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苏维埃运动的内容概括

Answer 1

在土地革命时期，蓬勃兴起的苏维埃运动，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中国苏维埃运动虽然基本上是依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框架和模式而兴起的，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历史环境下，却为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正是由于苏维埃运动模式的影响，又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迟滞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直至1935年以后，随着中共政策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最终被确定下来。
一
中国苏维埃运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创造，而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产物。
关于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组织和实行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共产国际二大有所论及。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报告》中指出：“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落后国家或殖民地的共产党“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列宁并且预见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对于殖民地革命中如何实现苏维埃的问题，列宁除了阐明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之外，没有规定具体的模式和框架。相反，他强调指出：“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1]。列宁的上述指示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事隔7年，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列宁上述指示的精神被纳入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之中，从而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宣传提纲、7月28日写的《时事问题简评》以及8月9日发表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的演说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论”。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革命的主要锋芒是国内封建势力，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七·一五”政变后，汪精卫集团转入反革命营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脱离了革命，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了。
斯大林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后，由于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现实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中国革命形势非但没有出现组织苏维埃所需要的革命高潮，相反处于明显的低潮，加上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仍然没有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幻想着组织“左派国民党运动”，以及托洛茨基反对派当时正在利用组织苏维埃来攻击斯大林继续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没有马上提出组织苏维埃的问题。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议案》和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都批评了试图建立苏维埃的作法，认为“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2]。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苏联《真理报》7月26日的社论中，虽然指出“国民党业已出现的重大危机已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但对国民党还是抱有幻想，说“争取国民党的斗争结局如何，尚未得到最后答案。”两天后的7月28日，斯大林在发表的《时局问题简评》中指出：“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口号”，但又指出“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3]。
可是，当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现“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国民党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策略。8月9日，联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说：“当前时期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在其遭到严重失败的同时，发生了各派力量的激烈改组，在各派力量的改组过程中，工农和城市贫民结成反对一切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转入了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即直接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既然共产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将该党转变为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并使其实现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势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为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和手工业者苏维埃。”[4]这就是说，在8月上旬，联共中央已经放弃争取国民党左派的策略，而决定在中国实行建立苏维埃的计划了。
然而，中共中央的策略的转变则比联共中央要晚一个多月。8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
》中，在肯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的同时，仍然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5]。8月23日，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批评了湖南省委关于放弃国民党旗帜，立即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的建议，指出：“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案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了，这是不对的。”[6]
直到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根据国民党的旗帜在群众中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的形势，才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取消了8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实行暴动的条款，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7]。至此，中共中央就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来抓了。
由上可知，中国苏维埃运动基本上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依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框架和模式而兴起的，并不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

Answer 2

土地革命时期，蓬勃兴起的苏维埃运动，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中国苏维埃运动虽然基本上是依据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框架和模式而兴起的，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历史环境下，却为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正是由于苏维埃运动模式的影响，又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迟滞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直至1935年以后，随着中共政策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最终被确定下来。
一
中国苏维埃运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创造，而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产物。
关于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组织和实行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共产国际二大有所论及。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报告》中指出：“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落后国家或殖民地的共产党“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列宁并且预见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对于殖民地革命中如何实现苏维埃的问题，列宁除了阐明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之外，没有规定具体的模式和框架。相反，他强调指出：“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1]。列宁的上述指示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事隔7年，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列宁上述指示的精神被纳入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之中，从而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宣传提纲、7月28日写的《时事问题简评》以及8月9日发表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的演说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论”。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革命的主要锋芒是国内封建势力，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七·一五”政变后，汪精卫集团转入反革