作为公用基金，一部分平均分给一起接受招安的将士，一部分用于不愿意接受招安的“三五千人”的遣散费。
说来说去，梁山好汉在济贫上没有太多的作为，这也怪不得，梁山这群人大多是落难的官僚与十足的土匪恶霸，像武松、鲁智深这样的真好汉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